搬運：中美洲革命與第四國際（托派）的決議（02）中美洲革命的特徵和性質
第二章 革命的特徵和性質
（1）中美洲地峽的被壓迫的與被剝削的人們現在不再甘於受欺壓了。他們從70年代初就開始反叛，反叛的一個原因就是生活水平的頗嚴重的惡化。其它原因包括政治的渴望老是受到挫折、民主權利永遠被剝奪、以及長期積累起來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
在過去三十年中，中美洲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45%以上的人口不到十四歲。大多數的年青人被統治階級認為是危險分子。索莫沙和瓜地馬拉的軍事當局最公開地證明這點。
半失業與失業的人數愈來愈多。自從70年代末期以來，失業情況變得極為嚴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極端不平均。幾乎65%的人口生活在「窮困」中，而且40%的人口生活在「極端窮困」之中（在薩爾瓦多是57%）。營養不良、營養不足、極高的嬰孩死亡率、文盲、一般地缺乏水、電等基本服務、流行的地區性疾病等，是極大多數正向帝國主義、它所扶植的政權、及或多或少受它公開保護的獨裁政權進行鬥爭的人民每天所面對的現實。
由於農業危機和工業化的影響，城市人口快速地增加。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極大部份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集居在大城市的、特別是首都的下層階級的地區。在過去十五年中，學生人數大為增加。他們構成一股社會與政治的勢力，將會在政治鬥爭和革命組織的生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農村人口還是很大，還是占人口的多數：平均起來，占人口的55%以上（薩爾瓦多、宏都拉斯、以及瓜地馬拉也有特別的比重）。農村的勞動人口繼續增加，因此半失業的情況也大為增加。在農業轉變的影響之下，地區性的中心也生長起來。這些城市和農村的「群眾化」就是人民鬥爭的基礎。
資本主義的國際性危機對這些國家的脆弱的、畸形的、和依賴的經濟的打擊，使這些經濟走向它們的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結果與具有廣闊農業基礎但是新近才城市化和失業半失業嚴重的國家的經濟危機結合起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惡化，小農、農業無產階級和農業半無產階級已經加速地走向貧窮化，而且連中、小資產階級也免不了受災殃。整個社會結構已經動搖了。
（2）寡頭政治的破裂，成為一個有利於革命過程的因素。當權的寡頭政制，由於完全參加經濟「現代化」，正在局部地被轉變，所以正在經歷分化的過程。這在有些時候是內部緊張的表現。這個過程也在軍隊中發生。軍隊本身就在「轉變」。這些寡頭政制不能對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擴張、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破裂、城市中產階級的擴大、跨國公司的進入等等）所產生的社會與政治效果作出反應。中美洲共同市場刺激了這些變化。雖然60年代末期發生經濟危機，但是中美洲共同市場也相對地加速了經濟發展。這個發展和現代化在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影響遠遠超過它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從這方面看來，經濟的發展是片面的、表面的、而且變形的。以農業為例，只有外銷的部門才與這個過程有關，而這外銷部門還與土地的集中有密切的關係。以內銷為主的農業（基本食糧）的情況則愈來愈壞。工業化正在起飛——它在國內總產值中的份量在十五年之內增加了一倍。但是它還是非常脆弱，而且並沒有改變外銷農業所佔的優勢。
寡頭政制不能夠永遠維持舊有的統治方式了（只有哥斯大黎加是個例外）。資產階級之間的內鬥愈來愈頻繁，而這種內鬥甚至在資產階級國家中表現出來（瓜地馬拉的幾次政變；薩爾瓦多因莫里納將軍的農業改革而引起的幾次矛盾；尼加拉瓜在1975年以後的幾次愈來愈強烈的衝突）。但是，這些寡頭政制只想在資產階級之內獨霸權力，所以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聯盟，而且也不能進行機構上的改組來鞏固霸權。
所謂「中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時常去推動一些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計畫都是短暫的，不是被軍人政変所破壞，就是局勢被專制者所把持（1963年瓜地馬拉的約瑟·阿勒凡洛；1972及1977年薩爾瓦多的基督民主黨和杜埃德兩次被「剝奪」了選舉的勝利；1967年及1972-73年尼加拉瓜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公約）。「再生的力量」（即資產階級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譯者注）恐懼群眾像恐懼瘟疫一樣，所以通常都是以停止抗議來交換與寡頭政權、軍隊和帝國主義的討價還價。帝國主義總是維持寡頭政權作為盟友。
目下這些政權的結構都不能夠阻擋群眾的抗議運動的興起。他們連局部地控制這些運動的孔道也無法建立起來。因此，政治與社會的不安愈來愈厲害了。這些寡頭政權完全貶低資產階級民主的各個構成部份的價值（議會、選舉、獨立的法律制度、新聞自由等等）。
為了保障他們的利益，寡頭政制及其盟友比較多地向老闆與專業協會求援，較少向政黨求援，因為政黨的角色只限於在選舉的鬧劇上，所以它們的用處是暫時的。寡頭政制的「為了秩序而犧牲進步」的思想與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黏在一起。這就顯示了他們的歷史的弱點、與思想貧乏——雖然他們的武裝設備是極好的。
寡頭政權之向國家恐怖行動與軍事獨裁求援，在政權進入最深的危機以前，是得到天主教最高層的祝福的。當統治階級面對群眾鬥爭的崛起而難以維持階級的統治的時候，國家恐怖行動與軍事獨裁就是他們所選擇的反應。這並不排除更綜合的（政治的與鎮壓的）行動。這些行動已在宏都拉斯或者在目前的瓜地馬拉或薩爾瓦多施用過。但是在瓜地馬拉，這些行動是屬於其軍事當局特別設計的「反暴亂」的政策。
上面所提出的這些要素，可以使我們了解中美洲革命鬥爭（除了哥斯大黎加以外）的情況與拉丁美洲許多重要的國家的情況的不同，因在拉丁美洲國家，統治階級可以求助於其它方法，而且還能夠玩玩「受控制的、但是動搖的民主櫉窗」的把戲。
（3）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經常在該地區進行干預，民族資產階級很難形成堅實的基礎。當然，在「進步同盟」及其它架構的影響之下，以及經濟的相對生長，這些資產階級稍為鞏固了一點。但是他們仍然是民族與歷史的根基非常微弱的社會力量。這一點已經被危機以及1979年以來的革命暴動所尖銳地證明。軍隊的鞏固以及可以與美國談判的軍事政策（瓜地馬拉）並沒有大大地改變這些基本的因素。他們的「獨佔的」特性（少數幾個家族和新上升的軍事領袖控制國家的大部份財富，特別是土地）和他們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臣服，表示有系統的鎮壓仍然是他們的統治方式中一個主要因素。他們的經濟政策，除了超級剝削和與帝國主義的資本連繫以外，就是資本的逃離。目前的局勢明顯地證明這點。他們「犧牲」了將來的階級利益，來遷就目前的急迫的要求。這證明了他們的寄生性質。他們假裝為國家的前途操心，其實準備出賣國家。
到結果，這要靠人民——被壓迫的群眾——來建立國家，來建立真正獨立的民族國家。而且，只有靠這個廣闊的社會與民族的動力，才能夠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使革命勝利。革命的勝利就更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這是我們從桑地諾主義者的反索莫沙政權的鬥爭中所學到的主要教訓之一。
（4）中美洲的群眾運動，從30年代的鬥爭的歷史中，得到他們的力量。這段歷史鍛練出好幾個反帝與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偉大人類。桑地諾和馬地就是其中兩個著名的人物。墨西哥的卡德納斯時期的經驗及其所推動的改革也在歷史上留下了烙印。最後，瓜地馬拉的阿本茲政府的時期（1950-54年）也是這個歷史遺產的一部份。它一方面顯示資產階級農業改革的極限，另方面也顯示了緊張的群眾動員。
自從70年代初期起，群眾鬥爭也經過了幾個階段，導致了公開的軍事衝突——其衝突的程度依國家而不同。
自從1972-73年以來，通貨膨脹開始減低人民的收入。教師、大學教授、銀行僱員、社會福利與衛生工作人員等等社會層份變為激進化。工會擴大其影響，所以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城郊貧民區居民和「移居者」開始動員與組織起來。無地的農民也組織佔領土地的行動。這是最有效的違抗法令的行動，可以打破農民的屈服的與宿命論的思想。農民之進入政治舞台就產生了無可彌補的裂隙。革命組織積聚他們的力量。抗議和社會與經濟的運動公開地組織。直至1977-78年這些運動有時還是合法的。
新演員參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反對高階層的天主教徒和教士；在瓜地馬拉占貧農中的多數的印地安人；婦女組織和政治犯與「失蹤者」的家人的協會。
資產階級改革在那時候的失敗使人民不相信可以在法律範圍之內進行鬥爭。
自從1978年以來，公開與地下鬥爭，合法與非法鬥爭愈來愈結合在一起了（佔領工廠與土地，貧民區居民之自衛與武裝行動」。鎮壓大幅度地增加。教士、工會領袖、學生、農民和工人被綁票與暗殺者數以千計。恐怖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一個新的社會分類被創立起來：國內及國外的政治難民。這就證明整個區域的窮人的情況是多麼不安定。
勞苦大眾，基於他們自己的經驗，愈來愈了解，他們之為民主的、社會的、與經濟的權利所作的最基本的鬥爭，已被轉變為與當政者的政治交鋒。推翻獨裁政制可以說是進行大規模改革的條件。各種不同的社會層份的鬥爭集中起來。作為受剝削和受壓迫群眾的的領導力量的政治軍事組織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社會的交鋒必定以群眾起義、武裝人民運動和人民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後者還具有階級戰爭的意義。尼加拉瓜的群眾起義（1979年）之推翻了索莫沙的國家機構，以及薩爾瓦多的廣大的群眾動員（1980年）就是這麼一個轉捩點。
這個區域的革命發展的新架構是桑地諾革命、其國家、與其軍隊的鞏固，薩爾瓦多的內戰的開始，和美國直接的軍事與政治的干預。
（5）即使在像薩爾瓦多這樣的國家，階級的結構使政治鬥爭的反資本主義意義尖銳化，但是革命的動力不是社會學的決定論的產物。如果不認識到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治軍事組織的存在，人們就無法了解這個革命的動力。這幾個政治軍事組織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
這些組織採納了中美洲的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遺產和民族的反帝國主義解放鬥爭的傳統。它們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它們證明可以深深地在民族的現實中生根。這點，再加上它們與古巴革命的不可破裂的聯繫，就足夠證明它們是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領導層有質的不同。
除非上面所說的政治與組織的分歧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這些組織的主要的共同特徵：
（A）這些組織已經吸收了古巴革命的經驗。它們主要地得出了以下的戰略教訓：在美國的後院發動新的革命是可能的。二十年來這個戰略教訓一直是它們的思想與實踐的指導路線。一個開頭是反獨裁的、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能夠經過群眾的組織與動員、否決帝國主義的干預、奪取政權、和拒絕與資產階級的任何部份共享軍權等等過程，而被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拒絕與資產階級共享政權的目的是在推翻了獨裁製度以後拒絕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群眾的組織與動員的目的是保證群眾的確定的領導地位。
（B）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國家組織將武裝鬥爭提上議程，換言之，認為需要以武裝鬥爭來推翻當權的獨裁政制。這意味它們已經和「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決裂。這也表示再度與共產黨的政策決裂。共產黨，要不就認為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而在此革命中跟著資產階級走，要不就是與資產階級結成政治同盟。這政治同盟，不但直接被資產階級領導，而且還意味保持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共產黨也把自己限於合法的、工團主義的、工人主義的活動，因此不能夠發動窮苦的城鄉群眾的鬥爭。
採取「武裝鬥爭的戰略」，並不排除墮入「游擊中心」的理論的歪路的可能性；「游擊中心」理論會導入死巷及失敗。特別是，政治行動被忽略了，而且常常被同化為改良主義。這就留下一個地盤，讓共產黨及其它改良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勢力打進去。
中美洲革命組織的一個好處就是，認識到「游擊中心主義」已經失敗，所以要對它進行有系統的重新思考。這些中美洲革命組織包括這種游擊戰經驗沒有發展起來的薩爾瓦多的革命組織。但是，就幹部或者具有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的組織（如桑解）而論，這種重新思考是在經驗的連續性的範圍之內舉行的。這是這些組織之所以成熟的一個主要的因素。雖然這些組織與卡斯特羅領導層有短暫性的分歧，但古巴之作為一個「後衛」也是這個政治與組織的連續性的一個構成分子。
（C）越南革命也鼓勵這些革命組織的許多幹部進行重新思考。它重新確定了政治工作、黨的任務、以及使群眾參加武裝鬥爭的覌念的重要性。結果，軍事問題首先被看為政治問題。除了烏拉圭的杜巴馬洛斯和阿根廷的革命工人黨所組織的城市游擊隊的正反兩面的經驗以外，越南的經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些經驗事先向中美洲革命組織提供了如何組織軍隊和群眾性的陣線的方法。在薩爾瓦多，真正的革命軍隊是在1981年以後創立的。
提到越南的經驗的時候，人們就會直接考慮到在革命組織奪取政權以前美國會不會幹預的問題。美國的干預就會使階級鬥爭具有解放戰爭的性質。
因此，印支革命偶而會引起一些圖式的一般化的概念。這些概念對革命可能會是危險的。印支革命具有反對佔領軍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這個事實，就使一些革命組織（如尼加拉瓜桑解中的GPP傾向）得出一個戰略，就是以準備對抗將來到的帝國主義的干預的戰爭為主，目前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就要附屬於這個主要的戰略。因此，這個戰略，就拋開了在帝國主義干預以前採取政治與軍事的攻勢，推翻獨裁製度而奪取政權這件主要工作。在這個意義上看來，它準備反對明天的敵人的鬥爭多於反對今天的敵人。它忽略了政治要求與組織群眾的工作。「（游擊隊所佔領的）山頭」就變成唯一行動的地方。這個「山頭」很可能會在全國範圍中被孤立起來，組織工作就只有這個「解放區」的人民群眾部份了。
（D）革命組織自70年代中組織起來，它們都能夠具體地而且每次都能夠用一個獨特的方法把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鬥爭結合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們在領導工會、鄉村群眾組織及城市貧民區居民與武裝鬥爭之間，建立了有機的聯繫。它們反對自發的暴動論，認為這種暴動是自衛的產物。它們重新把暴動這個遠景和武裝及發展到最高水平的群眾行動（群眾總罷工、為暴動而舉行的總罷工）結合起來。所有革命組織在任何時候都在關心如何組織群眾運動和積聚力量。鬥爭的經驗、自衛力量、和武裝派遣隊都在這個過程中結合起來。到了某一階段，武裝應該在城市中、山上及鄉村中發展起來。
它們提出一個民族的政治方案，而且變成政治衝突的主要人物。它們從改良主義勢力的手中奪走群眾運動的控制權——包括組成群眾組織。
（E）這些組織排斥了共產黨所推動的聯盟政策。這個政策是「兩次革命」的覌念的一部份。共產黨一方面對革命力量採取非常教派主義的態度，另方面卻跟著資產階級組織走——頂多只不過打算經過包括在選舉陣線中的外圍組織來改善力量關係。
革命組織反對這條政治路線，因此馬上被群眾看成為獨裁政權的第一號敵人和自決權的鬥士。它們與資產階級反對派爭辯誰是民族的與反帝的利益的最堅決領導人。從這方面看來，它們對於誰是革命的動力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工人、半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所有這些特別的因素（階級的組織，軍事力量等等）都是為了要在這些層份的範圍之內保證它們的獨立與領導權而設立的。因為在這些以民族民主任務為開端的革命中，它們把握著這些層份在反獨裁與反帝的鬥爭中的效用。但是桑解的一個領導人威洛克，對於這個聯盟政策的本質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我們的聯盟政策的軸心不是資產階級，而是人民。這不是煽動式的宣布。這是基本的真理。我們的政綱以及我們的力量所牽涉到的計劃都是基於具體的現實。我們有武器及人民和我們在一起。它是一個反獨裁的、人民的、革命的層份。」
有了這種看法以後，革命組織才能夠把不同形式的與不同程度的激進思想帶入反獨裁的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大熔爐。這些不同形式與不同程度的激進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派、「解放神學」的支持人、激進的民主力量、以及決心要奪回他們的尊嚴的印第安人。
（F）最後一點是它們發展出一個國際主義的政策。它們已經表示出它們對地區性的與整個洲的革命過程有很好的了解。它們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的國際主義外交。這個外交不但在反帝國主義干預的鬥爭中搞得很好，且在展開全世界群眾的團結運動上也搞得很好。世界各地所組織起來的與中美洲和加勒比區的兄弟姐妹們的鬥爭團結起來的運動就是明證。
這些革命組織——如桑解或馬解陣線——現在正站在工人運動及其前鋒在國際上重新結合的過程的前列。這些派別的發展使我們的綱領和遠景在國際上的影響大為增加。為了產生這個效果，第四國際及其支部，除了進行團結支援工作以外，必須盡量向這些同志學習鬥爭的經驗，盡量與他們交談，而且在與他們討論的問題上盡量使他們知道我們的立場。在這些國家的第四國際的同志們一定能夠充分地參加由這些組織所領導的鬥爭，而且把我們運動的整個立場向他們解釋。
（6）中美洲革命因此吸取而且深化了古巴革命的教訓，在那裡發生了一個從民主的反帝的任務進展到社會主義任務的不斷革命。國家機構及其鎮壓力量（軍隊、警察、特種單位）的破壞和獨立於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權的建立，是保證民主的與反帝的措施的實踐以及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轉變的必要條件。帝國主義的反應，以及它與一個愈來愈多地進行經濟破壞與軍事和政治攻擊的資產階級聯繫，表示工農政權（這個建立在軍隊、民兵、和群眾組織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必定要愈來愈多地侵犯資產階級的財產。向社會主義的措施轉變，就是鞏固和擴張社會收穫和民族獨立的保證。
我是作者，我是魔都上海人，我信仰社會民主主義，我有3級輕度智力障礙殘疾人證（號碼是我的身份證+53），現在在麥當勞工作，我畢業的特殊學校（一個專門給智障青年進行職業技術培訓的學校主要是考廚師證）
來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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