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中美洲革命与第四国际（托派）的决议（02）中美洲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第二章 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1）中美洲地峡的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人们现在不再甘于受欺压了。他们从70年代初就开始反叛，反叛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水平的颇严重的恶化。其它原因包括政治的渴望老是受到挫折、民主权利永远被剥夺、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美洲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45%以上的人口不到十四岁。大多数的年青人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危险分子。索莫沙和瓜地马拉的军事当局最公开地证明这点。
半失业与失业的人数愈来愈多。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失业情况变得极为严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几乎65%的人口生活在「穷困」中，而且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穷困」之中（在萨尔瓦多是57%）。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极高的婴孩死亡率、文盲、一般地缺乏水、电等基本服务、流行的地区性疾病等，是极大多数正向帝国主义、它所扶植的政权、及或多或少受它公开保护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民每天所面对的现实。
由于农业危机和工业化的影响，城市人口快速地增加。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极大部份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集居在大城市的、特别是首都的下层阶级的地区。在过去十五年中，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他们构成一股社会与政治的势力，将会在政治斗争和革命组织的生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人口还是很大，还是占人口的多数：平均起来，占人口的55%以上（萨尔瓦多、宏都拉斯、以及瓜地马拉也有特别的比重）。农村的劳动人口继续增加，因此半失业的情况也大为增加。在农业转变的影响之下，地区性的中心也生长起来。这些城市和农村的「群众化」就是人民斗争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对这些国家的脆弱的、畸形的、和依赖的经济的打击，使这些经济走向它们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与具有广阔农业基础但是新近才城市化和失业半失业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恶化，小农、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半无产阶级已经加速地走向贫穷化，而且连中、小资产阶级也免不了受灾殃。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动摇了。
（2）寡头政治的破裂，成为一个有利于革命过程的因素。当权的寡头政制，由于完全参加经济「现代化」，正在局部地被转变，所以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这在有些时候是内部紧张的表现。这个过程也在军队中发生。军队本身就在「转变」。这些寡头政制不能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破裂、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跨国公司的进入等等）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效果作出反应。中美洲共同市场刺激了这些变化。虽然60年代末期发生经济危机，但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也相对地加速了经济发展。这个发展和现代化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从这方面看来，经济的发展是片面的、表面的、而且变形的。以农业为例，只有外销的部门才与这个过程有关，而这外销部门还与土地的集中有密切的关系。以内销为主的农业（基本食粮）的情况则愈来愈坏。工业化正在起飞——它在国内总产值中的份量在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但是它还是非常脆弱，而且并没有改变外销农业所占的优势。
寡头政制不能够永远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了（只有哥斯大黎加是个例外）。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斗愈来愈频繁，而这种内斗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表现出来（瓜地马拉的几次政变；萨尔瓦多因莫里纳将军的农业改革而引起的几次矛盾；尼加拉瓜在1975年以后的几次愈来愈强烈的冲突）。但是，这些寡头政制只想在资产阶级之内独霸权力，所以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盟，而且也不能进行机构上的改组来巩固霸权。
所谓「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时常去推动一些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计划都是短暂的，不是被军人政変所破坏，就是局势被专制者所把持（1963年瓜地马拉的约瑟·阿勒凡洛；1972及1977年萨尔瓦多的基督民主党和杜埃德两次被「剥夺」了选举的胜利；1967年及1972-73年尼加拉瓜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公约）。「再生的力量」（即资产阶级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译者注）恐惧群众像恐惧瘟疫一样，所以通常都是以停止抗议来交换与寡头政权、军队和帝国主义的讨价还价。帝国主义总是维持寡头政权作为盟友。
目下这些政权的结构都不能够阻挡群众的抗议运动的兴起。他们连局部地控制这些运动的孔道也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政治与社会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这些寡头政权完全贬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构成部份的价值（议会、选举、独立的法律制度、新闻自由等等）。
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寡头政制及其盟友比较多地向老板与专业协会求援，较少向政党求援，因为政党的角色只限于在选举的闹剧上，所以它们的用处是暂时的。寡头政制的「为了秩序而牺牲进步」的思想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黏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他们的历史的弱点、与思想贫乏——虽然他们的武装设备是极好的。
寡头政权之向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求援，在政权进入最深的危机以前，是得到天主教最高层的祝福的。当统治阶级面对群众斗争的崛起而难以维持阶级的统治的时候，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反应。这并不排除更综合的（政治的与镇压的）行动。这些行动已在宏都拉斯或者在目前的瓜地马拉或萨尔瓦多施用过。但是在瓜地马拉，这些行动是属于其军事当局特别设计的「反暴乱」的政策。
上面所提出的这些要素，可以使我们了解中美洲革命斗争（除了哥斯大黎加以外）的情况与拉丁美洲许多重要的国家的情况的不同，因在拉丁美洲国家，统治阶级可以求助于其它方法，而且还能够玩玩「受控制的、但是动摇的民主櫉窗」的把戏。
（3）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经常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形成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步同盟」及其它架构的影响之下，以及经济的相对生长，这些资产阶级稍为巩固了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是民族与历史的根基非常微弱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危机以及1979年以来的革命暴动所尖锐地证明。军队的巩固以及可以与美国谈判的军事政策（瓜地马拉）并没有大大地改变这些基本的因素。他们的「独占的」特性（少数几个家族和新上升的军事领袖控制国家的大部份财富，特别是土地）和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表示有系统的镇压仍然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中一个主要因素。他们的经济政策，除了超级剥削和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连系以外，就是资本的逃离。目前的局势明显地证明这点。他们「牺牲」了将来的阶级利益，来迁就目前的急迫的要求。这证明了他们的寄生性质。他们假装为国家的前途操心，其实准备出卖国家。
到结果，这要靠人民——被压迫的群众——来建立国家，来建立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只有靠这个广阔的社会与民族的动力，才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使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就更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这是我们从桑地诺主义者的反索莫沙政权的斗争中所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
（4）中美洲的群众运动，从30年代的斗争的历史中，得到他们的力量。这段历史锻练出好几个反帝与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人类。桑地诺和马地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人物。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时期的经验及其所推动的改革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最后，瓜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的时期（1950-54年）也是这个历史遗产的一部份。它一方面显示资产阶级农业改革的极限，另方面也显示了紧张的群众动员。
自从70年代初期起，群众斗争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导致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其冲突的程度依国家而不同。
自从1972-73年以来，通货膨胀开始减低人民的收入。教师、大学教授、银行雇员、社会福利与卫生工作人员等等社会层份变为激进化。工会扩大其影响，所以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城郊贫民区居民和「移居者」开始动员与组织起来。无地的农民也组织占领土地的行动。这是最有效的违抗法令的行动，可以打破农民的屈服的与宿命论的思想。农民之进入政治舞台就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隙。革命组织积聚他们的力量。抗议和社会与经济的运动公开地组织。直至1977-78年这些运动有时还是合法的。
新演员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反对高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教士；在瓜地马拉占贫农中的多数的印地安人；妇女组织和政治犯与「失踪者」的家人的协会。
资产阶级改革在那时候的失败使人民不相信可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斗争。
自从1978年以来，公开与地下斗争，合法与非法斗争愈来愈结合在一起了（占领工厂与土地，贫民区居民之自卫与武装行动」。镇压大幅度地增加。教士、工会领袖、学生、农民和工人被绑票与暗杀者数以千计。恐怖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一个新的社会分类被创立起来：国内及国外的政治难民。这就证明整个区域的穷人的情况是多么不安定。
劳苦大众，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愈来愈了解，他们之为民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权利所作的最基本的斗争，已被转变为与当政者的政治交锋。推翻独裁政制可以说是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各种不同的社会层份的斗争集中起来。作为受剥削和受压迫群众的的领导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的交锋必定以群众起义、武装人民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还具有阶级战争的意义。尼加拉瓜的群众起义（1979年）之推翻了索莫沙的国家机构，以及萨尔瓦多的广大的群众动员（1980年）就是这么一个转捩点。
这个区域的革命发展的新架构是桑地诺革命、其国家、与其军队的巩固，萨尔瓦多的内战的开始，和美国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的干预。
（5）即使在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阶级的结构使政治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尖锐化，但是革命的动力不是社会学的决定论的产物。如果不认识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存在，人们就无法了解这个革命的动力。这几个政治军事组织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组织采纳了中美洲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传统。它们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它们证明可以深深地在民族的现实中生根。这点，再加上它们与古巴革命的不可破裂的联系，就足够证明它们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有质的不同。
除非上面所说的政治与组织的分歧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些组织的主要的共同特征：
（A）这些组织已经吸收了古巴革命的经验。它们主要地得出了以下的战略教训：在美国的后院发动新的革命是可能的。二十年来这个战略教训一直是它们的思想与实践的指导路线。一个开头是反独裁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经过群众的组织与动员、否决帝国主义的干预、夺取政权、和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任何部份共享军权等等过程，而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的目的是在推翻了独裁制度以后拒绝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群众的组织与动员的目的是保证群众的确定的领导地位。
（B）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将武装斗争提上议程，换言之，认为需要以武装斗争来推翻当权的独裁政制。这意味它们已经和「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决裂。这也表示再度与共产党的政策决裂。共产党，要不就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而在此革命中跟著资产阶级走，要不就是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这政治同盟，不但直接被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还意味保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共产党也把自己限于合法的、工团主义的、工人主义的活动，因此不能够发动穷苦的城乡群众的斗争。
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并不排除堕入「游击中心」的理论的歪路的可能性；「游击中心」理论会导入死巷及失败。特别是，政治行动被忽略了，而且常常被同化为改良主义。这就留下一个地盘，让共产党及其它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势力打进去。
中美洲革命组织的一个好处就是，认识到「游击中心主义」已经失败，所以要对它进行有系统的重新思考。这些中美洲革命组织包括这种游击战经验没有发展起来的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但是，就干部或者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组织（如桑解）而论，这种重新思考是在经验的连续性的范围之内举行的。这是这些组织之所以成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虽然这些组织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短暂性的分歧，但古巴之作为一个「后卫」也是这个政治与组织的连续性的一个构成分子。
（C）越南革命也鼓励这些革命组织的许多干部进行重新思考。它重新确定了政治工作、党的任务、以及使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的覌念的重要性。结果，军事问题首先被看为政治问题。除了乌拉圭的杜巴马洛斯和阿根廷的革命工人党所组织的城市游击队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以外，越南的经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经验事先向中美洲革命组织提供了如何组织军队和群众性的阵线的方法。在萨尔瓦多，真正的革命军队是在1981年以后创立的。
提到越南的经验的时候，人们就会直接考虑到在革命组织夺取政权以前美国会不会干预的问题。美国的干预就会使阶级斗争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
因此，印支革命偶而会引起一些图式的一般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对革命可能会是危险的。印支革命具有反对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这个事实，就使一些革命组织（如尼加拉瓜桑解中的GPP倾向）得出一个战略，就是以准备对抗将来到的帝国主义的干预的战争为主，目前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就要附属于这个主要的战略。因此，这个战略，就抛开了在帝国主义干预以前采取政治与军事的攻势，推翻独裁制度而夺取政权这件主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准备反对明天的敌人的斗争多于反对今天的敌人。它忽略了政治要求与组织群众的工作。「（游击队所占领的）山头」就变成唯一行动的地方。这个「山头」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中被孤立起来，组织工作就只有这个「解放区」的人民群众部份了。
（D）革命组织自70年代中组织起来，它们都能够具体地而且每次都能够用一个独特的方法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领导工会、乡村群众组织及城市贫民区居民与武装斗争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它们反对自发的暴动论，认为这种暴动是自卫的产物。它们重新把暴动这个远景和武装及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群众行动（群众总罢工、为暴动而举行的总罢工）结合起来。所有革命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在关心如何组织群众运动和积聚力量。斗争的经验、自卫力量、和武装派遣队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起来。到了某一阶段，武装应该在城市中、山上及乡村中发展起来。
它们提出一个民族的政治方案，而且变成政治冲突的主要人物。它们从改良主义势力的手中夺走群众运动的控制权——包括组成群众组织。
（E）这些组织排斥了共产党所推动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是「两次革命」的覌念的一部份。共产党一方面对革命力量采取非常教派主义的态度，另方面却跟著资产阶级组织走——顶多只不过打算经过包括在选举阵线中的外围组织来改善力量关系。
革命组织反对这条政治路线，因此马上被群众看成为独裁政权的第一号敌人和自决权的斗士。它们与资产阶级反对派争辩谁是民族的与反帝的利益的最坚决领导人。从这方面看来，它们对于谁是革命的动力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工人、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所有这些特别的因素（阶级的组织，军事力量等等）都是为了要在这些层份的范围之内保证它们的独立与领导权而设立的。因为在这些以民族民主任务为开端的革命中，它们把握著这些层份在反独裁与反帝的斗争中的效用。但是桑解的一个领导人威洛克，对于这个联盟政策的本质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联盟政策的轴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这不是煽动式的宣布。这是基本的真理。我们的政纲以及我们的力量所牵涉到的计划都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我们有武器及人民和我们在一起。它是一个反独裁的、人民的、革命的层份。」
有了这种看法以后，革命组织才能够把不同形式的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带入反独裁的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大熔炉。这些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派、「解放神学」的支持人、激进的民主力量、以及决心要夺回他们的尊严的印第安人。
（F）最后一点是它们发展出一个国际主义的政策。它们已经表示出它们对地区性的与整个洲的革命过程有很好的了解。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外交。这个外交不但在反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中搞得很好，且在展开全世界群众的团结运动上也搞得很好。世界各地所组织起来的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兄弟姐妹们的斗争团结起来的运动就是明证。
这些革命组织——如桑解或马解阵线——现在正站在工人运动及其前锋在国际上重新结合的过程的前列。这些派别的发展使我们的纲领和远景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为增加。为了产生这个效果，第四国际及其支部，除了进行团结支援工作以外，必须尽量向这些同志学习斗争的经验，尽量与他们交谈，而且在与他们讨论的问题上尽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在这些国家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充分地参加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斗争，而且把我们运动的整个立场向他们解释。
（6）中美洲革命因此吸取而且深化了古巴革命的教训，在那里发生了一个从民主的反帝的任务进展到社会主义任务的不断革命。国家机构及其镇压力量（军队、警察、特种单位）的破坏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是保证民主的与反帝的措施的实践以及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转变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它与一个愈来愈多地进行经济破坏与军事和政治攻击的资产阶级联系，表示工农政权（这个建立在军队、民兵、和群众组织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要愈来愈多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转变，就是巩固和扩张社会收获和民族独立的保证。
我是作者，我是魔都上海人，我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有3级轻度智力障碍残疾人证（号码是我的身份证+53），现在在麦当劳工作，我毕业的特殊学校（一个专门给智障青年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主要是考厨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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