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冯友兰？
中国近代史上的哲学家，冯友兰绝对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他一辈子研究哲学，一辈子教哲学，一辈子以哲学与世界对话，一辈子从事于哲学研究，他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上世纪最重要的学术经典，对近代和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友兰，河南南阳人，从小聪慧好学，四书五经烂熟于胸，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系统学习中国哲学，191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继续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杜威为他写推荐信，高度赞扬冯友兰说：「这名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杜威的哲学是高深的，而眼光也是精准的，冯友兰后来果然没负杜威这句赞扬的话。杜威不但培养了胡适，还预言了冯友兰。
1923年，冯友兰留学归来，先后在开封中州大学、广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以后，由于清华、北大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和法学系并入北大，冯友兰随系而动，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哲学，冯友兰曾经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关于哲学与科学的比较他也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但求真，在特殊的时候，也不得不绕著弯路进行。他也说过：「真正的仁人，是个拚命的人，遇到紧要关头，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死就不在话下了。」但是，面对斧钺汤镬，又有几人能视死如归？
冯友兰也不能。他在不断批斗之际，开始酝酿和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文革后，加入了写作班子，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出版了应时应景的《论孔丘》。这是极度痛苦下的写作，最后又再次酿成了极度痛苦。因此，后来便有了他《三松堂自序》中的这段反思：「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而有欣幸之心，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是哗众取宠了。」
对于冯友兰，李慎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理解的。」
若不想肉体摧残，就自己炮烙精神。这可能是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很多人共同的抉择。冯友兰面临的境遇，可能还不同。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何况，他还以耄耋之年，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巧妙地保护了中国哲学的火种，其功德也是不可限量的。
有人骂冯友兰，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治面前，是个软骨头，学术研究向政治投降；第二，在学术领域，是个菜鸟，对孔孟儒学认识肤浅。这里说一件事，大家或能增加对冯友兰的认识。
1939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名义向西南联合大学连续三次发出指示，要求大学落实教育部最新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第一，课程由教育部核定，而不是学校自己定；第二，教材全国统一，大学无权自选；第三，考试全国统一进行，大学不能自己决定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收到教育部此函，西南联大震动，决定回函抗辩。谁来主笔呢？这个人选毫无争议——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的回函写得相当棒，来见识见识：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以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先肯定上司重视教育的初心，然后话锋一转，表示大学不是教育部机关，没必要完全听从。冯友兰也许担心教育部看不明白，进一步写道：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这话说得十分在理，教育部和学校性质和功能不同，教育部提供指导和服务，而不是直接管理和教学，不能干预过细。
冯友兰还暗指教育部无知无识：「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言下之意，我西南联大学校的教育管理是积累多年的优良传统，岂能轻易被教育部一纸命令改变。
冯友兰在这份回函中一共陈述了4点理由，其中最牛的一条是学校教师的地位必须高于教育部官僚：「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之不若。」
今天的大学如果有冯友兰那样的见识、气度和风骨，那就福气了。
关于对冯友兰先生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提这个问题的人也是很了不起，说明这个人在这个时代中还是静下心来研究了中国哲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首先是冯友兰的专业学术上的贡献
在中国从晚清开始的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如王国维先生之言，是中国末有之大变局。芸芸众生中，在一些学儒反儒的精英的带动下，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全面的否定之时代潮流，无论懂中国传统哲学的还是不懂的，还是文盲们，都恨不得一步投入洋人的怀抱中，做天主基督之门徒，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革命的目的也似乎不光是要推翻清帝制的统治，更是要重建新的文化理论与新文明。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定自信并清醒者也大有人在，但力量太小，声音太弱，没有能力阻止这场千年之变局，如辜鸿铭、王国维等，王的自杀可能与此有直接关系，否则做为一个大学问家，经受了儒学教育的人怎会轻易走上了自杀之路。要知道中国古人在儒学思想下认为自杀是最大的不孝行为，是比判死刑被杀更耻辱的事，上对不起祖宗下无脸面于子孙，所以和坤被赐自尽还要比让刽子手杀掉更耻辱。在此乱世之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横空出世，同时也有了《中国哲学简史》，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分析诠释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其语言功力，表达之精妙，读之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在对中国文化作 中西方集大成之论述与学术方法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的四境界可不得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的这部伟大的经典之作，承前启后，更有比前人大家对中国文化思想认识的新高度，时人难以企及而望其项背，后人欲超越，恐有难度。作品堪称经典。故一部作品奠定了冯的学术地位，他的这部作品代表了他的学术功底、治学精神、思想观点，也体现了他早年受的教育及所达到的超乎常人的学养，他是那个变局年代下的教育奇迹，是怎样的教育能把一个天才式的人培养成了大师，又是怎样的自我奋斗或学术环境下成就了他这么高水平的研究、写作能力？他的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升华起到匡正扶危之意。通过他优秀无比的语言语境及精妙的讲述把一个民族几千年来伟大的思想展示于世，让国人及外族真正的见识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之所在。所以，他被称为大师是止实归的，他的学术地位至目前仍无撼动。至于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其他贡献也就不用多考。有这部伟大的作品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光复中华文化，重拾文化自信的今天，冯的作品依然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我们现在要认真学习的。再过百年或更长的历史，更会证明冯的这部作品可能会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水岭。当代人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水平达不到冯的水平，有几人能识珠玉？故还认识不到其作品的伟大。他的这作品是近代的巅峰之作。
第二、关于冯的个人品德之事。
这方面主要是文革其间的表现，以前的作为没有什么可否的地方，可以说作到了知行合一，尽其良知，倾其所能，一心为国，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出了一个大知识分子应能做的，做人做事也有气节与原则。但文革中，这些都失去了，说了许多胡话，干了许多的胡涂事，失去了气节，而且以其学术功底，为当权者作了当权者都想不到的理论支援，尽失中华传统之本意。尤其是在批林批孔之事上，有不可推卸之责。他不为中国文化之遭灾殉情，人们完全可以现解并原谅，因为有众多的牵挂，不能强求与人，做个沉默者也不为过，但他却做了助纣为虐之行径，文天祥面对外族在国家已然无可挽救大局已定之下意志不移，宁死不屈，你冯友兰在孔子的墓都被挖出焚尸扬灰的情况下，还能与其同流合污或顺强者之意行走与世，上跳下串，真是太让人看不起了，况那个时代你年事已高，再多活些年头又有何意议与价值，多少人都自杀了，你怎就没有那勇气，这就是他后半生无人问津之原因所在。他把他书中所描写之东西全然忘的一干二尽，真不能相信一个写出那么雄伟作品的人会变成如此不伦不类。晚节不保已不能给他定论，而是明知人生之大道之行不走，却走上的苟且偷生之途，孔孟之浩然正气连你这样的大学问家大史学家都失去了，看不明白历史的发展的变化性，想不到还会有后来伟人邓小平所开创的新时代吗？
故冯友兰本人或由其引发的冯友兰现象，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知行合一，杀生取义。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思想的养润下成为最高贵的民族，儒学的思想与日月同辉，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下，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无论多么的艰难与曲折都会自强起来，民间日用而不自知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下传之万世。
对冯的一生人们真是惊其天才之能，恨其骨软变节。能写出如此之作之大学者，最后能有如此之下场，也是惋惜。有历史现实之因，但他与芸芸众生不同。所以现在人们只对其学术成就不得不服，而对其人、其人品、其晚节不齿。因此他不能列入大师之伍，因这按中国传统之法，要称为大师必要知行合一。再狗尾续貂一句：实际上当时他若自杀了，他将成为一代宗师，现在人们肯定早已为他树碑立传了。傅雷、老舍等太多的人自杀了，你为何不？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对对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多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家熟知的冯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史》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第一套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堪称学术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而另一本书《中国哲学简史》并非《中国哲学史》之缩写本，而是由冯先生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上课讲义编写而成，最初用英文出版，后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翻译成中文，是西方各国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也是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中国哲学简史》自1948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成为国外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思想的必读书。可以说，在推动中国哲学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冯先生不仅是一位先行者，而且其贡献之大，迄今仍使人望尘莫及。
但是，现今人们如何看待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存在著分歧。
我不敢妄加评论。
但可以转述下他的学生方立天对自己恩施的评价。
方立天先生认为，这要从历史背景中去看，从本质上看。冯友兰是现代最富有哲学思维、构建起庞大哲学体系的杰出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也是教育家，著有「三史」「六书」，辑有《三松堂全集》，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文化巨人。
但 20世纪70年代，迫于形势，冯先生写了几篇批孔的文章，讲了一些违心的话。80年代后他常常为此引咎自责，内心很痛苦。
冯先生曾对张岱年先生说过：「我现在的态度改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了。」
这种转变，带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历史的印记，闻者可以感觉到一种悲哀和无奈。
不过最令方先生敬仰的和钦佩的还是冯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爱国主义不是空谈、口号，是真情实感，是来自他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
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满怀激情地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爱国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民族的自豪心、文化的自觉性跃然纸上。
欲评价一个人，好听点，叫评价；不好听点，叫说长论短。
也不说冯友兰是否是哲学家？是不是大师？一个作家成功与否，是要看他的两品怎样？一个是人品，一个是作品。
权且将此段作为，不是评价的评价。
故国三千年，历来缺乏思想与学术的独立传统，道统从来依附于政统，左之右之，无所适从，衍生了很多人事问题与悲剧。
孔圣自期开万世太平，还是得丧家狗一般，栖遑于列国找主人；孙叔通山东大儒，最后归路，不过依世、谐俗、取宠而已；现今又有多少学者，存在的意义只是可以引经据典地「背书」，能够逻辑圆满地论证权力的合理与高尚？
因为「不依国主,则学术难立」的扭曲状态，中国历史上，也造就了太多有悲剧色彩的读书人。在现代，顾准是玉石俱焚的悲剧典型，郭沫若是助纣为虐的悲剧样本，而冯友兰，是否可以说是首鼠两端、人格失堕的悲剧前鉴？
虽然民国时代文化界大师辈出，但冯友兰依然是上个世纪中国声誉最著的哲学史家，甚至是被誉为「哲学家」。基本上，并没什么人去质疑他的学术能力与成就。
论精神价值取向，他是典型的「民国式学人」：生逢家国存亡之际，怀抱知识报国使命感，旧学存储根底深厚，学术立意打通中西，与古为新，真气弥满，发愤著述，探新知以臻大道，「阐旧邦以辅新命」。这种治学之风仪，冯友兰也是其中之代表。
论学术成就，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说是「泰斗级」也并不过分，虽然这个词已明显被用烂了。 1930年前后年,他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首部如此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专书；而后，在草间孱兔、藏首草际的时代荒乱中，」「贞元六书」的陆续出版，「接著讲」宋明理学，原创性与体系性兼具，一般也认为他堪称「哲学家」。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对他评价极高。
此外，在国际声誉上，他不仅是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而且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他私塾教育出身，后来渡海到美国，学的是西哲，中国古籍如数家珍，西洋文献也娴熟于心，所以他的哲学，外旧内新，是对华夏先贤思想的现代再阐释；而他的著述，诸如《中国哲学简史》，是英文讲稿整理而成，是彼时中国哲学学者中最能为西方人读者所接受的。也因此，冯友兰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了解与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也就是说，对于冯友兰学术的评价，民国至今，多无间言，岿然哲学史乃至哲学大家。虽然他的同行如钱穆，也对他有所诽议，以为其人「天下至蠢」，其学是以西学谈中学。
冯友兰复杂性，以及所引发的争论，重点不在学术，而在于其立身出处。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重要命题，称为「冯友兰现象」，就是因此而起。
冯公曾自撰一联很有名：「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说尽其一生襟抱，也点出其一生人格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于：终其一生，都做著「帝王师」的美梦。身为哲学家，却表现为一种世俗的聪明，汲汲奔凑于掌权政治人物，有结交权势、低头用世之心。他的为人，有与时俯仰的特征，有投机、主动效劳权势等行为，对传统士子操守构成了嘲弄，与他「士志于道」的高调宣讲形成悖谬，也显示了出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义和风骨的某种揶揄。
他的一生，似乎都长袖善舞。比如，罗家伦主政清华，他是深受器重，待1930年代清华「驱罗」运动兴起，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都被迫离去，独冯友兰全身而退扛过了「倒冯」风潮。接著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友兰又摇身一变成了梅的亲信，冯也因为被时人戏称为「清华曾国藩」；当左翼思潮高涨时，他在1934年曾因倾向左派而被捕，但很快他就和国民党打得火热，与高层往来密切，并入选主席团，接受蒋氏的多次宴请，因此沾沾自喜，写了数篇捧蒋文章；建国后，他先知先觉，是当时高层文化人最早出来登报自我否定的；红羊劫难起来，他又是批孔先锋，为写作组「四大顾问」之首，揭露章廷谦，肉麻吹捧当政。诸如此类事迹，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无论是邦有道之际，还是在众人受难之时，他始终是风云人物。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道统继承权的自命者，他也许真是过于识时务了。
作为一位深通哲学、历史儒学的大师，冯友兰的后半生，是在彻底断绝思考，在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循环中度过的。
他公开声称自身「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在繁复的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不忘批判他人，不管是昔日师长亦或同道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完全沦为武器。有人说，他在晚年，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在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重新评定很多荒谬人事，但这一行为，有无可能是窥见时代松动的又一次投合呢？
可以说，冯友兰一生学术成果，系于他的这种聪明，而他的污点，亦系于此。冯是讲理学的大师，理学最重的是气节。而他的人生，苍黄反复，朝秦暮楚，恰构成了最大的反讽。
有人说，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有人不得已有些过激、甚至违背良心的举动，乃人之常情，不应该得到苛责。我想，这终究还是不对的，因为很显然，被迫鸣枪与协助作恶肯定还是两回事。
也因此，巴金可以得到原谅广为敬重，冯友兰注定千夫所指。人间正道不沧桑。
2018，9，29，晚会友酒归
谢谢邀请！
这个问题，就用我当年写的一篇文章来回答。
冯友兰，巅峰知识的追求者
「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就个人来说如此，就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摘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的书，一拿起来就吸引了我。于是我很想对他进行深入的了解，站在智者的肩膀上，总是看得更远。
哲学研究，首先思考的是「人」。这点上，冯友兰是很有天赋的。1895年出生的他，早在7、8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人生来平等」这个问题。在被洋人的狗咬了一口后，他愤然去找洋人算账。洋人以为他是来要钱的，甩了几张钱就想一走了之。冯友兰不屑一顾，义正辞严地对洋人说：我们不要你的臭钱，只是要警告你，我们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生来让你的狗乱咬的。
191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就读于哲学系，开始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学环境下，冯友兰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学问」，那就是：安顿人心，探求人生意义的「义理之学」。他很崇拜宋代哲学家张载，决心把研究这些学问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跟朋友一起办了一个思想刊物——《心声》，是河南最先宣传新文化的期刊。这个时候的他，是一个崇洋但不媚外的思想传播者。
1919年，他通过考试，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研，开始了他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生涯。他发现，中国是「官国」，事事与「权」挂钩，而美国是一个「商国」，什么都讲「利益」。在懵懵懂懂的比较中，他深入研究了美国的家庭文化、选举文化，感受和了解了美国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思想。
就这样，他通过对社会现象，对现实的存在，对各种不一样的认真思考，他终于把根源引到了文化和哲学上。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好奇」，对事物好奇才会发现事物的不同，对这些「不同」的思考就是哲学研究。冯友兰于1922年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第一篇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
冯友兰回国后，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最后，扎根在了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
经过10多年的深入研究，他的《中国哲学史》在他1934年再次去欧洲讲学考察前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史学方法、全面系统地讲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巨著。
很多说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可以去看看这部书。冯友兰在书里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并阐述了「人类的思想和智慧没有国界」的观点。
他发现中西哲学都有入世出世的部分，但片面的入世出世都是走了极端，都同样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有「中道」哲学，才能引导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他把这个观点写成了论文《天人损益论》。1932年，他凭此论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他结束欧洲的讲学考察后，经苏联回国。在苏联，他觉得自己认清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即「尚贤」。他认为人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以此思想写了六部书，总名为《贞元六书》。
1946年，他再次去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教中国哲学史。
1948年，蒋介石派专机到北京接专家学者离开，冯友兰坚持留下来了。
柏拉图认为人有两种形态：质和形。按此理论，这一年，冯友兰的质已经死了。
1952年，他调到北大哲学系任教。
1954年，他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在熬过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后，1980年，他重新修订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篇》第一册，1983年重新修订了第二册。
在第七册尚未面世的1990年11月26日，他在安详平和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冯友兰是一个优秀的哲学研究者。但他的哲学思想并不完善，解放后他的思想受政治约束很大，没有长足的发展。尤其在文革以后，他的思想已经是「十分的平实」。所以我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算是一个哲学家。有人说如果他去了台湾，会比在大陆更好吗？我想应该不会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的方向是「研究」而非「思想」，去哪里结果都一样。
但无论怎样，都不影响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他对巅峰知识的追求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人生必须要有意义。
一个本可以大有作为却因生不逢时加上缺乏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而基本被毁掉的不堪为后人楷模者。既是时代的悲哀，亦是其个人的悲哀。希望后来者以他们为鉴。
看冯先生之哲学简史，发现冯先生思想上近:经济决定文化(包括哲学)，近于马列主义文明进化论。当然他努力想传承中华文化(主要是汉文化)，试图抽出能长存的(不过时的)价值判断和思想以继传统文化。所以建国后能合作其实不奇怪。至于大家的不理解对于哲学大师来说，引老子的话可回复:不笑，不足以称道。
冯友兰是学者，亦是大师。如果没有经历那个动乱的时代，放在当今，想必也是众人瞩目的人物。我一向不太喜欢去评价别人的是非。处在不同时期和环境里，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会变得扑朔迷离。是坚持自我，还是顺应潮流，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做出选择，而常常，这种选择亦是痛苦万分。之所以不去评价，是我感受不了他所处的环境，或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下，我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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