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中日戰爭爆發後，雖然日軍非常自信，但實際上戰事發展並沒有武藤章等人推斷的那麼樂觀，1938年3月，日軍發動徐州作戰，卻在臺兒莊被中國軍隊迎頭痛擊。後來日軍雖佔領徐州，但未能捕捉到中國軍隊的主力，戰事並不順利。徐州會戰正在進行的4月，日本製定了《國家總動員法》《電力管理法》等法規。至1938年7月底，日本陸軍的34個師團中，派往中國及朝鮮的多達32個師團，留守本土的僅剩下2個師團，顯然已陷入戰爭泥沼。

　　1938年徐州會戰中的日軍騎兵

　　1938年10月，日軍先後攻佔廣州與武漢，但已遷往重慶的國民政府仍未停止抗戰，在短期內打垮蔣介石已無可能，石原莞爾所擔心的長期戰爭終於成爲現實。這樣的情況下，日本軍部開始思考戰略轉變。就在日軍攻佔武漢、廣州後的11月3日，近衛文麿內閣再次發表聲明，內容比第一次長了許多，對中國問題直接攤牌說“國民政府僅爲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爲止”。這次聲明與其後的一次聲明長期被解讀爲是日本近衛內閣對蔣介石的誘降，這樣的看法僅從中日關係的角度上出發，卻淡化甚至忽略了這次提出的“東亞新秩序”聲明的影響。

　　所謂“東亞新秩序”，簡而言之有兩個核心：第一，中日戰爭的目的在於日本、“滿洲”、中國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第二，如果國民政府放棄以往的抗日立場、刷新其人員組成，日本將不拒絕其參與新秩序的建設。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點，在這個新秩序中，日本政府主張“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爲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這就是有助於東亞之安定和促進世界進步的方法”。實際上等同於否定了關於保持中國領土完整、門戶開放的《九國公約》等爲核心的華盛頓體系，是要以“東亞新秩序”取代原有的華盛頓體系建立的國際秩序。這種做法是效仿納粹德國以“歐洲新秩序”爲口號打破了原有凡爾賽體系。

　　至於第二項，用意是否在於誘降蔣介石呢？不能僅從字面上看，而要看日方具體條件爲何？第二次近衛聲明發表後的11月30日，日方御前會議通過《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這個《方針》的內容包括允許日軍在華北、內蒙古駐兵；駐兵地區的鐵路、航空、通信、主要港口航道的監督權歸日方所有等等。對比之前的條件，這個顯然苛刻了許多。試想連此前的條件都被蔣介石所拒絕，哪有開出更苛刻的條件來誘降的道理？

　　這個《方針》苛刻到什麼程度呢？其中最駭人的內容是對中國的政體直接幹預，要求中國不能用國民政府中央集權那一套，而是採取“分治合作主義”，同時還要求中方賠償日本在戰爭中的損失。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是一份意在肢解中國，將中國置於日本附屬國地位的《方針》。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政府不可能接受這種亡國條件，這也必然在日方預料之中，所以日方真正誘降目標並不是蔣介石，而是企圖擁立舊北洋政府人員或國民政府內部有影響力之人物，推翻蔣政權，取而代之。在這個基礎上，近衛內閣於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主要內容爲闡述“東亞新秩序”中關於中日合作的具體內容。核心爲，首先，中國應“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和對滿洲國的成見”；其次，日本在華駐軍的目的在於“防共”；第三，中國要在“華北和內蒙古地區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積極地向日本提供便利”。侵犯中國主權的本質並無改變。

　　後兩次近衛聲明的發表與國際形勢的變化不無關係。“東亞新秩序”發表前的1938年8月，德國向日本提出了締結同盟的方案，同時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團，一改之前親華的政策。

　　儘管形勢出現有利於日本的變化，但“東亞新秩序”還是在國際上造成軒然大波。首先是處於戰爭狀態的中國表態，1938年12月28日，蔣介石公開指責近衛內閣所謂的“東亞新秩序”是日本企圖對中國實行軍事統治，消滅中國文化，壟斷東亞經濟的陰謀。等於拒絕了日本所謂的“參與東亞新秩序”的條件。兩天後，美國政府也通告日本，表示其難以承認無視機會均等的新秩序。1939年1月14日，英國發布對日備忘錄，表示“不能容忍日本通過武力將中國置於附屬國地位”。

　　日本希望通過戰略轉變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問題，但其誘降的對象並非在重慶領導抗戰的蔣介石，而是另有其人，這一點可以從日軍在1938年的特務工作中找到答案。當時土肥原機關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策反中方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此時，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也表現出脫離重慶，另立政府的意思。日方對汪精衛的策反工作很快取得效果，第二次近衛聲明後不久的12月18日，汪精衛便在日方掩護下逃離重慶。12月29日，也就是蔣介石公開指責近衛內閣聲明的次日，汪精衛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與重慶針鋒相對，也將自己送入了賣國投敵的深淵。

　　淞滬會戰守軍陣地

　　日軍一改軍事進攻爲主的方針，實行政治誘降，究其根本原因，則不得不提及一個已經死去3年的人留下的遺計，此人就是統制派頭目永田鐵山。

　　永田鐵山生前對世界格局做出預測，認爲下一次世界大戰無法避免。對於日本，他主張進入總動員模式，投入一切力量來應對下一次世界大戰。在永田的構想中，中國並非日本的假想敵，而是用來確保日本戰爭所需資源和經濟的產地。統制派幕僚基本沿革了永田的構想，當他們執掌軍部後，主張對華採取強硬一擊的方式來達到使其成爲日本資源提供地的目的。但他們低估了中國的頑強程度，戰爭打了一年半還未結束，大量日本陸軍部隊調離本土，把戰力消耗在中國的“事變”上顯然已完全偏離了永田鐵山的軌跡。

　　當日本軍部的統制派將領意識到原本以爲能迅速解決的“事變”演變爲長期戰爭後，不得不做出修正，希望通過戰略轉變來解決中國問題。只有這樣，統制派才能讓軌跡回到他們戰略構想中原本的核心——如何應對下一次世界大戰。

　　不過，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戰略轉變雖然誘降了汪精衛等人，併成功炮製汪僞政府，但由於重慶政府仍在抵抗，日本仍然無法從戰爭泥沼中脫身。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想將中國變爲戰略資源供應地的目的都沒能得逞。相反，當太平洋上，美日戰爭已打得如火如荼之時，中國這片土地仍牽制着大量日本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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