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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克上」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十五世紀，那是日本的戰國時代，戰亂頻仍，地方大名對抗幕府將軍、家臣反叛家主、農民驅逐武士……總而言之，「下克上」就是指身居下位的人戰勝或推翻了身居上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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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在中國熱播，該劇講述了一個佃農的女兒最終成為富商的故事，女主角阿信因喫苦耐勞、堅韌不拔成為勵志的典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阿信更是賺足了觀眾的眼淚：因為家庭極端貧困，年僅7歲的小阿信不得不離家去當女傭，飽受管家的虐待，少女時又差點被父親賣去當妓女，她的母親也被迫當過女招待、搬運工，兩個姐姐也是從小出去務工，在絲廠做工的大姐因積勞成疾，正是19歲的花季就離開了人世。

《阿信》劇照

小阿信的遭遇正是二十世紀早期日本農民家庭的真實寫照。

當時的日本，由於一戰爆發出口貿易迅速增長，使得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可是經濟繁榮帶來的財富主要落在了財閥的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的大企業（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大家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的3/4，日本所有私人銀行存款的1/3，所有信託存款的3/4，所有人壽保險單的1/5。所以，普通老百姓並沒有享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反而得承受物價上漲的痛苦。

財閥一面殘酷地剝削勞動者，一面與政黨勾結操縱金融和政府的政策，進一步加大了貧富的懸殊，尤其是農村完全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中。

當時日本的農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很多家庭是佃農，因為地租高、債務重淪為赤貧，農民們除了耕耘土地之外，還需養蠶，進城做工貼補家用，即使這樣也難以解決一家人的溫飽。

日本軍隊的兵源主要是農民，軍官中也有相當多的是農民出身。以1932年考入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為例，337人中，農民出身的就佔了40%，這些人對農村的貧困自然有著切身的體會，至於非農民出身的軍官，他們也能夠從自己的士兵那裡深刻地瞭解到貧困的狀況。這些青年軍官出於愛國忠君的思想，對政界、財界的腐敗十分痛恨，認為他們的上級、政客和財閥是破壞國家的國賊，他們要為腐敗以及所造成的貧困負責。

於是，在少壯軍人中形成了這樣的思想：為了忠君愛國，必須使用非常手段，以達到誅戮國賊、革新國政的目的。在參謀本部、陸軍省以及軍隊中，有不少高級將領和中堅將校也鼓吹這種思想，把士官學校的學生與青年軍官都鼓動起來了。他們組建、加入各種祕密組織，這些祕密組織有的主張直接行動和暗殺，如「天劍黨」；有的則主張對內實行改革，對外實行領土擴張，如「一夕會」、「櫻會」。

主張領土擴張的人認為，滿洲（中國東北）土地肥沃、人煙稀少，如果得到滿洲，不但可以為日本過剩的人口找到出路，還能為日本的工業提供極需的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可是東北當時還在中國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下，張作霖雖然是日本一手扶持起來的，但對日本並非言聽計從，於是關東軍對他的不滿與日俱增，已經有了讓他下野另外扶持傀儡的計劃。

1928年，隨著奉軍節節敗退，北伐軍步步逼近，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派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勸張作霖返回奉天，張作霖面對內外雙重壓力只好答應。關東軍認為實現計劃的機會來了，決定擁護張作霖返奉，等他出關後立即解除奉軍武裝，奪取滿洲實權。田中首相禁止了關東軍的計劃，讓關東軍的將校們非常失望，於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策劃了暗殺張作霖的行動。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乘專車悄悄離開北京。4日5時30分，專車到了瀋陽皇姑屯車站附近的弔橋下，關東軍預先安放在那裡的炸彈爆炸了，炸塌的橋板正好壓在張作霖的座車上，把他壓成重傷，當天上午10時就死了。

張作霖被炸現場

田中聽到張作霖被暗殺的消息後非常氣憤，因為他派人和張作霖談判的滿蒙新五路協定①已經大半簽訂了，田中正想等張作霖回到瀋陽後，繼續威逼利誘以完成分離滿蒙的陰謀。關東軍的獨斷專行使他的陰謀落了空，田中極為憤慨地指責關東軍「子女不知父母心」。

①滿蒙新五路：一、敦北至圖們江；二、長春至大賓；三、吉林至五常；四、延吉至海林；五、洮南至索倫。其中敦圖鐵路是日本最想建的，如果建成，從長春到大阪的時間不但可以縮短到35個小時，還可以避開海上敵艦的威脅。

滿蒙新五路協議中的五條鐵路圖

張作霖被暗殺讓田中有了整頓軍紀的打算，他對陸相宇垣一成和海相岡田啟介說過要把策劃暗殺的軍官交給軍事法庭懲戒。但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官員卻堅決反對，理由是這樣做就把此事公開了，一來會給陸軍的聲譽造成嚴重影響，二來會使日本在國際上處於不利地位，勸田中不要將「國恥」宣揚出去。得不到支持的田中只得宣稱日本軍人與此事無關，但要負「警戒上的責任」。處理結果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和河本大作等人被停職，但隨後就被編入預備役，一件在他國領土上暗殺他國領導人、震驚全球的事件就這樣不痛不癢地了結了。

河本大作

田中義一是陸軍大將，作為軍人出身的首相，連他都沒有能力控制住這些將校，由此可見他們的跋扈已經到了何等程度了。

重光葵是二戰結束時的日本外務大臣，他在戰後所寫的《昭和的動亂》中對張作霖事件做了這樣的評論：

「軍部的實況，已經到了連這種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無統制、無紀律的地步。而隱蔽炸死張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對國際關係發生惡劣影響，因此就給了軍部一個印象，今後凡是對國際關係有惡劣影響的陰謀，就是實行了，國家也可以默認。……其惡劣影響國家也必定替他負責，當事人不受任何制裁。」

1930年，東京的少壯軍人違反明治天皇「軍人不準許政治結社」的敕令，成立了「櫻會」，1931年，「櫻會」成員計劃在3月20日出動軍隊包圍國會，推翻內閣，擁護陸軍大臣宇垣一成掌握政權。由於宇垣的拒絕，讓這一政變胎死腹中。

這個「國內政治改造」計劃失敗後，少壯軍人們把目標轉移到了國外，決定先以武力佔領滿蒙，再實行「清除君側，自奪政權」的事業。於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九一八事變」付諸實施的是「關東三羽鳥」，即關東軍的三個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花谷正少佐，其中以坂垣和石原為核心。石原有頭腦，有謀略，是二戰時日本將校中少有的戰略天才，坂垣沉著冷靜，思維縝密，組織能力強。兩人一個負責計劃，一個負責行動，順利地實施了「九一八事變」。

板垣徵四郎

石原莞爾

關東軍發動事變的日期本來定於9月28日，但被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察覺了，向日本外務省發去機密電報稱「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引起衝突」。外相幣原喜重郎據此質問陸軍大臣南次郎，11日，裕仁天皇也召見了南次郎，要他整頓關東軍的軍紀，讓南次郎感到惶恐不安。

9月14日，幣原又接到了林久治郎的密電，關東軍將在9月18日行動，幣原鄭重地質問南次郎。南次郎當即派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瀋陽傳達皇命，制止關東軍的這一行動。但建川和板垣、石原都是「一夕會」成員，當然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建川故意把這件事透露給參謀本部的橋本欣五郎中佐（「櫻會」成員），橋本立刻發出「事暴露立即堅決行動」「在建川到達瀋陽前應堅決行動」「國內無需擔心，應堅決行動」等幾封密電給坂垣。

建川於9月18日傍晚到達瀋陽，在坂垣的招待宴席上喝醉（是真醉還是假醉只有問建川本人了）後回旅館睡了，晚上10時30分，日本鐵路守備隊柳條溝分遣隊依照計劃按動了爆炸鐵路的電鈕。「九一八事變」就此爆發。

九一八事變圖

日兵在瀋陽城頭向城內攻擊

11點46分，一切已成定局，坂垣等人這才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報告，並要求本莊追認這一行動（可見坂垣等人對自己的司令官也實行了「下克上」）。本莊思索片刻，表示由自己負這個獨斷行動的責任，然後下達了攻擊瀋陽近郊、遼寧、長春、鳳凰城和鞍山的命令，同時向駐青島、駐朝鮮的日軍司令官發出急電，請他們派兵援助，並向軍部發出的電報，謊稱：「北大營西的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兵，迫我守備隊與之發生衝突」。

本莊繁

本莊繁佈告佔領瀋陽

首相若槻禮次郎得到消息後，在19日上午10時，緊急召開內閣會議，會上，幣原喜重郎宣讀了林久治郎的來電。電報中，在瀋陽的滿鐵理事、撫順煤礦、關東軍長官和警保局長都證明關東軍並非自衛，使內閣成員們認定「九一八事變」不是中國軍隊故意挑釁、攻擊日軍，而是關東軍有預謀的行動，加上擔心這一行動會引起國際強國的制裁，於是內閣做出「事變不得擴大」的決議。南次郎把內閣的決議電告本莊繁時，還另加了兩點：一、不得佔領滿洲。二、不得設立軍政府類似機構。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身為軍人的本莊繁似乎不知道這個天職是何物，對決議毫不理睬，繼續準備出兵吉林和哈爾濱。9月21日凌晨3時，本莊收到了朝鮮軍一定會來援助的回電，立即下令第2師團出兵。22日又發出進攻哈爾濱的命令。

朝鮮軍越界進入中國，這更是毫無藉口可尋的侵略行徑，日本軍部發過幾次電報制止朝鮮軍的行動，但毫無作用，日本海外駐軍將領的囂張跋扈可見一斑。

由於日本軍部和參謀本部都嚴令關東軍不得再將事變擴大，並派人到關東軍軍部監視，本莊繁只得下令停止進兵哈爾濱。

對此，坂垣和石原非常憤怒，決定孤注一擲「回國舉行政變，剷除政黨政治，實現國家社會主義政府，除去三井、三菱等財閥，重新分配財富」。他們聯合青年軍官，陰謀在12月24日出動軍隊發起政變：一、襲擊首相官邸，把官邸內的內閣成員全部殺掉；二、佔領警視廳、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逼迫長官支持他們的行動，不服從的則一律逮捕；三、請奏天皇下令由軍人組閣，讓荒木貞夫任首相、建川美次任外務省大臣。

擅自發動戰爭侵略別國，還強迫政府予以支持，政府不支持就發動政變推翻政府，這些少壯軍官可算是把「下克上」發揮到極致了。

不過這一計劃泄露了，他們被迫終止行動，但第二天就有流言說關東軍要在滿洲獨立，脫離日本，宮內省立刻派侍從官飛往瀋陽，代表天皇慰問關東軍（關東軍當然否認有獨立意圖），而預備參加政變的的軍官們也只是象徵性地受了行政處分。在這種情況下，關東軍也就更加肆無忌憚，開始進攻黑龍江了。

面對關東軍一再的抗命不遵，日本軍部無奈之下於11月5日亮出了最後的王牌——《臨參委命》②

②《臨參委命》：天皇把統帥權的一部分授權給參謀總長，在一定的指導原則內，以天皇名義代行。

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有著神明一樣的崇高地位，可是關東軍將校們接到相當於御旨的《臨參委命》後，不但沒有撤兵，反而認為這是不信任本莊繁，聯名向參謀本部提出了抗議。

為了制止關東軍，參謀總長連續五次用了《臨參委命》，本莊繁迫於壓力，又得知土肥原賢二正在天津製造混亂，這才停止北進，改為南下進攻錦州。參謀本部又在11月27日和28日，接連用了四次《臨參委命》阻止，這才讓本莊繁停止了行動。

從11月5日到28日，參謀本部一共用九次《臨參委命》，可見在關東軍將校的眼裡，不但軍令，就是天皇的敕令也形同虛設。

就在政府和參謀本部全力制止關東軍的擴張行動時，日本的民意卻開始轉為支持關東軍。由於中國軍隊的不抵抗，使得關東軍攻城掠地的「捷報」接連不斷地發回國內，極大地刺激了國民的熱情，認為關東軍的行動是「英雄行為」，是在替國家擴展「生存空間」，政府應該予以支持。最終，連天皇都認可了關東軍這一「開疆拓土」的壯舉。

這樣，若槻內閣對內無法控制關東軍的行動，還被民眾認為拖了關東軍的後腿，對外又無法應付國際輿論的壓力，只得在12月1日提出總辭。13日犬養毅內閣成立，少壯軍人擁戴的荒木貞夫大將出任陸相。很快，內閣就奏準第4和第8師團從日本調到東北，第20師團也從朝鮮移駐滿洲，讓關東軍順利佔領了錦州，然後又奪取了哈爾濱，完成了「九一八事變」的目的。

按理說，不經批准擅自侵略別國，違抗上級軍令，不服從《臨參委命》，隨便哪一種行為都是嚴重觸犯軍法，應該受到懲罰的，可是由於關東軍在東北的行動太過順利，損失太過輕微，而歐美強國又因經濟危機自顧不暇，根本沒有心思過問東亞的事情，更不會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來對付日本。輕易獲得了這麼一大片土地，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將校們自然就成了「開疆擴土、揚威海外」的英雄了，不但沒有被移交軍事法庭審判，反而獲得嘉獎、晉陞。本莊繁於1933年4月6日升任天皇裕仁的侍從武官長， 6月19日又晉陞為陸軍大將，1935年12月26日更被授予了男爵爵位，成為貴族。而坂垣徵四郎、石原莞爾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更是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日本有一個著名音樂指揮家叫小澤徵爾，就是因為其父崇拜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在兩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纔有了「徵爾」這個名字）。

關東軍將校們未經命令就侵略東北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得到天皇褒獎的事實，給了少壯派軍官們啟示和鼓勵，於是他們紛紛效仿，使得「下克上」行為越發不可收拾。暗殺政府要人，發動政變，在中國故意挑起事端引發戰爭的事情就一件件發生了，不但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最終也把自己的國家拖進了戰爭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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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破事不用長篇大論，原因很簡單：

日本歷來是一個嚴重的等級社會；

底層出身的低級官兵要想改變命運、實現階層躍升，只有鋌而走險；

成功了，就升上去了；失敗了，大不了還是底層。

正好，關東軍在東北碰到「六子」這個廢才+草包，輕易地就成功了。

其他人一看，喲，這種操作都可以！於是紛紛效仿。

直接導致了日本侵華時想收都收不住，一步步陷入泥淖。

也間接導致了一等人馬鹿作死偷襲珍珠港，促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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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真一假兩種下克上。

一種是真的。日本的高級軍官大多出身於軍校，以一種類似於科舉制的方式進入軍隊。低級軍官大多是出身行伍的老兵。在這種情況下，低級部隊下克上實際上是底層軍事能力更優秀的體現。不過這種下克上應該不多。正規軍隊裏這種情況都不多。

一種是假的。我們常說的下克上，其實有兩種，一種是類似於二二六兵變性質的、高級軍官策動、低級士兵執行的兵變，這種實際上是軍事政變，不是一般來說的「下克上」。還有一種，是日本那些無法無天的「參謀」。二戰日本有很多參謀，經常越過戰區指揮官直接改變戰略去部署師團作戰。這種事情被認為是「下克上」。其實這種下克上是假的。很早就有網友指出，這是為日本昭和天皇洗地的一種言論。因為這些參謀實際上是作為天皇代理人出現在前線的。其實際地位相當於明初內閣的低品官員和清代軍機處的低品大臣。這種下克上的本質是日本昭和天皇親自指揮戰爭，戰後美國洗脫日本天皇罪行時將其剝離，於是出現了低級官員「毫無憑據」的指揮軍隊的怪現象。

實際上怎麼可能呢？你自己沒有職權，背後又沒有關係背景，能力也就是那麼回事兒，也沒什麼威望，結果所有人都對你言聽計從，難道你是天命之子嗎？

一旦去掉日本天皇，這些參謀的行為就只能視為下克上。實際上他們是「上克下」。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表面上看是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等人私自行動。但實際情況呢？1931年9月19日，日本內閣就已經下令關東軍停止進攻，但關東軍無視其決定繼續侵略。事後日本內閣垮臺，而日本昭和天皇裕仁親自為將領授勛。所以事情是很明顯的，這壓根就不是什麼下克上。

因此，二戰時日軍嚴重的下克上是怎麼造成的？大概，是戰後出於冷戰需要造成的吧。畢竟，1948年，包括安騰百福在內的大量法西斯分子都被釋放了，他們的事業還煥發出了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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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偽問題，目的是為日本高層洗地。如果事情沒成，遭到有力反擊，就說是下面的個人行為; 如果有戲，就全力增援。

類似朝鮮戰爭初期美軍轟炸中國境內目標一樣，有鴨綠江這個地標所以絕無可能是誤炸，正規軍隊士兵也絕無可能違命擅自作出這個決定。如果中國不反擊，下一步就是誤炸瀋陽長春，然後就是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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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的衰亡》約翰託蘭 美國視角

《昭和的動亂》重光葵 日本政客視角

《日本陸軍史》日軍視角

《日本近現代史.第三卷》藤原彰 普羅大眾視角

一，日本二三十年代的困境

在日本二三十年代，日本和日本國民陷入了貧困，國家的命運受到了威脅。日本當時陷入貧困的原因是多樣的。

1.明治以來，在犧牲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實現了財政之安定，培育出資本家，實現了產業近代化。這在國家現代化的同時必然造成一個極端貧窮的階級，和一個極端富裕的壟斷資本家階級。這個壟斷資本家階級依靠自身財力也必然要深刻影響政治。

2.明治以來的富國強兵政策，軍費的無限膨脹，明治36年軍費佔國家總預算25%，到明治44年佔33%，大正七年（1918）維持在33%，從大正九年到大正十一年（1922）一躍上升到42%~44%。這個佔比對日本國內形勢有何影響呢？1918年發生米騷動，1921年出現了第一位被暗殺的日本首相，暗殺者是一名鐵路工人。富國強兵一方面擠佔國民經濟資源，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強大的軍國主義，但是日本國力本身並不足以長久支撐。

3.如前所述，如何應對以上兩個矛盾，在殖民時代，在帝國主義的遊戲規則下，日本就要尋找自己的殖民地，作為帝國主義的後發國家，日本缺少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勢力範圍，在市場和資源兩方面天然的不如西方國家。也恰恰是在日本最需要殖民地的時代，世界上出現了民族獨立和民族覺醒風潮，殖民時代快要結束了。

4.大蕭條的影響，大蕭條嚴重摧殘各國經濟，各國紛紛築起貿易壁壘。為撐過大蕭條，各資本主義國家手段大同小異，就是犧牲中下階層利益，如此日本國民更加窮困，以爭奪東亞殖民地，日本與歐美國家對立，此時就更感孤立了。

二，為什麼是日軍青年將校？

一言以蔽之，明治維新，昭和積弊。既然有積弊，國家困苦，該怎麼辦？

維新咯，改造國家咯。對於有志青年，位卑豈可忘憂國？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僅日本，放之四海而皆準。

問題是，誰來改造，如何改造，國家改造者能否承擔責任？

發起維新的人羣需要什麼樣的特質呢？

1.須對國家困苦有一定體會，

2.其次有一定的行動力和組織，

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誰可承擔此重任？

A.壟斷資本家階級和貴族特權階級對國民的困苦缺乏瞭解，他們與官僚機構結合，成為統治階級。

B.小資產階級依附於壟斷資本而取得正確，他們的妥協性也很難在一個體制森嚴的國家完成維新任務。

C.普羅大眾和中間階層處在社會的底端，他們有改變現狀的願望但缺乏組織，日本有一百萬的軍警憲維持體制，絕大多數左翼組織一經出現便會遭到取締，在這種情況下普羅大眾是無法組織和行動起來的。

D.如果以上選項都無法成為維新的主力，那麼超然於政治之外的軍隊就成了最後的選項，這個羣體，既能體會國家的困苦，又有強有力的實行能力和組織能力。同時擁有最優秀的日本青年。他們承擔起維新之責，在日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

《日本陸軍史》：

大正十一年(1922)年，以及十四年(1925年)因陸軍裁軍人事之停頓，導致長州派閥被徹底開除，與新的派閥之成長。這一以陸軍大學出身者所構成的橫向結合的派閥，謀求以政治手段打開現狀，另外，又從其強有力的實行能力開始，生產了以下克上的風潮。

三.他們如何維新？

日本軍人的維新手段，歸納起來就以下幾條。

1.對內暗殺政要，促使壟斷資本階級合作；

2.實行政變，推動自己所認可的中堅將校上臺，強力推行其國家改造計劃。

3.侵佔滿蒙等為日本殖民地，依靠拓展殖民地尋找國家出路。

事實上，這些手段正是造成日本走向太平洋戰爭，並且造成日本帝國崩潰的重大原因。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這恐怕有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軍人的侷限性，造成了他們無法正確認知日本困境的產生原因。

1.軍人是維護體制的工具，他們並不想破壞國家，因此他們的行動只是停留在暗殺壟斷資本家和其代理人，更換掌權者，而不是去推翻壟斷資本家這一統治階層。國家階級結構沒有改變，維新是無從談起的。

2.軍國主義本身就是造成國家窮困的原因之一，但河豚魚怎麼會感覺到自己有毒呢？維新者不可能同時身兼維新與被維新兩個身份，這就造成日本軍人的維新一定會有很大的侷限。

3.日本軍人知識的偏狹，這導致日本軍人只能用其所擅長的軍事思維去思考問題。

第二.日本人實在是找不到比這些青年將校所做的選擇更好的國家出路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當時是否存在比這些青年將校所選擇的道路更好更切實的國家路線？是否存在洞悉這一路線並且能帶領國家的領導人物？不存在的，陷入迷茫的，不僅僅是那一部分下克上的日本青年將校啊。這恐怕也是下克上行為經常不會得到嚴厲懲罰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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