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语文课都教啥？

一代不如一代似乎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噱头，又似乎真有其根据，就拿语文这个东西来说，现在的人不如民国的人，民国的人尚且不如清朝的，一一上推，或也未可知。大家、名家云集的民国，那时候的语文课到底教些啥，学生们又都学些啥，还真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国文暂做管窥：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是一门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从1938至1942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订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作为大一国文课的教材。

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予以校订整理出版，由刘东作序，并附有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对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回忆及解读文章。

且来看看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也许是《压迫》）。

于是，首先还是应当说，面对著这样的精神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然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别的方面姑且不论，据很多理科生的回忆，包括杨振宁、王浩、邹承鲁等等，他们在文字、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根基，都要远远好于此后毕业的学生；而这里要再引述一下「火箭之父」王希季的回忆，看看当年的心智究竟是怎样被浇灌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

同样地，杨振宁也曾如此这般地现身说法：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

由此，也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推动他们日后成功的心智条件，恰恰要归功于他们在早岁所接受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又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个一直让人羞愧困窘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实则它的解答也早已明摆在那里了。

当然与此同时，面对著如此丰富厚重的精神遗产，我们还应当敏锐地注意，当年的教授们既享有精神的自由，却又不曾滥用过这些自由，相反倒是既捍卫著自由，又甘愿去做到「法由己出」，并把它当作了「绝对命令」。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中，却又表现出了自由中的坚持。—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著，他们当然可以做得灵活，但同时又做得不失章法，他们当然可以去「从心所欲」，但从心底又有「不逾矩」的约束。

辩证地看，我们的看似命悬一线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既「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坚持中，才得以坚忍不拔地继续传承下去。比如，让我们看看回忆中的朱自清，他正是要从文明历史的深远之处，接引出对于斯文的朗朗弦诵之声：「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闻一多

又如，让我们再看看回忆中的闻一多，他也是偏要在战乱的环境中，反而向子女传递出饱含诗意的化育：

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给哥哥讲诗。到后来，就在课堂上讲诗。他是诗化生活、诗化家庭。随著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他还是用他的那种感觉来教育我们。

于是，正是为了维持几千年的「斯文不坠」，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这些学者虽都是学问的大家，也都正处于其创造的盛年，却特别重视自己的三尺讲台，并尤其珍惜对于「国文」的讲授，而绝没有「异化」到现在这般地步，只顾著以发表出来的「创新」研究，来应付上峰发下的成果表格。于是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偏偏就在西南边陲之一隅，一时间反而成就了讲学之盛况。

对于这种盛况，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王希季的回忆，而后来任教于云大的方龄贵，就此留给我们的回忆则更详细些：

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 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 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罗常培

此外，后来任教于北大的许渊冲，也同样在为自己能躬逢其盛而庆幸：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我实在不敢逆料，我们现在的教授们，到什么时候也能如此地投入本科的通识教育？然而，我却也能从逻辑上料定，那样发自内心去为人师表的行为，如要浸成教师们的普遍惯习，就必须得到某种「懂行」的制度激励，而不能在沐猴而冠的「顶层设计」下，搞出一套「农村记工分」式的恶俗规章来，反而把教师们对于学生的由衷挚爱，贬成自讨没趣的纯粹「牺牲精神」。

与此同时，在「自由」与「传统」间的这种会通，也就会为它们双方都带来相应的制约。一方面，「自由」的风习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意味著天大的好事，对此我们在前面已进行过充分的发挥。但反过来讲，又正由于「传统」的具体规定性，这「自由」又毕竟并不是抽象的。它对教师而言，乃是尽心进行「教育」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教」的「自由」，它对于学生而言，亦是尽力进行「学习」的「自由」，而不是可以「不学」的「自由」。正如朱自清当年曾就此所说的：「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由此我们才会看到，在西南联大的成长环境中，所谓的「自由」教育，恰要表现为「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要意味著厚重扎实的童子功，和视野广阔的知识面。它决不会意味著「文革」式的「砸碎一切」，让学生彻底放纵而散漫起来，不再去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不再去渴求坚实的思考能力。恰好相反，只有相对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相对熟练的思考技巧，才会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思想自由，使之足以在今后面对习以为常的俗见时，敢于自出机杼地大胆立论，从而敢于在随波逐流的社会中，具有充当中流砥柱的主见与风骨。对于这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可以如此理解：

寻常所说的通识教育，以及博雅教育，此外还有自由教育，甚至解放教育，其实全都译自同一个外来的说法，即Liberal Arts Education 。人们常就这些译名争执不下，然而照我看来，他们举出的理由正好说明，在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说法背后，原本就多元包容和并存著诸如通识、博雅、自由和解放等含义，而这些纷然杂陈又缺一不可的义项，又正是在语义的漂浮中产生的。由此可知，跟那个很温和的博雅概念连在一起的，和那个很博学的通识概念连在一起的，其实正是自由的精神，强调自主思考、大胆创造、独立判断，和个人的道义责任，由此就造成了精神的解放！

《西南联大国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