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杂思· 我们作为个人的死亡经验比任何时候都虚化、间接和疏远，这也就保证了生活会迅速地正常运转起来，没有三年守制，无需在餐桌上为亲人叫饭 文/刘洪波
在衰老的尽头，死亡降临了。对于生命，这是时间的终点；对于自然，这是无什么特定意义的瞬间；对于社会，这是或大或小的事件。 唯有生命才对应死亡。对于物体，没有死亡，只有终结；唯生命的终结，才被称为死亡；唯人生的死亡才产生悲伤。动植物的死亡，可能让人产生不忍，由之而生悲情，或是宗教的教化，或是文化的通情。悲伤作为一种人类感情，其实只发生在同类之间。 确认同类有宽窄不同的标准。人与动物、地球人与外星人、正常动物与异种，在诸多影视作品中，这些区分都是战斗的前提。应当与恐龙、外星人、异形进行殊死作战，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这与智慧高下无关，再聪明的恐龙和外星人都是敌而非我。电影可能描述外星人的行为逻辑，使人了解它们为何发动攻击，甚至谴责某些人行为不当导致了外星人的愤怒，但最终，人类需要保护自己。 认识同类往往也是认识自己，万物因为它与人类的关系而被定位。跟人越相似的动物，越被赋予生命价值，猎杀狐狸没什么问题而捕杀猴子几乎是禁忌。人不被认同为人，会产生动物般的对待，俾格米人曾不被认定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因而被捕捉到万国博览会上展览。人类学史上的体质学研究，曾经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确认同类不只有体质学的依据。家庭之间、村落之间、部族之间、国家之间、信仰之间、主义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真伪之间、价值之间，举凡一切可用于区别的，都能变成同类和异类的认定，从而产生生死争斗，为同类的死亡所悲伤，为异类的死亡而庆祝。激烈程度，不亚于人与动物、与外星人、与异形的作战。 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处理死亡这个重大问题。死亡对个体是绝对的大事，它将人从存在的空间里抹除，并且吊销了他的时间。对于群体，死亡使群体成员不再属于群体，群体与它的某个成员从此永远失去共同经历。怎样对待死者，死者去往何方，人生归宿在何处，既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群体和社会的问题。死亡是生活的最后留影，葬仪代表著死者作为生者的最后在场，获得怎样的葬仪显示了死者在生时的最后地位。一些人死无葬所，一些人埋进公墓，而一些人单列在纪念碑上，象征性地活在公众之中。 但死亡终究是个人独自面对的。在中国传统中，人们安排自己的死亡，为自己准备寿衣和棺木，代表著内心的客观、从容和平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给死亡以解释，安慰信徒的不安和焦虑。「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表示生死都是与意义相关切的事情。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尊严是一种基本的生死意义，因为人可以不伟大和光荣，但都有权实现生和死的尊严。 衰老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与社会排斥、评价贬低、身体病痛，以及最后，与死亡的接近联系在一起。天长地久是不可怕甚至令人期待的，但联系到衰老和死亡时，就变得可怕起来。现代社会越来越把生命视为资源，随著科学认识的普及，信仰、宗教和哲学中那种超越死亡的态度逐渐不再普遍，视死如生、侍死如生的仪式从生活中取消了。畏惧死亡、抗拒死亡、延续生命，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看重。尊严逐渐同健康结合到一起，衰老被视为个人完整性的破碎，垂死代表著无助和失败。 我们把衰老问题留到养老院，把死亡判断和操控的权力交给医生，把死亡的处理过程交给殡葬人员。所有这些，都意在使人们不必为哪怕至亲的老和死而费神。亲侍汤药、临终告别、死后归葬，这些需要人作为晚辈直接去做的事情，都专业化、专门化了。专业化的背景是消费化，专业服务需要商业购买。因而可以说我们都在变成死亡消费者，而不是直接面对亲人死亡，不再在至亲的临终场景中体验生离死别。
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作为死亡消费者而走过，由亲属去代为完成的费用支付账单很长，购买著住院抢救、太平间租用直至火化和入土的墓穴。专业化、一条龙的服务中，人在最后的传送带上穿行，这里面没有临终关怀，也剔除死后的悲伤，专业人员把事情办得礼式周全而缺乏情感。哭上三天三夜再告别而去，被认为是无效率的、拖沓的，一切为活著的人省事和省心，但作为消费，不能省钱。 比起传播不畅的社会，今天每个人所看到的死亡超过历史。一般地说，过去死亡是一个及身的事件，不是在亲人身上，就是在村湾里头。而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死亡事件，从斗殴、垮塌、车祸、高楼上掉下了花盆，到地震、洪水、校园枪击、恐袭和战争，还有各种名人的去世，这些都通过网路迅速地「全球化」。而我们身边的死亡，如上所述，通过专业化的消费而不再构成为事件。我们还要在影视作品中反复观看死亡，我们还会被邀请为各种死亡而致哀。但是，我们作为个人的死亡经验比任何时候都虚化、间接和疏远，这也就保证了生活会迅速地正常运转起来，没有三年守制，无需在餐桌上为亲人叫饭。 从持续时间来说，生命、死亡以及任何重大事件，都比从前更加短暂和简化，唯一持久的是快速更迭的时尚娱乐和它的售卖方式，这构筑了现实的人类生活的底色。 刘洪波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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