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北京南城

由于起始、定型于清初的,京师内、外城的居民成分不同,因而导致北京内、外城分工、职能不同,使得善于商业构想的汉族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完善了南城的建设,很快就使北京南城成为了京师的商业中心和娱乐圈。

南城成为整个城市的“果实、蔬菜,旁及日用百货”的集散地,每天忙碌无暇。

南城成为“商贾云集”“店铺如林”的处所,行人如梭,车马如龙。

南城成为饮食圣地,从“满汉全席”到“茶楼茶馆”,丰俭齐备。

南城成为娱乐、休闲场所的集中地,听戏、打茶围、走票、看杂耍,绝活层出不穷……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晚清以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1. 晚清南城的仕商云集

清摄政王多尔衮统率清兵进入北京之后的第二天就颁布政令,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按照五行定位:镶黄、正黄驻于城北,镶蓝、正蓝驻于城南,镶红、正红驻于城西,镶白、正白驻于城东。星罗棋布,拱卫皇居。而原来居住“内城”的汉人,在三天之内一律迁往“南城”或者其他地方,实施“满、汉,兵、民分城居住”。

多尔衮实施“满、汉分居”的初衷,或许更多是出于“安全”和“管理”的考虑,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造成了这样的京城组合格局:“内城”集中了帝王、贵族、官僚、地主、书吏、太监、差役、旗丁等等,而“外城”则聚集了汉官、汉人士绅、文士、商户、工匠等等。也就是说,“内城”有全国最大量的寄生者,而“外城”则是仕商和百姓。

由于清军进京实行“满、汉分居”的时候非常严格,“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也就是说,在满汉分居之初,土著富室(多是商户)就集中在崇文门外,而宣武门外(宣南)就成为汉官、文士集中居住的地方。

清朝科举沿用明制,三年一科,“辰、戌、丑、未”举行“会试”“殿试”。京城是“会试”“殿试”的所在,自然是举子们赴考的地方,在京城的交友、考试、受聘、游学、论道……都被视为是书生不可或缺的经历。康熙年间纂修《明史》,康熙、雍正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也都曾经被全国的儒生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兴奋不已。这些事都使书生、文士对于首都“心向往之”,北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四方学者、文士集中的地方……南方各省文士进京,大多路经卢沟桥进广宁门(今广安门),首先到达宣武门外,因此,宣南也就成为汉官、儒生、文士在北京居住地点的首选。

《明史》总裁徐干学以及纂修施闰章、毛奇龄、姜宸英、朱彝尊等,《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以及纂修朱筠、邵晋涵等,各朝进士出身的达官、同时也是有名的文士诸如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龚鼎孳、王士祯、徐元文、田雯、王熙、李光地、朱轼、黄叔琳、沈德潜、齐召南、王杰、毕沅、孙星衍、曾国藩、潘祖荫、张百熙等,著名文士、学者、诗人诸如阎若璩、查慎行、顾嗣立、顾栋高、胡天游、赵翼、洪亮吉、魏源、李慈铭等,都曾在宣南居住。嘉庆、道光间“宣南诗社”等独领京师风骚的团体的成员也曾聚首于此。而孙承泽的“后孙公园”(虎坊桥北边)、赵吉士的“寄园”(菜市口西南)、王熙的“怡园”(南半截胡同)、朱彝尊的“古藤书屋”(琉璃厂西海北寺街)以及名刹松筠庵等,都曾是宣南士人、达官名流的酬唱、宴集之所。有的“名人故居”,至今还有人可以言之凿凿。比如戏曲家孔尚任的故居“岸堂”故地在“海波巷”(今天的“海柏胡同”)、李渔故居“芥子园”旧址在“韩家潭”……

应当说,“宣南”不愧是“人文荟萃”!

北京城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到“南城”以后,迅速地把这一地区建设成为繁盛的商业区和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地,负担起内、外全城的日用所需。

到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晚清,北京“南城”已经成为商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点。从道光至光绪年间,都有对于“南城”商业繁华景况的描述: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装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灯市始,夏月瓜果,中秋节物,儿嬉之泥兔爷,中元之荷灯,十二月之印版画,烟火、花爆、紫鹿、黄羊、野猪、山鸡、冰鱼,俗名关东货。亦有果实、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虫、蟋蟀。苟及其时,则张棚列肆,堆若山积。卖之数日,而尽无余者,足见京师用物之宏。

可以说,北京“南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

2. 晚清南城的会馆兴旺

在北京的历史上,会馆始于明代,盛于清朝,衰于清末。

京师最具流动性的人员是“仕”和“商”,包括了官员、文士和商人。各地官员要定时进京述职、办事,各省文士要进京应试,外埠商人要到京城寻找商机。这三种人进入京城之后,都有解决食宿、联络乡谊、维护利益的问题,因而“会馆”就应运而生。

绍兴会馆在宣武门往南约一公里

“会馆”从一开始就大多建造在南城,而且尽量靠近前三门。一是因为外城的空地多,地价也比内城低;二是明清的中央机关吏部、礼部、户部都设在正阳门内东西两侧,会馆设在前三门外左近,于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比较方便;三是明清时期,举行考试的“贡院”就在今天建国门内大街北侧(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侧),会馆当然也是距离前三门外越近,对于进京考试的举子就越方便;四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北京的重要商业中心,地点从原来的鼓楼、地安门一带,南移至前三门外,会馆设在附近,方便商业活动。这些原因造成了南城会馆的建筑从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向南发展和辐射。

《宸垣识略》统计:“东城会馆之著者”计82所,“西城会馆之著者”计100所(这里所说的“东城”和“西城”,都是“外城”亦即“南城”下属的“东城”和“西城”),共计182所。这应当是乾隆末的会馆数字。

这一时期,直至嘉庆年间,是京城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干、嘉时代的汪启淑,在他的《水曹清暇录》中说:“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

光绪六年刊本《都门纪略》卷2,记载了全国各地的会馆名称和所在地址。16省的“省馆”“府馆”“州县馆”354所,还有行业会馆7所,共计361所。比乾隆末的数字,翻了一番。

徐珂《清稗类钞》说是:“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这应当是清末的数字。民国时期北京尚存会馆的统计,亦即:22省会馆402所,与徐珂所言相合。

观察一下光绪六年的会馆,它们的所在地点都集中在前三门以南、天坛以西和东北。361所会馆,坐落在这一狭长地带的将近150条街上,这150条街包括了116条街道和它们的东西街、南北路、前后巷、大小胡同以及胡同所属的分支(例如头条、二条、三条……)。从崇文门外向南延伸,直至天坛东北的驴驹胡同,西北的紫竹林、兴隆街。从宣武门外向南延伸,直到虎坊路、法源寺南的珠巢街、官菜园、盆儿胡同。

会馆最集中的地区,还是正阳门外、宣武门外、崇文门外左近。比如:宣武门外的椿树上、下,头、二、三条,就有8所会馆;教场头、二、三、四、五、六条,建有10所会馆。崇文门外的长巷上、下,头、二、三、四、五条,集中了22所会馆;而草厂头条至十条,修建了会馆24所……这都是会馆建筑密度最大的区域。

会馆相当于今天的“某某驻京办事处”,由同乡集资修建,是社团性质的公产,进京外地人的诸多问题,如食宿、联络、集会、酬酢、庆典、救济、殡葬……都可以在那里寻求帮助。

会馆之中,还有一些行业会馆。比如上述光绪六年的361所会馆中,就有7所行业会馆,它们是:“书行”的文昌馆、“玉器行”的长春馆、“颜料行”的颜料会馆、“药行”的药行会馆、“银号”的正乙祠、“广行”的仙城会馆和惜字会馆。据道光八年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中所言:

文昌会馆、财神会馆在宣武门外,天和会馆、浙绍乡祠在正阳门外,梨园馆在绿寿堂之北,燕喜堂在宴汇堂之东,相去约一、二里。诸贵人宴集三会馆,二徽班(春台、三庆)为盛介眉设醴结发飞觞之外,大抵停云祖道,旧雨洗尘。

可见,会馆(特别是行业会馆)除了接待同乡之外,还会受理一些与礼仪习俗相关的集会,其中,筵宴、演戏是当然的节目。晚清时,南城作为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三四百所会馆汇集的所在,天天都会有不知多少处宴会举行,天天都会有不知几多堂会举办,这也成为南城“繁华”“娱乐”的一道特别风景。

3. 晚清南城的饭庄和苑囿

晚清京师南城是娱乐业最发达的区域,它的娱乐设施也最集中、最完备。

宴集和野游是传统的交际方式和娱乐方式:岁首团拜、游春踏青、春秋修禊、僧俗善会、中秋祭月、重阳登高、冬日消寒……不同的节令,都有不同的理由举行不同规模的宴集;家人、友朋、同乡、同年、同寅、同好、同调……不同的集团,亦有不同的题目进行各种庆祝筵宴;结发、结婚、生子、祝寿、发丧……就更要聚集亲朋友好、大宴宾客了。这些宴集多在饭庄、会馆举行。南城会馆集中,饭馆也特别多,因此也是京城中宴集最繁盛的所在。

清人杨掌生在道光二十二年所写《梦华琐簿》中说:

寻常折柬招客者,必赴酒庄,庄多以“堂”名。陈馈八簋,羜肥酒藇,夏屋渠渠,静无哗者。同人招邀,率尔命酌者,多在酒馆。馆多以“居”名,亦以“楼”名,以“馆”名。皆壶觞清话,珍错毕陈,无歌舞也。间或赴酒庄小集亦然。

清人艺兰生写于光绪四年的《侧帽余谈》记载:

都门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桥头,新起泰丰楼。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厅尤胜,厅旁植竹数枝,颜其堂曰:“解虚心”。室中悬古画一、联一。置天然机上,供秘色瓷瓶一、镜一、罏一,它物称是。旁室置博古厨,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简,悉贮其中。游春余兴,且住为佳。顾客常满座,非预定不得焉。

这两则笔记,描述了当时南城饭馆的豪华、众多,各种档次饭馆的不同名称、不同食客,不同食客构成的不同氛围,以及饭馆生意的火爆……

宴集常常和野游相连。南城可以野游的苑囿也很多,常常被提起的野游胜地有:陶然亭、尺五庄、小有余芳、三官庙、枣花寺、悯忠寺、龙爪槐、极乐寺、天宁寺……记载文字之中,道光间人华胥大夫、蕊珠旧史和光绪年间艺兰生的叙述极有色彩:

右安门俗曰“南西门”,陶然亭在门内一里许,康熙间江某所建。“尺五庄”在门外一里许,乾隆间旗员所建。秋前春后,庄角亭头,水碧衣香,花酣马醉,殆无虚日。庄外宴游之地,即“小有余芳”,水榭竹篱,颇似江南村落。每于东风三月,游丝送燕,碧荷一雨,返照传蝉,使人渺然有天涯之感……

去“小有余芳”一里而近,三官庙在焉。海棠十四、五株,高四、五丈。花时移尊,半士大夫。若乃香车载至,绛云堕衣,风燕亦双,洞箫不独,烂醉司空,固亦闲事。有醒眼而过之者,倍增惆怅耳。

枣花寺三月牡丹,悯忠寺九月菊花,皆极盛。以寺僧禁酒,故无醉卧绮云香雪下者,然班骓则亦骎骎矣。

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禊于尺五庄,归,夜集其家,觥筹交错,皆已半酣。余笑请文兰拨四弦为我解酲,则笑而应曰:“诺,君如能更浮大白者,当奏将军令为寿。”即起涤冰碗,满注陈酿,强余三爵……同人鼓掌和之,促绝沥,哄然相视而笑……

丰台芍药,在昔为胜游。今则二、三月间,南西门外三官庙海棠开时,来赏者车马极盛。城内龙爪槐,城外极乐寺,皆游春地也。游人皆自携行厨,惟陶然亭、小有余芳二处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挂帘卖酒,小有余芳则迟至入夏乃开园……每岁例以秋禊为期,买醉者日不暇给……

出西便门里许,有天宁寺,浮屠高矗,梵宇深沉。禅房花木亦饶明瑟,而塔射山房尤胜。入寺者鲜事随喜,惟野眺以涤烦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调肴菽,亦多适口。若饮酒茹荤,须挈行厨。

……

南城作为京师饭馆、寺庙、苑囿最多的角落,一年之中,岁时节令的庆祝、婚嫁喜庆的仪式、结伴宴游的兴致、友朋野游的乐趣,都会在南城出现。

本文节选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

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传统戏曲今天通常被视为高雅艺术。然而,溯洄至明清尤其是清乾隆以后直至民国,戏曲只是其时一种社会娱乐形式,承担着与今日影视业、娱乐圈相同的功能,离不开票房经济的考虑,也少不了对“明星八卦”的炒作。本书钩沉晚清戏曲种种细节,以丰富的材料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对以往戏曲史所忽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还原戏曲最繁荣之时的原生状态,重新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戏曲环境。

没有细节的历史和没有故事的人生一样,乏味而无趣。晚清社会史、娱乐史和文化史,从未如此生动。

么书仪,1946年1月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元明清专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清代戏曲,2006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元代文人心态》、《中国古代文体丛书——戏曲》、《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两意集》(与人合作)、《两亿集》(与人合作)、《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寻常百姓家》、《见闻与记忆》、《中国戏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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