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北京南城

由於起始、定型於清初的,京師內、外城的居民成分不同,因而導致北京內、外城分工、職能不同,使得善於商業構想的漢族人,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就完善了南城的建設,很快就使北京南城成爲了京師的商業中心和娛樂圈。

南城成爲整個城市的“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貨”的集散地,每天忙碌無暇。

南城成爲“商賈雲集”“店鋪如林”的處所,行人如梭,車馬如龍。

南城成爲飲食聖地,從“滿漢全席”到“茶樓茶館”,豐儉齊備。

南城成爲娛樂、休閒場所的集中地,聽戲、打茶圍、走票、看雜耍,絕活層出不窮……

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晚清以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1. 晚清南城的仕商雲集

清攝政王多爾袞統率清兵進入北京之後的第二天就頒佈政令,將“內城”劃爲八旗駐地,按照五行定位:鑲黃、正黃駐於城北,鑲藍、正藍駐於城南,鑲紅、正紅駐於城西,鑲白、正白駐於城東。星羅棋佈,拱衛皇居。而原來居住“內城”的漢人,在三天之內一律遷往“南城”或者其他地方,實施“滿、漢,兵、民分城居住”。

多爾袞實施“滿、漢分居”的初衷,或許更多是出於“安全”和“管理”的考慮,然而這一政策的結果,是造成了這樣的京城組合格局:“內城”集中了帝王、貴族、官僚、地主、書吏、太監、差役、旗丁等等,而“外城”則聚集了漢官、漢人士紳、文士、商戶、工匠等等。也就是說,“內城”有全國最大量的寄生者,而“外城”則是仕商和百姓。

由於清軍進京實行“滿、漢分居”的時候非常嚴格,“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也就是說,在滿漢分居之初,土著富室(多是商戶)就集中在崇文門外,而宣武門外(宣南)就成爲漢官、文士集中居住的地方。

清朝科舉沿用明制,三年一科,“辰、戌、醜、未”舉行“會試”“殿試”。京城是“會試”“殿試”的所在,自然是舉子們赴考的地方,在京城的交友、考試、受聘、遊學、論道……都被視爲是書生不可或缺的經歷。康熙年間纂修《明史》,康熙、雍正時編纂《古今圖書集成》,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也都曾經被全國的儒生視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而興奮不已。這些事都使書生、文士對於首都“心嚮往之”,北京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爲四方學者、文士集中的地方……南方各省文士進京,大多路經盧溝橋進廣寧門(今廣安門),首先到達宣武門外,因此,宣南也就成爲漢官、儒生、文士在北京居住地點的首選。

《明史》總裁徐乾學以及纂修施閏章、毛奇齡、姜宸英、朱彝尊等,《四庫全書》總纂紀昀以及纂修朱筠、邵晉涵等,各朝進士出身的達官、同時也是有名的文士諸如錢謙益、孫承澤、吳偉業、龔鼎孳、王士禎、徐元文、田雯、王熙、李光地、朱軾、黃叔琳、沈德潛、齊召南、王傑、畢沅、孫星衍、曾國藩、潘祖蔭、張百熙等,著名文士、學者、詩人諸如閻若璩、查慎行、顧嗣立、顧棟高、胡天遊、趙翼、洪亮吉、魏源、李慈銘等,都曾在宣南居住。嘉慶、道光間“宣南詩社”等獨領京師風騷的團體的成員也曾聚首於此。而孫承澤的“後孫公園”(虎坊橋北邊)、趙吉士的“寄園”(菜市口西南)、王熙的“怡園”(南半截衚衕)、朱彝尊的“古藤書屋”(琉璃廠西海北寺街)以及名剎鬆筠庵等,都曾是宣南士人、達官名流的酬唱、宴集之所。有的“名人故居”,至今還有人可以言之鑿鑿。比如戲曲家孔尚任的故居“岸堂”故地在“海波巷”(今天的“海柏衚衕”)、李漁故居“芥子園”舊址在“韓家潭”……

應當說,“宣南”不愧是“人文薈萃”!

北京城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聚集到“南城”以後,迅速地把這一地區建設成爲繁盛的商業區和手工業作坊的集中地,負擔起內、外全城的日用所需。

到了一個半世紀之後的晚清,北京“南城”已經成爲商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點。從道光至光緒年間,都有對於“南城”商業繁華景況的描述:

京師最尚繁華,市廛鋪戶,裝飾富甲天下,如大柵欄、珠寶市、西河沿、琉璃廠之銀樓緞號,以及茶葉鋪、靴鋪,皆雕樑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樓飯館,張燈列燭,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處所可及也。

京師百貨所聚,惟正陽門街……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燈市始,夏月瓜果,中秋節物,兒嬉之泥兔爺,中元之荷燈,十二月之印版畫,煙火、花爆、紫鹿、黃羊、野豬、山雞、冰魚,俗名關東貨。亦有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蟲、蟋蟀。苟及其時,則張棚列肆,堆若山積。賣之數日,而盡無餘者,足見京師用物之宏。

可以說,北京“南城”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商業中心。

2. 晚清南城的會館興旺

在北京的歷史上,會館始於明代,盛於清朝,衰於清末。

京師最具流動性的人員是“仕”和“商”,包括了官員、文士和商人。各地官員要定時進京述職、辦事,各省文士要進京應試,外埠商人要到京城尋找商機。這三種人進入京城之後,都有解決食宿、聯絡鄉誼、維護利益的問題,因而“會館”就應運而生。

紹興會館在宣武門往南約一公里

“會館”從一開始就大多建造在南城,而且儘量靠近前三門。一是因爲外城的空地多,地價也比內城低;二是明清的中央機關吏部、禮部、戶部都設在正陽門內東西兩側,會館設在前三門外左近,於進京述職、辦事的官員比較方便;三是明清時期,舉行考試的“貢院”就在今天建國門內大街北側(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側),會館當然也是距離前三門外越近,對於進京考試的舉子就越方便;四是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北京的重要商業中心,地點從原來的鼓樓、地安門一帶,南移至前三門外,會館設在附近,方便商業活動。這些原因造成了南城會館的建築從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向南發展和輻射。

《宸垣識略》統計:“東城會館之著者”計82所,“西城會館之著者”計100所(這裏所說的“東城”和“西城”,都是“外城”亦即“南城”下屬的“東城”和“西城”),共計182所。這應當是乾隆末的會館數字。

這一時期,直至嘉慶年間,是京城會館發展最快的時期。乾、嘉時代的汪啓淑,在他的《水曹清暇錄》中說:“數十年來,各省爭建會館,甚至大縣亦建一館,以至外城房屋基地價值昂貴。”

光緒六年刊本《都門紀略》卷2,記載了全國各地的會館名稱和所在地址。16省的“省館”“府館”“州縣館”354所,還有行業會館7所,共計361所。比乾隆末的數字,翻了一番。

徐珂《清稗類鈔》說是:“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這應當是清末的數字。民國時期北京尚存會館的統計,亦即:22省會館402所,與徐珂所言相合。

觀察一下光緒六年的會館,它們的所在地點都集中在前三門以南、天壇以西和東北。361所會館,坐落在這一狹長地帶的將近150條街上,這150條街包括了116條街道和它們的東西街、南北路、前後巷、大小衚衕以及衚衕所屬的分支(例如頭條、二條、三條……)。從崇文門外向南延伸,直至天壇東北的驢駒衚衕,西北的紫竹林、興隆街。從宣武門外向南延伸,直到虎坊路、法源寺南的珠巢街、官菜園、盆兒衚衕。

會館最集中的地區,還是正陽門外、宣武門外、崇文門外左近。比如:宣武門外的椿樹上、下,頭、二、三條,就有8所會館;教場頭、二、三、四、五、六條,建有10所會館。崇文門外的長巷上、下,頭、二、三、四、五條,集中了22所會館;而草廠頭條至十條,修建了會館24所……這都是會館建築密度最大的區域。

會館相當於今天的“某某駐京辦事處”,由同鄉集資修建,是社團性質的公產,進京外地人的諸多問題,如食宿、聯絡、集會、酬酢、慶典、救濟、殯葬……都可以在那裏尋求幫助。

會館之中,還有一些行業會館。比如上述光緒六年的361所會館中,就有7所行業會館,它們是:“書行”的文昌館、“玉器行”的長春館、“顏料行”的顏料會館、“藥行”的藥行會館、“銀號”的正乙祠、“廣行”的仙城會館和惜字會館。據道光八年華胥大夫《金臺殘淚記》中所言:

文昌會館、財神會館在宣武門外,天和會館、浙紹鄉祠在正陽門外,梨園館在綠壽堂之北,燕喜堂在宴匯堂之東,相去約一、二里。諸貴人宴集三會館,二徽班(春臺、三慶)爲盛介眉設醴結髮飛觴之外,大抵停雲祖道,舊雨洗塵。

可見,會館(特別是行業會館)除了接待同鄉之外,還會受理一些與禮儀習俗相關的集會,其中,筵宴、演戲是當然的節目。晚清時,南城作爲全國各地駐京辦事處——三四百所會館彙集的所在,天天都會有不知多少處宴會舉行,天天都會有不知幾多堂會舉辦,這也成爲南城“繁華”“娛樂”的一道特別風景。

3. 晚清南城的飯莊和苑囿

晚清京師南城是娛樂業最發達的區域,它的娛樂設施也最集中、最完備。

宴集和野遊是傳統的交際方式和娛樂方式:歲首團拜、遊春踏青、春秋修禊、僧俗善會、中秋祭月、重陽登高、冬日消寒……不同的節令,都有不同的理由舉行不同規模的宴集;家人、友朋、同鄉、同年、同寅、同好、同調……不同的集團,亦有不同的題目進行各種慶祝筵宴;結髮、結婚、生子、祝壽、發喪……就更要聚集親朋友好、大宴賓客了。這些宴集多在飯莊、會館舉行。南城會館集中,飯館也特別多,因此也是京城中宴集最繁盛的所在。

清人楊掌生在道光二十二年所寫《夢華瑣簿》中說:

尋常折柬招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羜肥酒藇,夏屋渠渠,靜無譁者。同人招邀,率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多以“居”名,亦以“樓”名,以“館”名。皆壺觴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清人藝蘭生寫於光緒四年的《側帽餘談》記載:

都門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橋頭,新起泰豐樓。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廳尤勝,廳旁植竹數枝,顏其堂曰:“解虛心”。室中懸古畫一、聯一。置天然機上,供祕色瓷瓶一、鏡一、罏一,它物稱是。旁室置博古廚,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簡,悉貯其中。遊春餘興,且住爲佳。顧客常滿座,非預定不得焉。

這兩則筆記,描述了當時南城飯館的豪華、衆多,各種檔次飯館的不同名稱、不同食客,不同食客構成的不同氛圍,以及飯館生意的火爆……

宴集常常和野遊相連。南城可以野遊的苑囿也很多,常常被提起的野遊勝地有:陶然亭、尺五莊、小有餘芳、三官廟、棗花寺、憫忠寺、龍爪槐、極樂寺、天寧寺……記載文字之中,道光間人華胥大夫、蕊珠舊史和光緒年間藝蘭生的敘述極有色彩:

右安門俗曰“南西門”,陶然亭在門內一里許,康熙間江某所建。“尺五莊”在門外一里許,乾隆間旗員所建。秋前春後,莊角亭頭,水碧衣香,花酣馬醉,殆無虛日。莊外宴遊之地,即“小有餘芳”,水榭竹籬,頗似江南村落。每於東風三月,遊絲送燕,碧荷一雨,返照傳蟬,使人渺然有天涯之感……

去“小有餘芳”一里而近,三官廟在焉。海棠十四、五株,高四、五丈。花時移尊,半士大夫。若乃香車載至,絳雲墮衣,風燕亦雙,洞簫不獨,爛醉司空,固亦閒事。有醒眼而過之者,倍增惆悵耳。

棗花寺三月牡丹,憫忠寺九月菊花,皆極盛。以寺僧禁酒,故無醉臥綺雲香雪下者,然班騅則亦駸駸矣。

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禊於尺五莊,歸,夜集其家,觥籌交錯,皆已半酣。餘笑請文蘭撥四弦爲我解酲,則笑而應曰:“諾,君如能更浮大白者,當奏將軍令爲壽。”即起滌冰碗,滿注陳釀,強餘三爵……同人鼓掌和之,促絕瀝,鬨然相視而笑……

豐臺芍藥,在昔爲勝遊。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極盛。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遊人皆自攜行廚,惟陶然亭、小有餘芳二處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掛簾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每歲例以秋禊爲期,買醉者日不暇給……

出西便門裏許,有天寧寺,浮屠高矗,梵宇深沉。禪房花木亦饒明瑟,而塔射山房尤勝。入寺者鮮事隨喜,惟野眺以滌煩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調餚菽,亦多適口。若飲酒茹葷,須挈行廚。

……

南城作爲京師飯館、寺廟、苑囿最多的角落,一年之中,歲時節令的慶祝、婚嫁喜慶的儀式、結伴宴遊的興致、友朋野遊的樂趣,都會在南城出現。

本文節選自《晚清戲曲的變革》,人民文學出版社

麼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

人民文學出版社

傳統戲曲今天通常被視爲高雅藝術。然而,溯洄至明清尤其是清乾隆以後直至民國,戲曲只是其時一種社會娛樂形式,承擔着與今日影視業、娛樂圈相同的功能,離不開票房經濟的考慮,也少不了對“明星八卦”的炒作。本書鉤沉晚清戲曲種種細節,以豐富的材料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對以往戲曲史所忽略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考察,還原戲曲最繁榮之時的原生狀態,重新構建了一個活生生的戲曲環境。

沒有細節的歷史和沒有故事的人生一樣,乏味而無趣。晚清社會史、娛樂史和文化史,從未如此生動。

麼書儀,1946年1月生於北京,1963年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元明清專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研究方向爲元代文學、清代戲曲,2006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元代文人心態》、《中國古代文體叢書——戲曲》、《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兩意集》(與人合作)、《兩億集》(與人合作)、《晚清戲曲的變革》、《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清代至民初京師戲曲的輝煌》、《尋常百姓家》、《見聞與記憶》、《中國戲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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