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找到「救世良方」时，一个新的中国智库于上月诞生。这个由中国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的研究机构直言，其目标是「成 为世界一流智库」。两个月后，它将举办「全球智库峰会」，为摆脱金融危机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中国高层决策中 的角色充满联想。与此同时，不久前出台的一份全球智库研究报告却给中国智库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数量上，中国智库不仅不及美国的零头，也落后于阿根廷、印度 等新兴国家，被排在「十大智库国家」之外。这种与中国国家地位极不相称的现状令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中外智库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智库能搬用西方的经验 吗？《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美英日及中国的十多家智库，在十余位专家的观点碰撞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智库：亏空的「软实力」？「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智库必须有所作为。」「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这 样说。不久前，由他领导的项目组出台了首份关于全球智库排名的研究报告。从报告各类排名来看，中国智库与世界发达国家智库的差距非常大。在报告中，美国智 库最多，共1777家，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74 家。在报告中的全球50大「美国以外的智库」名单上，中国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入围，分列第25和34位。而在全球七大区域13个「地 区政策话语中心」城市排行中，北京、上海都榜上无名，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亚的悉尼、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日本的东京。中国智库在西方学者眼中分量如何？《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了多家世界知名智库的学者。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何慕理聊起这个话题 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好几家：中国社科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而且在他看来，中国智库大多是「自上而下型」的，属于各部委，对 政府决策影响力很大。在伦敦，英国最大的对外关系研究智库之一———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问题学者克里斯托夫·胡德博士说，他不仅知道中国社科院等研究 机构，而且常看中国同行撰写的文章。伦敦新生智库思想研究所主管克莱尔·福克斯说出了林毅夫、茅于轼、厉以宁等一批中国知名学者的名字。在两位了解中国智 库的英国学者看来，中国智库对政府很有影响力，但中美智库的实力对比还是非常悬殊的。胡德说，像美国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已成长为国际性的智囊机构，其 言论不仅能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更会被世界所重视，「中国的智库还做不到这一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承认，由于不太注重舆论造势和社会影响力，中国智库的知名度不高，但他认为，就对本国决 策的影响力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智库能与社科院相比，「过去30年社科院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李希光则认为，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难与西方智库匹敌，这已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不说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 亏空。美国智库的「超级影响力」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这样概括智库的功能：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数十年来， 美国智库几乎无一例外沿著这几条路线行走。《环球时报》记者用数天时间走访了被称为「美国智库街」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亲身感受到了美国智库业的繁荣， 也看到了中美智库显而易见的差距。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智库街」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这段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基本没有8层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孕育著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政 策。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数十家顶尖智库扎堆地聚集在这里，而那些智库精英几乎「天天摸爬滚打在一起」。随便走进智库街的某 家餐馆、咖啡厅都有可能遇到某位著名的「思想者」。记者就曾在就餐和喝咖啡时间偶遇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等智库精 英。相互间高频率的接触使智库人员很容易迸发出思想火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出现了主张对华强硬的「蓝军」，最初就起源于在「智库街」某酒店常 聚会的八九个智库圈人士。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人员的交流多限于研讨会和一些私人约定的聚会，没有美国那么随意和轻松。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何慕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政策是由智库制定的」，比如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巧实力」外交就出自 CSIS。二战结束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开始研究战后重建和创建联合国等计划，这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重要指南。美中建交前，兰德公司提出 「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建议，最后被尼克松采用；该智库还参与近年来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编写。美国能长期维持其国际地位，与这些智库的思想贡献直 接相关。在智库街的采访还让记者深感美国智库与政府间亲密且微妙的关系。记者到卡内基基金会采访时偶遇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进行关于核问题的演讲，但这位美国第 五号人物的演讲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大多数人都依然做著自己的事。基金会内部人员告诉记者，「来这里演讲的大牌人物太多了，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去年 美国大选刚揭晓时，何慕理就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CSIS将有10人在奥巴马内阁中担任要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何慕理的自信，比如，该研究所副总裁科 特·坎贝尔已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何慕理说，CSIS中还有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以及卡特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 现在企业研究所，切尼将来也会到那里工作；传统基金会里有卸任的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智库为前文官提供了继续介入美国政策的良好平台，也是美国高层的 『储备所』」。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研究人员要见到政府高层就很难，有学者认为，这直接导致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打折。智库的职责是影响公众还是影响政府？除了影响政府，美国智库还将很大精力用于影响普通民众和媒体。在美国，几乎每家大型智库都有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 立24小时「媒体热线」。它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借助媒体发表看法，形成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此外，美国智库还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刊物，比如对 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杂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CSIS的《华盛顿季刊》等，使其能在国际范围内制造话题、把握话语主动权。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做准备。2002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按照布希的 授意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结果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布希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标志。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库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引来国际媒体热评。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在对公众的影响力上， 美国智库充分运用了媒体的传播效果，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工夫。「但公众影响力并不代表政策影响力，」黄平说，美国 强大的国家软实力，使他们的智库能轻易享有比较高的国际声誉，与其说美国智库影响力大，不如说是美国媒体影响力大，美国的软实力强大。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先生说，美国智库在引导政府决策上也犯过不少愚蠢的错误。比如，导致布希政府深陷泥潭的攻打伊拉克政策40%的点子出自企业研究 所；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１000多家智库，预测到危机的研究人员不足5人。美国智库的软肋因此暴露无遗。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问题专家胡德博士分析说，中国智库大多进行中国国内问题的有针对性研究，比如机构改革问题等，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较少， 被翻译成外文对外发表的就更少，这让不少中国智库在世界上显得「默默无闻」。多年研究中国问题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说，中国智库的问 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官方味道太浓，限制了想像力和独立性———尽管近年来已有些改变；二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缺少批评态度。季北慈说，「我一直想知道中国学 者如何看待中国，但发现这很难，因为这种声音很少」。很多人认为中美智库的差距还体现在悬殊的研究经费上，像「兰德公司」那样每年2.5亿美元的预算，令所有中国智库难以望其项背。对此，何慕理说，「兰 德公司」只是美国智库中的一个类型，它们可以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到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更多的智库是像CSIS这样由私人出资筹办，它们不得不自己去筹 钱，而且要为重大项目绞尽脑汁，「如果项目立错了，搞不好还得倒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向记者透露，作为中国最重点的美国研究基地之一， 该中心每年有上百万的国家拨款，再加上从社会各界和国际合作项目中争取到的研究资金，「虽然无法和美国顶尖智库相比，但还是旱涝保收的，研究人员的待遇也 不错」。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常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史天健也承认，其实美国智库的钱并没有人们想像的多。除去工资，他每年在北京可支配的经费只有一两万美 元而已。中国智库不必模仿美国「中国智库不需要完全复制美国智库的模式。」这是绝大多数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智库精英的看法。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中 国智库可以参照许多美国智库的操作方式，提高「进谏」能力，但中国智库的运作模式还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史天健也认为，中国智库要提升的是研究方法，而不 是去拷贝美国模式，更重要的是，美国智库受政党、利益集团甚至外国资金的影响太大，这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必须要警惕的问题。黄平甚至认为，从当前的状况 看，中美智库之间并不能用「差距」来概括，而应该用「各有所长」来形容。他说，在美国智库工作压力过大，时刻处于「知识紧张」的状态，不利于研究，而中国 的研究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享受研究的进程。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对记者说，所谓「言智必及事」，只有将知识准确运用于实际事物之中时才可称为「智」，但今天许多中国智库却只是「知 识库」、「资料库」。「与此同时，中国智库的发展也一定是与中国的改革进程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相伴随的。」在庚欣看来，在软实力较量的时代，「斗智」是大 国的主要博弈方式，因此中国越发展，智库的作用就会越明显。他说，「坚持独立性而非附庸，塑造才能型而非知识型，主张创新而非庸俗守旧，一直是中国智库面 对的课题，而独立性也绝不只是体制问题，不仅不要唯上，也不要媚外、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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