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社会理想　　在我国，人们追求和谐美好社会理想的历程，可以从孔子说起，因为他是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学说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在世界上都有相当影响。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他们的社会理想，就是这些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他对不同的问话对象，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说，仁的核心是「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爱人」。孔子坚信，只要大家都讲「仁」，就一定能实现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大治。　　孔子的社会理想是怎样的呢？在《论语》一书中，他只对冉有谈到一些原则：「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社会的均衡、和谐、安定。他最欣赏的是传说中的尧舜禅让社会，在《礼记·礼运篇》中对子游作了详细的描述。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理想社会。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还没有文字记载，真实性如何，还当别论。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当时还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还必须实行集体的生产劳动，才能扺抗野兽的袭击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剩余的生产物还不多，还未出现阶段的分化和对立。孔子所描述的情况，有不少是可信的。当时民风很淳檏，集体主义的意识较强，私心的确较少。由于剩余产品不多，没有什么可以占有。自然没有小偷盗窃。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在物质生活方面是不幸福的。这样的「大同世界」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但是，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方面很令人振奋，民主、公平、友爱、和谐。为什么尧舜时代社会风气这么好呢？孔子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历史发展规律，他认为完全是尧舜个人品德好，带了好头的结果，也是他们有大智慧，领导得好的结果。他多次称赞尧舜个人的品德和智慧。例如他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四书·大学》）实际上就是认为，只要国君品德好，带头实行「仁」，就可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孔子对他当时世道是不满的，认为是「天下无道」，已从「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这样就要有礼仪和各种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身份行为，并承认私有制的存在了。「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这样一来，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战乱过程及其后，又会出现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从而出现所谓「小康」局面。「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篇》)这里说的「小康」，是相对「大同」来说的，是指次于「大同」，而远胜于孔子当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局面。　　孔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部分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状况，也带有很大的空想的成分。因为那时生产力水平很低，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所以即使社会风气很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时的生活质量是相当低的，哪里有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东西来养老育幼，照顾残疾者呢？而且孔子的时代早已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已经从「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了，王位的继承已由禅让或选举变成父传子或兄传弟的世袭制了，社会怎么可能倒退回原始公社的状态呢？怎么可能又从现在的「天下为家」再回到原始的「天下为公」呢？　　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他的思想影响仅次于孔子。他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生长于征战吞并更频繁的战国时代。孔子主要讲「仁」，孟子是「仁义」并称。他认为只要讲「仁义」，行「仁政」，就会「仁者无敌」。他指斥当时的国君都是「嗜杀人者」，所以一直战乱不止，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他劝说梁惠王、齐宣王等国君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媷，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样，就是拿著木棍都可以抗击秦、楚强国的坚甲利兵了。孟子主张先要解决人民居住的房屋问题和耕种的土地问题，使他们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不会干坏事。他主张每户给5亩之宅，这样可种桑养蚕，解决穿衣问题，可养鸡猪等，解决肉食问题，8口之家给百亩耕地，不违农时，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然后办好各级学校，用「孝悌」的道理来教育人民，使他们处理好父子、兄弟的关系。孟子还主张恢复过去原始公社时期就已出现的井田制(在西周时比较完善和普及)，每方圆一里，划分为一个井田，一个井田900亩，当中100亩是公田。八家各有私田100亩，共同耕种公田。公田耕种完毕，然后再种私田。同一井田的邻居关系密切，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片睦邻友好、亲密、和谐的景象。他还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总之，孟子主张先富民，然后教之，很重视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盂子「言必称尧舜」，他的社会理想同孔子的社会理想差不多，也是追求社会的均衡、和谐、安定。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有广泛的市场。广大贫苦农民深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常常迸发出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早在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鲁就创立「五斗米教」，「设义米」，「置义舍」，提出吃饭不要钱。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打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号。明末李自成，用「均田免粮」作为起义的号召。清末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以平均主义和平等观念作为自己的纲领，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农民，既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用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起义领袖往往成为新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原来他们提出的社会理想统统落空了。　　可以看出，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普通劳动者，都比较向往「均」(包括均衡、均等、平均)的境界。过去人们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主要是从「均」的境界著眼，没有进一步考虑，要富而均才解决问题，贫而均是没有用的。孔子向往的「大同」，也是《论语》中说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实际上是向往贫而均。均，确有合理、和谐、美好的一面；不均，贫富差距过大，过分悬殊，确实孕育著不安，潜伏著动乱的危险。但是，离开发展生产力，只追求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对社会发展并无益处，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然后适当注意均的问题，避免差距过大，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找不到通向「大同」之路　　戊戌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曾写了几本书，《大同书》就是他托古改制的重要著作之一。《大同书》洋洋二十多万字，详细地描绘了他认为孔子预见到的人类进化第三阶段「太平之世」(说孔子生逢「据乱之世」，现在是「升平之世」)时的景况。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筒史》中评论道：「这部书如此大胆，如此革命化，以致最大胆的未来社会空想家都为之吃惊。而康有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只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才能实施。而目前阶段，他所主张的只是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在世时，保守派首先憎恨他。因为他太激进，后来，激进派憎恨他，因为他太保守」。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是适应历史潮流起了积极作用的。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奋起联合上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力主拒绝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以后又连续上书几次，奔走呼号，组织推动。变法的实质是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虽然变法遭到慈禧为首的顽困守旧势力的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壮烈殉难，但流血教育了人民，说明改良行不通，必须进行革命。可惜康有为不能与时俱进，后来竞堕落为保皇派。 　　《大同书》中描绘的「太平之世」时的景况，就是孔子在《礼运》中说的「天下为公」、「大同」的境界，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只是把孔子的理想具体化了，大大发展了。　　康有为设想在大同世界里没有国界，全地球有一个公政府，下设民、农、牧、渔、矿、工、商、金、辟、水、铁路、邮、电线、船、飞空、卫生、文学、智、讲道、极乐等二十个部，还有会议、上议、下议、公报四院，各部、院都有几个负责人(也分等级)和若干职员，上面不设总统等行政长官。全地球公政府下，按地球的经纬度分设三几千个度政府，度政府下设民、农、矿、工、商等十四曹，还有四院。没有军队、监狱、法院，也没有外交。「当太平之世，无争兵，故无海陆军，无刑讼，故无刑法：无国际交涉，故无外务。」度政府下为基层单位，或以农场为主，或以工厂为主，周围都有商店、邮电局、铁路站局等等单位形成一聚落，可设立地方自治局。「太平之世只此公政府、各度政府、地方自治局三级。」各基层都设有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医疾院、养老院、恤贫院、孝终院十院。一个人，从母胎出生，到幼儿园、到上小学中学大学，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管。　　《大同书》提出「去产界公生业」，即无论农工商一律公有，废除私有。「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他认为「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争」，「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他认为这个过程不用很长，大概再过百年左右。就可以达到「大同之世」了。　　《大同书》还提出「去家界为天民」，即主张废除家庭，人人直属于天。他说：「人非人能为，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隶于天。而独立政府者，人人所共设也。公立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所谓「公养」，就是妇女怀孕后入「人本院」，实行胎教，「不必其夫赡养」；生育之后，婴儿即入「育婴院」，「不必其母抚育」；婴儿3岁后，即移入「怀幼院」，不「不必其父母怀抱」。所谓「公教」，就是孩子6岁之后入「蒙学院」，以后依次入「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直至20岁，由政府负责教育。所谓「公恤」，就是有病入「医疾院」，60岁之后，不能自养者入「养老院」，贫而无依者入「恤贫院」，有残疾者入「养病院」，死者入「化人院」。对公恤对象的待遇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根据对象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有所差别的。总之，一个人从在母胎到出生，从出生至死亡，都由社会、政府负责，可以不倚靠家庭。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幻想、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康有为设想：「太平大同之世，男女各有独立之权，有交好而非婚姻，有期约而非夫妇，期约所订，长可继续而终身，短可来复而易人。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既无亲属，人人相等。」又说：「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　　总之，康有为的《大同书》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分析社会发展，从中得出私有制必然被公有制代替的发展规律，而是从孔子对尧舜时代原始社会的描绘和概括，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概念出发，从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出发，结合他当时即19世纪末的世界概况，充分发挥他的丰富想像力，上下驰骋，勾画出一幅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详细图景。书中虽不乏智慧的闪光，也猜测到一些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很多是凭空的构想，有些是荒唐可笑。对私有制不是让其自然发展，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时，逐渐为公有制代替，而是人为地「去」之，硬性地取消，甚至对家庭也采取硬拆的措施。康有为的历史观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向大同的路。虽然这样，《大同书》终究反映了从孔子以来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它的问世也不是偶然的。　　三、孙中山提出了通向「大同」的较好方案，但不能实现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很推崇孔子的思想学说，很赞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他创立了「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把这两项列为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后来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总结历史经验，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谓平均地权，就是主张土地国有，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他主张的土地国有，并非「夺富人之田」，而是「核定天下地价」，偿还原主。他认为随著文明的进步，地价必上涨，将来必涨几十倍、几百倍，现在核定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将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规定银行、铁道、航路等带垄断性的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其目的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亦即防止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免其操纵国民生计。孙中山还很重视发展实业，主张借外资发展实业，有详细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是他《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专谈我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全文达11万余字，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包括交通、商港、铁路、水力、钢铁、矿业、农业、森林、移民、蒙古和新疆的灌溉等10个方面，具体生动地勾画了一幅中国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　　孙中山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并不赞成照搬欧美资本主义的模式，他看到欧美模式的缺陷。在东京创刊的《民报》周年庆祝会上（1906年11月），他在讲话中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912年5月4日，他在广州报界的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国革命，为五千年未有之举，故所主张不必取法于各国，或且驾美、法而上之。……我辈推翻专制，固为子孙谋幸福，而土地一日不平均，又受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之专制耳，遗害子孙。何堪设想。」同年4月，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中国乃极贫困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发展实业之目的，「既求国利更应求民福，」要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而不能象英、美国家那样，让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其民仍复苦楚。」　　孙中山不仅要推翻封建专制，而且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实业，同时防止两极分化，要求实现共富。为追求崇高理想，从1894年起即奔走革命，先后发起组织兴中会，组建中国同盟会，并且通过这些组织在各地组织发动了多次的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　　孙中山是有崇高理想的，是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的，是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的。他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1924年6月）的训词中说：「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把三民主义看作是建国和走向大同世界的思想武器，并把大同世界看作人类社会进化的最终目的地。他在1924年8月的一次演说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可见孙中山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最高理想的。虽然他在这里说得简单了一些，应该说要实行社会主义，首先要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通的。要实现「世界大同」，的确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否则只能是空想。孔子所说的「大同」，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低标准的境界，在物质生活方面是不值得羡慕的。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孔子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崇高理想，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崇高理想。孔子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受推崇的伟大思想家，其影响已远超出中华民族的范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大治，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学说，但他只是大胆地猜测了将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没有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通向「世界大同」的道路。孙中山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而且提出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通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这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实业。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党员成份复杂、组织纪律松散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从而根本不可能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实业。孙中山晚年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想有所作为，惜天不假年，过早的去世，壮志未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加速分化，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屠杀人民，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为代表的左派则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的朋友。　　四、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指引人类实现「世界大同」　　农民只能有平均主义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有代表先进大工业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同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相结合，随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这场探索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过程并不是顺利的笔直的，而是极其艰苦的曲折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挫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全党才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直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比较顺利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敌人十分强大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如同「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国后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针对林彪「四人帮」把社会主义歪曲为贫穷的平均主义的社会，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给予彻底驳斥，全面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维护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鉴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而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常干一些超越阶段的蠢事，邓小平把我国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既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又反对平均主义。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提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他认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针对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并且已造成严重后果，邓小平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不仅是对我国而且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突出的历史功绩，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原来就比较落后的国家，加上林彪「四人帮」10年的破坏，人们的思想被搞得很乱，社会主义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状态下，及时拨乱反正，维护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值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社会主义陷入危机，唯独中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稳步前进，而且速度还比较快，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又焕发了勃勃生机。苏联、东欧问题的实质，是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生产力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体现，社会不和谐，各种矛盾尖锐，一遇风吹草动就要出问题。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以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历史已经作出应有的评价。经过正反两面的比较，党和人民已经能分辨冒牌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了。　　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党和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继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普遍真理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能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至在遥远的将来领导人民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一个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共产党来领导，是不能实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从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进一步深化。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著眼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长治久安，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二者共同搆成了以人为本，开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时代主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标准是：「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只有落实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著党和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大大发展了。　　要达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才能引导我们稳步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企图离开科学社会主义走捷径，只能是空想。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既是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追求的最崇高理想。我们坚信，在将来是一定能实现的。　　（作者：毛　蔚　彭　建，分别系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原深圳市委宣传部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