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作重要講話時指出，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産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　　一、「天下爲公」、「世界大同」是中華民族追求的社會理想　　在我國，人們追求和諧美好社會理想的歷程，可以從孔子説起，因爲他是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儒家的創始人，他的思想學説影響了我國兩千多年，在世界上都有相當影響。毛澤東同志曾説：我們這個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有很多珍貴的文化遺産，「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份珍貴的遺産」。他們的社會理想，就是這些珍貴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謂「仁」，他對不同的問話對象，有不同的説法。也可以説，仁的核心是「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再簡單一點説，就是「愛人」。孔子堅信，只要大家都講「仁」，就一定能實現社會和諧，達到天下大治。　　孔子的社會理想是怎樣的呢？在《論語》一書中，他只對冉有談到一些原則：「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也就是説，他追求的是社會的均衡、和諧、安定。他最欣賞的是傳説中的堯舜禪讓社會，在《禮記·禮運篇》中對子游作了詳細的描述。他説：「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就是無數志士仁人追求的「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和諧理想社會。傳説中的堯舜時代，還沒有文字記載，真實性如何，還當別論。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當時還應是原始社會末期，生産力水平還很低，還必須實行集體的生産勞動，才能扺抗野獸的襲擊和其他自然災害的威脅，剩餘的生産物還不多，還未出現階段的分化和對立。孔子所描述的情況，有不少是可信的。當時民風很淳檏，集體主義的意識較強，私心的確較少。由於剩餘産品不多，沒有什麼可以佔有。自然沒有小偷盜竊。當時物質生活條件很差，在物質生活方面是不幸福的。這樣的「大同世界」沒有什麼可羨慕的。但是，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方面很令人振奮，民主、公平、友愛、和諧。爲什麼堯舜時代社會風氣這麼好呢？孔子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不懂得歷史發展規律，他認爲完全是堯舜個人品德好，帶了好頭的結果，也是他們有大智慧，領導得好的結果。他多次稱贊堯舜個人的品德和智慧。例如他説：「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四書·大學》）實際上就是認爲，只要國君品德好，帶頭實行「仁」，就可以實現「天下爲公」「世界大同」。　　孔子對他當時世道是不滿的，認爲是「天下無道」，已從「天下爲公」變成「天下爲家」了。「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這樣就要有禮儀和各種制度來規範人們的身份行爲，並承認私有制的存在了。「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爲己。」這樣一來，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戰亂過程及其後，又會出現一些傑出的領袖人物，從而出現所謂「小康」局面。「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禮記·禮運篇》)這裡説的「小康」，是相對「大同」來説的，是指次於「大同」，而遠勝於孔子當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的社會局面。　　孔子的「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部分反映了原始社會的狀況，也帶有很大的空想的成分。因爲那時生産力水平很低，能提供的剩餘産品很少，所以即使社會風氣很好，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那時的生活質量是相當低的，哪裏有足夠數量和高質量的東西來養老育幼，照顧殘疾者呢？而且孔子的時代早已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對立，已經從「天下爲公」變成「天下爲家」了，王位的繼承已由禪讓或選舉變成父傳子或兄傳弟的世襲制了，社會怎麼可能倒退回原始公社的狀態呢？怎麼可能又從現在的「天下爲家」再回到原始的「天下爲公」呢？　　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他的思想影響僅次於孔子。他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生長於徵戰吞併更頻繁的戰國時代。孔子主要講「仁」，孟子是「仁義」並稱。他認爲只要講「仁義」，行「仁政」，就會「仁者無敵」。他指斥當時的國君都是「嗜殺人者」，所以一直戰亂不止，只有不嗜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他勸説樑惠王、齊宣王等國君施行仁政，「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媷，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這樣，就是拿著木棍都可以抗擊秦、楚強國的堅甲利兵了。孟子主張先要解決人民居住的房屋問題和耕種的土地問題，使他們有「恆産」，才能「有恆心」，不會幹壞事。他主張每戶給5畝之宅，這樣可種桑養蠶，解決穿衣問題，可養鷄豬等，解決肉食問題，8口之家給百畝耕地，不違農時，就可以解決糧食問題。然後辦好各級學校，用「孝悌」的道理來教育人民，使他們處理好父子、兄弟的關係。孟子還主張恢復過去原始公社時期就已出現的井田制(在西周時比較完善和普及)，每方圓一裏，劃分爲一個井田，一個井田900畝，當中100畝是公田。八家各有私田100畝，共同耕種公田。公田耕種完畢，然後再種私田。同一井田的鄰居關係密切，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片睦鄰友好、親密、和諧的景象。他還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總之，孟子主張先富民，然後教之，很重視農民、農業問題的解決。盂子「言必稱堯舜」，他的社會理想同孔子的社會理想差不多，也是追求社會的均衡、和諧、安定。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小農經濟像汪洋大海，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和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我國有廣泛的市場。廣大貧苦農民深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常常迸發出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早在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張魯就創立「五鬥米教」，「設義米」，「置義舍」，提出喫飯不要錢。唐末王仙芝起義時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大聲疾呼：「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南宋鐘相、楊麼起義，打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旗號。明末李自成，用「均田免糧」作爲起義的號召。清末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以平均主義和平等觀唸作爲自己的綱領，提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農民，既有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性一面，也有保守落後的一面。農民不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者，不可能用一種先進的生産方式來代替落後的生産方式，所以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是被鎮壓下去，就是成爲改朝換代的工具，起義領袖往往成爲新王朝的封建統治者，原來他們提出的社會理想統統落空了。　　可以看出，在我國歷史上，無論是思想家，還是普通勞動者，都比較嚮往「均」(包括均衡、均等、平均)的境界。過去人們嚮往「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也主要是從「均」的境界著眼，沒有進一步考慮，要富而均才解決問題，貧而均是沒有用的。孔子嚮往的「大同」，也是《論語》中説的「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實際上是嚮往貧而均。均，確有合理、和諧、美好的一面；不均，貧富差距過大，過分懸殊，確實孕育著不安，潛伏著動亂的危險。但是，離開發展生産力，只追求平均分配社會財富，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對社會發展並無益處，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把發展生産力放在首位，然後適當注意均的問題，避免差距過大，纔能有利於社會的發展。　　二、康有爲寫了《大同書》，但找不到通向「大同」之路　　戊戌維新變法的領袖康有爲，爲了「託古改制」，曾寫了幾本書，《大同書》就是他託古改制的重要著作之一。《大同書》洋洋二十多萬字，詳細地描繪了他認爲孔子預見到的人類進化第三階段「太平之世」(説孔子生逢「據亂之世」，現在是「昇平之世」)時的景況。已故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筒史》中評論道：「這部書如此大膽，如此革命化，以致最大膽的未來社會空想家都爲之喫驚。而康有爲自己並不是一個烏託邦主義者。他堅持認爲，他的理想只有到人類社會發展到最高階段時，才能實施。而目前階段，他所主張的只是君主立憲制。康有爲在世時，保守派首先憎恨他。因爲他太激進，後來，激進派憎恨他，因爲他太保守」。在維新運動中，康有爲是適應曆史潮流起了積極作用的。在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他奮起聯合上京會試的各省舉人上書光緒帝，力主拒絶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以後又連續上書幾次，奔走呼號，組織推動。變法的實質是以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代替封建君主專制。雖然變法遭到慈禧爲首的頑困守舊勢力的扼殺，譚嗣同等六君子壯烈殉難，但流血教育了人民，説明改良行不通，必須進行革命。可惜康有爲不能與時俱進，後來競墮落爲保皇派。 　　《大同書》中描繪的「太平之世」時的景況，就是孔子在《禮運》中説的「天下爲公」、「大同」的境界，即「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等，只是把孔子的理想具體化了，大大發展了。　　康有爲設想在大同世界裡沒有國界，全地球有一個公政府，下設民、農、牧、漁、礦、工、商、金、闢、水、鐵路、郵、電綫、船、飛空、衛生、文學、智、講道、極樂等二十個部，還有會議、上議、下議、公報四院，各部、院都有幾個負責人(也分等級)和若干職員，上面不設總統等行政長官。全地球公政府下，按地球的經緯度分設三幾千個度政府，度政府下設民、農、礦、工、商等十四曹，還有四院。沒有軍隊、監獄、法院，也沒有外交。「當太平之世，無爭兵，故無海陸軍，無刑訟，故無刑法：無國際交涉，故無外務。」度政府下爲基層單位，或以農場爲主，或以工廠爲主，周圍都有商店、郵電局、鐵路站局等等單位形成一聚落，可設立地方自治局。「太平之世只此公政府、各度政府、地方自治局三級。」各基層都設有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醫疾院、養老院、恤貧院、孝終院十院。一個人，從母胎出生，到幼兒園、到上小學中學大學，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管。　　《大同書》提出「去産界公生業」，即無論農工商一律公有，廢除私有。「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産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爲公有，人無得私有而私買賣之。」他認爲「農不行大同，則不能均産，而有飢民」，「工不行大同，則工黨業主爭」，「商不行大同，則人種生詐性」。他認爲這個過程不用很長，大概再過百年左右。就可以達到「大同之世」了。　　《大同書》還提出「去家界爲天民」，即主張廢除家庭，人人直屬於天。他説：「人非人能爲，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隸於天。而獨立政府者，人人所共設也。公立政府當公養人而公教之，公恤之。」所謂「公養」，就是婦女懷孕後入「人本院」，實行胎教，「不必其夫贍養」；生育之後，嬰兒即入「育嬰院」，「不必其母撫育」；嬰兒3歲後，即移入「懷幼院」，不「不必其父母懷抱」。所謂「公教」，就是孩子6歲之後入「蒙學院」，以後依次入「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直至20歲，由政府負責教育。所謂「公恤」，就是有病入「醫疾院」，60歲之後，不能自養者入「養老院」，貧而無依者入「恤貧院」，有殘疾者入「養病院」，死者入「化人院」。對公恤對象的待遇並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根據對象對社會的貢獻大小而有所差別的。總之，一個人從在母胎到出生，從出生至死亡，都由社會、政府負責，可以不倚靠家庭。但是，如果沒有生産力的高度發展，沒有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幻想、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康有爲設想：「太平大同之世，男女各有獨立之權，有交好而非婚姻，有期約而非夫婦，期約所訂，長可繼續而終身，短可來復而易人。凡有色慾交合之事，兩歡則相合，兩憎則相離，既無親屬，人人相等。」又説：「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賦人權之義，男女皆平等獨立，婚姻之事不復名爲夫婦，只許訂歲月交好之和約而已；行之六十年，則全世界之人類，皆無家矣，無有夫婦父子之私矣。其有遺産無人可傳，其金銀什器皆聽贈人。若其農田、工廠、商貨皆歸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　　總之，康有爲的《大同書》不是從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規律出發來分析社會發展，從中得出私有制必然被公有制代替的發展規律，而是從孔子對堯舜時代原始社會的描繪和概括，即「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概念出發，從公平、正義等道德原則出發，結合他當時即19世紀末的世界概況，充分發揮他的豐富想像力，上下馳騁，勾畫出一幅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詳細圖景。書中雖不乏智慧的閃光，也猜測到一些社會發展的趨勢，但很多是憑空的構想，有些是荒唐可笑。對私有制不是讓其自然發展，到了阻礙生産力發展時，逐漸爲公有制代替，而是人爲地「去」之，硬性地取消，甚至對家庭也採取硬拆的措施。康有爲的歷史觀不是唯物主義的，而是唯心主義的。　　正如毛澤東所説，康有爲寫了《大同書》，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向大同的路。雖然這樣，《大同書》終究反映了從孔子以來人們對美好社會的嚮往，它的問世也不是偶然的。　　三、孫中山提出了通向「大同」的較好方案，但不能實現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很推崇孔子的思想學説，很贊賞「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他創立了「民族、民生、民權」的「三民主義」，提倡「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把這兩項列爲民生主義最重要的原則。後來又在中國共産黨人的幫助下，總結歷史經驗，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所謂平均地權，就是主張土地國有，通過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他主張的土地國有，並非「奪富人之田」，而是「覈定天下地價」，償還原主。他認爲隨著文明的進步，地價必上漲，將來必漲幾十倍、幾百倍，現在覈定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將來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所謂節制資本，就是規定銀行、鐵道、航路等帶壟斷性的大企業由國家經營管理，其目的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亦即防止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産，免其操縱國民生計。孫中山還很重視發展實業，主張借外資發展實業，有詳細的實業計劃。《實業計劃》是他《建國方略》的第二部分，專談我國內經濟建設問題，全文達11萬餘字，內容十分豐富具體，包括交通、商港、鐵路、水力、鋼鐵、礦業、農業、森林、移民、蒙古和新疆的灌溉等10個方面，具體生動地勾畫了一幅中國國民經濟全面發展的宏偉藍圖。　　孫中山領導的是資産階級革命，但是他並不贊成照搬歐美資本主義的模式，他看到歐美模式的缺陷。在東京創刊的《民報》週年慶祝會上（1906年11月），他在講話中説：「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912年5月4日，他在廣州報界的歡迎會上講話時説：「我國革命，爲五千年未有之舉，故所主張不必取法於各國，或且駕美、法而上之。……我輩推翻專制，固爲子孫謀幸福，而土地一日不平均，又受大地主大資本家無窮之專制耳，遺害子孫。何堪設想。」同年4月，他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舉行的宴會上發表演説：「中國乃極貧困之國，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僕抱三民主義以民生主義爲歸宿，即是注重實業。」發展實業之目的，「既求國利更應求民福，」要使「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而不能象英、美國家那樣，讓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其民仍復苦楚。」　　孫中山不僅要推翻封建專制，而且要大力發展生産力，發展實業，同時防止兩極分化，要求實現共富。爲追求崇高理想，從1894年起即奔走革命，先後發起組織興中會，組建中國同盟會，並且通過這些組織在各地組織發動了多次的起義，前僕後繼，可歌可泣。　　孫中山是有崇高理想的，是追求社會和諧的理想社會的，是嚮往「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境界的。他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1924年6月）的訓詞中説：「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把三民主義看作是建國和走向大同世界的思想武器，並把大同世界看作人類社會進化的最終目的地。他在1924年8月的一次演説中説：「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産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可見孫中山是把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看作最高理想的。雖然他在這裡説得簡單了一些，應該説要實行社會主義，首先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相通的。要實現「世界大同」，的確只有到了生産力高度發展的共産主義社會纔可能，否則只能是空想。孔子所説的「大同」，是原始社會的生産力水平很低的低標準的境界，在物質生活方面是不值得羨慕的。　　「天下爲公」、「世界大同」是孔子以來無數志士仁人追求的崇高理想，也可以説是我們中華民族追求的崇高理想。孔子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最受推崇的偉大思想家，其影響已遠超出中華民族的範圍。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要達到的目標是社會大治，最終理想是「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康有爲繼承和發展孔子的思想學説，但他只是大膽地猜測了將來社會發展的趨勢，而沒有提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通向「世界大同」的道路。孫中山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學説，而且提出了一條比較切實可行的通向「世界大同」的道路，這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實業。但是由於階級的侷限，黨員成份復雜、組織紀律鬆散的中國國民黨不可能領導人民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從而根本不可能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實業。孫中山晚年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本想有所作爲，惜天不假年，過早的去世，壯志未酬。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加速分化，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屠殺人民，成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宋慶齡、何香凝等爲代表的左派則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繼續革命，成爲中國共産黨的真誠的朋友。　　四、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指引人類實現「世界大同」　　農民只能有平均主義思想、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不能産生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也不能産生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只有代表先進大工業生産力的無産階級，才能産生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作爲無産階級的代表，批判地繼承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德國的古典哲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後，很快同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相結合，隨後中國共産黨誕生。從此，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探索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向社會主義之路。　　這場探索通向社會主義之路的過程並不是順利的筆直的，而是極其艱苦的曲折的。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了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左傾機會主義所造成的挫折，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總結了經驗教訓，最後全黨才團結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直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比較順利地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毛澤東同志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從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十分落後、敵人十分強大的國情出發，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認爲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纔是社會主義革命。如同「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國後在繼續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在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也發生了「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失誤。針對林彪「四人幫」把社會主義歪曲爲貧窮的平均主義的社會，鄧小平同志撥亂反正，給予徹底駁斥，全面論述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應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問題，維護並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鑒於我國生産力水平還比較低，而過去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常幹一些超越階段的蠢事，鄧小平把我國定位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社會主義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産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鄧小平既強調實現共同富裕，又反對平均主義。他説：「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提平均主義，喫『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喫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他認爲，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加快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針對過去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神聖化的教條主義思想，並且已造成嚴重後果，鄧小平強調：「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不僅是對我國而且也是對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鄧小平突出的歷史功績，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原來就比較落後的國家，加上林彪「四人幫」10年的破壞，人們的思想被搞得很亂，社會主義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狀態下，及時撥亂反正，維護並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值國際風雲變幻，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社會主義陷入危機，唯獨中國在以鄧小平爲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繼續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穩步前進，而且速度還比較快，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又煥發了勃勃生機。蘇聯、東歐問題的實質，是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嚴重，生産力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沒有改善，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體現，社會不和諧，各種矛盾尖鋭，一遇風吹草動就要出問題。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貢獻，以至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貢獻，歷史已經作出應有的評價。經過正反兩面的比較，黨和人民已經能分辨冒牌的社會主義和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了。　　從鄧小平時代以來，黨和人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在繼續深入。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堅持普遍真理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相結合，與時俱進，敢於創新，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就是：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只有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來發展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才能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也只有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黨，才能永遠保持先進性，始終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直至在遙遠的將來領導人民進入共産主義。我們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將長期處在初級階段。共産主義社會，將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實現共産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歷史任務，沒有一個始終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始終保持先進性的共産黨來領導，是不能實現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科學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確立爲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從十六大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在進一步深化。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四中全會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爲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指導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則是著眼於整個社會的穩定有序、長治久安，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二者共同搆成了以人爲本，開創我國改革發展穩定新局面的時代主題。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總結了我國20多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的經驗教訓，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標準是：「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只有落實以人爲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才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標誌著黨和人民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達到一個新高度，比馬克思、恩格斯當初大大發展了。　　要達到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只有在遙遠的將來到達共産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才能引導我們穩步地向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前進，實現「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企圖離開科學社會主義走捷徑，只能是空想。實現「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實現共産主義，既是我們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追求的最崇高理想。我們堅信，在將來是一定能實現的。　　（作者：毛　蔚　彭　建，分別係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原深圳市委宣傳部幹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