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鴉片之禍”，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西方列強，但卻都忽略了我們東邊的鄰居，日本是繼英國之後對中國輸入鴉片最多的國家。

　　近代日本的國門被打開後，英國人也曾試圖將鴉片帶入日本。鑑於大清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明治政府寧願敞開市場，也不願讓東印度公司的一兩鴉片流入國內。

　　明治維新讓日本國力暴增。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割讓臺灣。考慮到臺灣鴉片氾濫已久，日本政府並沒有將國內嚴格的禁菸政策搬到臺灣，而是執行“漸禁政策”，即逐步減少鴉片的供應，最終實現絕禁菸毒。

　　然而這只是日本政府表面上的說法，實際上由於臺灣島內此起彼伏的抵抗運動讓日軍疲於應對，時任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獻策，提出了《關於臺灣鴉片制度的意見》。

　　他認爲清政府長期對鴉片的縱容讓臺灣菸民遍地，日本能否儘快穩定臺灣治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滿足百姓對鴉片的需要，所以才提出了“漸進”的方案。後藤新平實際上是看到了鴉片對人體的毒害，以及背後的巨大經濟利益。

　　1897年，臺灣總督以“禁菸”之名開啓了鴉片專營貿易，所謂專營就是從鴉片的種植、生產和銷售完全在總督府的控制之下進行。爲了遮人耳目，總督府要求所有吸菸者都必須領取許可證，然而許可證的發放卻沒有任何限制，短短几年時間臺灣的菸民就增長了好幾倍。

　　臺灣實行鴉片專賣的第一年就大賺160萬日元，第二年就達到了350萬，此後鴉片收入一直佔總督府全部財政收入的40%左右。1906以後，清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禁菸，內地鴉片產量暴降，致使臺灣普通百姓根本消費不起。

　　由於鴉片價格水漲船高，總督府的收入並沒有降低，但卻讓日本人意識到必須控制鴉片的供應，於是誕生了日本著名的“鴉片大王”二反長音藏。二反長音藏原本是大阪的一位農民，但他卻心繫天皇在海外的事業，認爲購買進口鴉片消耗大量外匯，不如在國內推廣種植。

　　二反長音藏的提議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重視，在他的影響下，大阪成了日本鴉片的主要產地。在鴉片煙膏的收穫季節，大阪甚至要求學校爲學生們放“罌粟假”。

　　1905年，日本完成對朝鮮的兼併，由於在日俄戰爭中消耗大量國力，又加之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導致嗎啡需求量急劇增加，日本在朝鮮的鴉片種植面積不斷增加，併成立了半官方性質的“大正製藥公司”，用於合成嗎啡。

　　日本從1915年製出第一支國產嗎啡起，僅用20年的時間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合成毒品生產國，其中海洛因產量世界第一，佔總產量的40%左右，可卡因世界第一，嗎啡世界第四。除了少數用於醫學用途外，大部分都被貼上“軍用品”的標籤走私到中國各地。

　　抗戰爆發之前，日本僑民依靠治外法權瘋狂向中國走私各類毒品。抗戰爆發後，根據臺灣的成功經驗估算，日軍估計如果能夠成功征服中國4億人口，每年僅鴉片一項便可獲利5億日元，遂在各地不斷成立貿易公司和製毒工廠。

　　日軍先在僞滿洲國複製了臺灣的鴉片專營，後又在上海以禁菸爲名，成立了“宏濟善堂”壟斷了華中地區的鴉片貿易。爲了確保鴉片的供應，日軍又在東北、蒙疆和華北等地強行推廣種植罌粟。

　　鴉片於是成了抗戰中日軍摧殘中的“軟性武器”，所以美國學者指出：“這不但是個人犯罪，而且是整個國家犯罪。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都參與其事……毒品戰對日本軍隊是極有利了，而且太重要了。就目前的勝利而言，就以後維護一個被毒化了的民族作爲征服者的奴隸來說都如此。日本人是不肯放下這與中國甚至全人類爲敵的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