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精神分析而言，作為一個人類主體的前提是使自己進入語言，人類主體的進入語言使得文字成為了一個包含主體在內的語言結構。主體的這種文字化是由兩方面確立的，首先是【主體在其精神發展的某個環節進入語言時，語言及其結構早已存在了】[E.495]。另一方面則是主體在語言結構中借來了有關於自身話語的物質載體。因此作為具體話語的主體不僅僅在一定程度上隸屬於作為結構的語言，而且事先就服從於語言在話語中的實現。同時對於拉康而言，交流的主體實際上是某個契約的主體，這個契約使得主體成為了一個社會性的主體，而言語就是通過這個契約來得到保證的。而進入語言的過程則是本能變遷的過程，因此無論結構中的哪一種，倒錯，神經症

和精神病，其根源都是我們本能的變遷與此契約的關係。因為沒有人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進入到語言中，而語言乃至語言所生產的意義永遠不會成為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所以意義的生產總是與主體的結構相關，正是在這種本能的變遷與契約的互動之下，意義得以產生，同時因為此互動的差異導致了意義的生產的差異，所以每個主體都將是獨特的主體。也就是說主體通過對此結構的遵從和重複，完成了主體自身有關於其精神現實和生物心理的個體化。因此在精神分析中，圍繞著主體的起源的解釋並不居於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怎樣與分析者的無意識的深淵發生最小程度的相遇。

為了力圖達到此相遇，我們在分析中總是透過主體的精神結構以理解主體表面上的癥狀，以梳理主體的精神現實和外在現實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就是說作為精神分析三結構的神經症，倒錯和精神病可以看作的是我們為掌握語言而與本身作為結構的語言進行互動的模式，而此模式同樣由於語言的介入而深刻地改變了作為主體的我們自己。這當然意味著的是無論是結構中的哪一種，倒錯、神經症或者是精神病都是【正常】的（當然在拉康看來，正常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精神分析所證明的是他們根本上是作為一種心理機制與手段普遍存在於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因此詹明信喜歡這樣描述共產主義：

一個怪癖和乖戾之人的烏託邦，在其中同質化和一致性的限制被移除，人像植物在自然中那樣野生地生長，不再受當下壓迫性的社會性的限制所束縛，他們綻放為官能性患者、強迫症患者、妄想症患者與精神分裂症

患者。他們在我們社會中被視為病態的，但卻在真正自由的世界中將組成【人性】的動植物羣。

這個在常人眼中沒有一個正常人的共產主義社會，在精神分析家看來，可能卻是最美麗的社會藍圖。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可以帶點玩笑地說，共產主義社會是接受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人組成的聯合體。

精神病

我們都比較熟悉的是拉康本人與精神病之間的緣分，不僅僅他本人是精神病學的專家出身，他這一生也都與精神病有相當大的緣分。從對精神病學的研究到超現實主義的精神病風格，從令他聲名鵲起的埃梅案到晚期的精神病運動，我們似乎可以頗為偏見的說精神病成就了他。

當然我們從精神病結構出發不是因為這種傳記的性質，而是早在拉康的羅馬報告中，拉康將那些看似在言談的實際上言之無物的人劃分為精神病，通過這種劃分，拉康得以得出神經症，也即神經症是精神病的對立面，神經症是言說超過他們意識所使用的詞語的主體。這當然就是弗洛伊德通過夢的解析為精神分析根本奠基的東西，神經症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超越言語化的語言，神經症永遠無法阻止他們言說超過自己意圖所表達的那些東西，這當然也就是拉康所謂的永不停止的書寫。

當我們從這點返回精神病，我們將得出結論，也就是說精神病的機體是完全正常的，出問題的是符號秩序，符號秩序從精神病的機體中脫落，迫使精神病用想像去建構一個不被符號秩序認同的妄想秩序。因此拉康得以發展出脫落作為精神病結構的基本特徵，脫落當然指的是就是對壓抑而言起著至關重要的父親的名字的脫落。由於父親的名字的脫落，精神病不再通過語言去構建無意識，因此精神病不再是被能指切割的分裂的主體，語言不再成為精神病的大他者，語言的效果不再誘發精神病主體的對象a，精神病不再利用語言築基起幻想，主體也無法進入到能指間性中進行異化與分離。

拉康首先是在一個嚴格的弗洛伊德的意義上討論精神病。在弗洛伊德看來當弗洛伊德的自戀理論體系構建完成後，他首先把精神病作為的是自戀神經症，以區別於以癔症為代表的轉移性神經症。自戀神經症主要指的是轉移能力不夠或者不充分的主體，其原因就是主體的無意識的運作近乎失效，如同拉康的比喻，精神病的無意識是露天的無意識。精神病的無意識會直接地侵入主體的外部現實，使主體無法區分精神現實與外部現實，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主體的現實，因此精神病常常帶有幻覺。但是幻覺並不作為精神病結構的主要特徵，有時候癔症也帶有一定的幻覺。

也就是說在精神病的俄狄浦斯情結中，精神病主體將無法看到符號父親產生功能，並無法接受閹割，他的對象a不再能夠像神經症患者那樣，能夠被抽出，從而在能指鏈中持久地慾望，而是如同拉康的比喻，精神病主體直接地就對象a揣在口袋裡，他與對象a不再有距離，從而能夠實現一個與大他者亂倫的享樂。

因此精神病將不能把大他者，或者說象徵秩序，作為慾望的根源與慾望的參考的錨定點。他依然會預設一個大他者，但是他直接地就把他在大他者那裡的感受作為外來的幻覺。在這個層面上，精神病主體不理解法律，不理解象徵秩序，因此他有可能以一種想像的方式去感受象徵秩序和法律。這種想像可能呈現為不同的幻覺的表現形式，例如迫害，愛的對待等等。也是在這個層面上，由於精神病無法像神經症那樣以隱喻和換喻的機制使用語言，所以大部分的精神病沒有神經症意義上的幽默感。他們只會記住幾個在大部分人那裡可能會覺得很好笑的話語，而不懂其為什麼好笑，他們只會膚淺地使用語言，或是在嚴格的邏輯推理中使用語言。因此我們將理解史瑞博所感受到的他在被去勢和成為上帝的女人，並不是玩笑上的戲談，而是他真實的感受。

我們為了確定自己在大他者那裡的位置，我們必須參考菲勒斯的含義，由於精神病的父親的名字的脫落，菲勒斯的含義對精神病來講將不具備任何參考意義。而性別差異總是銘刻在菲勒斯的含義中，菲勒斯提供了一個有關於男女性別劃分的差異的參考坐標。因此對於精神病來說，他們將失去的是一個有關於男女性別的認同，他們的男性性和女性性開始得到融合，由此他們將不具備辨認出公共社會文化中有關於非常細膩的性別的區分，不同事物的邊界範疇也將變得十分模糊。

從某種程度上講，拉康把完全的想像定義為精神病。這種想像同樣是作為策略根植於我們每個人的主體的自我構建之上的，比如拉康在家庭情結中的侵入情結中所描述的我們每個人在嫉妒仇恨的基礎上是如何把兄弟姐妹的心像（imago）內化為自我的形象。這就是最基本的鏡像階段的原生妄想的過程。而精神病所涉及的正是把所有涉及到大他者的東西像這樣縮減為小他者，使得其整個符號界的塌陷，使得他在大他者那裡的體驗被認為是實在的，真實的。也因此在精神病的幻覺中，他會以非常肯定的形式表達他的幻覺，而由於癔症還在語言的框架之中，他可能採取的幻覺表達形式則會是辯證地表達。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相當於是在說，作為精神病結構的基礎的排除其根本上就是我們建立起語言的一種手段，或者說其根本上就是語言本身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就在於我們只要擁有語言，只要讓某種看似一致的能指秩序覆蓋在我們之上，我們就必須將某個關鍵的能指排除。在我們的象徵秩序中，這種排除就發生在性關係之上，當拉康帶著挑釁和戲謔地說性關係不存在的時候，正是暗示了這點。由於性關係從根本上的無法符號化，我們將性關係這一能指的排除，我們建立起了有關於性的符號秩序。而女人正是在這個層次上，因其在符號秩序中的被排除而作為男人的癥狀而回歸的。

神經症

通過對精神病的排除脫落的定義，拉康得以定義出神經症的運行特徵：對於神經症來講，語言使得神經症能夠建立出基本的異化與分離，使得神經症與大他者亂倫的慾望能夠在持續的能指鏈中得以持久的慾望。然而延宕不是消滅，神經症依然存在一個與大他者亂倫的慾望的幻想。而承諾解決這種慾望的菲勒斯能指本身，其歸根結底只是在作為象徵性缺乏，而補充大他者的缺失。如同德勒茲所說的，菲勒斯只有作為被丟失的東西，才能重新被找回，因此菲勒斯從根本上是一種非現實，它僅僅只是具象化了大他者內在的無能與矛盾。菲勒斯並不能解決此慾望，神經症又不肯放棄此幻想，因此神經症組織起幻想來填補大他者其內在的缺陷。這種機制被稱為壓抑。

換句話說壓抑同樣指的是，一個主體要想成為社會性的主體，他必須通過認同父親，或者更準確地說認同於父親的名字來使自己逃離吞噬性的母親的深淵，而因為這個認同的不完全導致了主體無意識地壓抑了亂倫這個被禁止的慾望。通過認同父親的名字，神經症主體由能指以fort-da遊戲的手段代入語言的世界，在能指的結構下，主體造成分裂，從而假設起基本的俄狄浦斯情結。在能指的切割下，主體的享樂也被切分，使得主體的滿足總是因為此切割而產生剩餘。這種剩餘使得神經症主體架設起大他者這個點位，從而主體將其作為自己的能指結構的慾望的支撐。因此同樣對於弗洛伊德來說，一個主體要麼停留在與母親亂倫的精神病狀態之中，要麼成為一個神經症主體。（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將說倒錯只是神經症與社會規則所形成的一種變體，其根本的運行機制同樣【歸屬】於【壓抑】）

正是因為主體對父親的名字的認同總是不能完整的，因此主體產生幻想，與能指發生不同的關係，用以掩蓋大他者的不完整，從而【拒絕】閹割，其不同的方式分別是癔症、強迫症和恐懼症（我們通常將妄想型癡呆的前期也作為神經症的一種，但是這裡暫時不予討論）。這一分類既是臨牀的發現，又是理論的推演。不論神經症的哪一種，都是起源於無意識的防禦行動，其根本上都是把語言中所固有的不可能性轉化為對違反象徵法則的禁忌。神經症總是在想像的世界拒絕閹割，從而回到想像的完整的世界，他們也相信著存在完備的大他者的結構。

在癔症中，癔症性神經症感受到了大他者的缺失，但是他透過大他者的缺失認定大他者是完整的，進而把大他者的慾望認同為自身，產生對能指的認同，導致軀體的轉換。癔症憑藉著認同其他人而佔據他人的慾望。癔症無法承受作為慾望對象物的狀態，因為那會喚醒她的傷口，這會讓她又重新經歷那種被剝奪的感覺。也就是說癔症總是以一個理想的形象i（a）遮蔽了閹割（-φ），因此癔症的公式則是i(a)/ -φ，而拉康對於癔症的評論是

不論癔症者展現的是什麼，他們並沒有確實想要補償大他者的慾望，而是想要維持作為欠缺的、缺點的大他者的慾望。癔症的主體費盡心力想要維持大他者的慾望也沒有被滿足。他們阻止大他者不能享受他們不得不提供的東西，當大他者的享樂隱隱在望時，他們會盡他們的全力改變他們作為客體的地位。

這也就是在說，癔症表面上是大他者最有力的質疑者，實際上癔症只是經歷了大他者的不完整後，以質疑作為幻想來維持大他者的完整。這也使得拉康對68年法國學生運動的評價格外的刺耳，在這個運動的最高潮期間，拉康幾乎被趕出大學教室。

在強迫症中，強迫症試圖控制聯繫大他者的慾望的能指，透過對能指的控制來滿足大他者的缺失，然而由於能指的意義是不固定的，大他者作為固有的缺失是不可能滿足的，因此強迫症被奴役。與癔症感受到的缺失（-φ）不同，由於強迫症過於輕易地佔據了想像的菲勒斯的位置，他為此必須付出代價，因為大他者的不完整，其想像的菲勒斯總是變化的，強迫症希望不斷地透過自己與大他者的慾望的能指去彌補大他者的缺失。所以拉康給出強迫症的公式A/◇φ（a』,a』』,a』』』….），通過不斷地滿足所有大他者的要求，他們相信大他者將不會再有要求。

這也就是在說如果說癔症認為大他者的慾望總是不足夠,因此癔症從感受的缺失中認為大他者是完整的話，那麼強迫症就是認為大他者的慾望總是太多，必須以犧牲自己作為工具來滿足大他者的慾望，兩者均涉及的是有關於想像的菲勒斯的辯證法。在這個角度上，通常男性容易成為強迫症，而女性容易成為癔症。（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強迫症容易【成為】男性，而癔症容易【成為】女性）

在恐懼症中，恐懼症則是對聯繫大他者的慾望能指的恐懼，這個能指由於攜帶著閹割的信息，拒絕閹割的恐懼症主體不願意接受能指的替換，而試圖通過固有的恐懼客體來安撫他。恐懼症的情況與癔症非常相似，只是其中涉及的理想的他人的形象變成了客觀的外部對象。恐懼症透過恐懼客體，維繫了對大他者的持續請求。使得母親持續留在他身邊，恐懼客體也因此必須被轉變為某種父親的隱喻。

這三種形態的神經症通常是可以互相交替轉換的，其根源都是主體俄狄浦斯情結中，由於父親的進入，引發想像的挫敗，從而以幻想與想像的菲勒斯之間的互動。而如果父親在此沒有進入，主體不再是感受到缺失（-φ）或者感受到太多（+φ），而是恰好佔據了想像的菲勒斯的地位的話，那麼就會構成倒錯主體。

倒錯

在俄狄浦斯情結中，父親的形象的闖入一般會使得主體質疑母親是否擁有想像的菲勒斯，這種質疑使得主體的認同轉向父親，而質疑並不是主體唯一的選擇，主體可以選擇說服自己母親卻是擁有一個陰莖，從而拒絕父親的閹割，這樣也拒絕了父親佔據母親想像的菲勒斯，使得父親的符號法則無法建立，從而主體構成了倒錯的主體。

倒錯主體因為發現大他者的想像的菲勒斯的缺失，使得自身完全異化為大他者的享樂去填補想像的菲勒斯的缺失。也就是說儘管倒錯主體發現了大他者其內在的侷限和不足，但是他仍然暗示了存在一個大他者形式現身的東西，於是他往往將自身替代為父親的法則。因此倒錯主體並不把分析家看作假設能知的主體，而把自己看作被假設知道的主體，他為了摧毀閹割的效果，創造了另一種象徵秩序，在其中，享樂成為了第一位。因此他們嘗試想讓分析家知道他們將會因為不願意遵守父親的法則而受苦，他們將肯定他們的道路是最終的普世價值觀，在齊澤克的例子中，這一典型當然是斯大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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