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與其說是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不如說那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身體力行地進行革命實踐的人最徹底地忠誠於中國社會的現實而非自己的某種刻板觀念、印象。他們最忠於現實，也最有決心改變現實，並通過與工農群眾之間的不斷互動深入地、細緻入微了解現實，從而在此基礎上發現、把握了中國社會的革命必要性與必然性。勞苦大眾的革命潛能被覺醒者召喚出來、組織起來，進而爆發出了所有人都不曾預料到的巨大能量。這股能量最終重塑了中國社會的現實，讓地球上曾經最死氣沉沉、最落後保守的土地成為人類最先進政治思想的試驗田。而在此進程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進行自我啟蒙、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我重構，將自己塑造為真正適應了革命與建設的新人。
馬克思主義明確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才具有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而這種判斷讓那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不能單純地以超然於中國社會之上乃至擁有某種優越感的啟蒙者自居。一方面，中國的勞苦大眾對於自己的歷史使命認識不清，他們的反抗也只有從自發走向自覺才能真正推翻自身所受的壓迫與剝削。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予以引導，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鬥爭精神。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真正主體是無產階級，其最終勝利歸根到底取決於無產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鬥爭而不是個別首先掌握了革命理論的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要成為真正理想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就必須把自己居於被啟蒙者的地位，真正地深入理解勞苦大眾的階級心理，乃至學習勞苦大眾的鬥爭技巧、鬥爭經驗和鬥爭智慧，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推進對自己的改造。由此，相較於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所熱衷的自上而下的啟蒙，馬克思主義者與占社會最大多數的勞動群眾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雙向啟蒙，而這種知識分子與勞動者之間的互動的真正指向則是一場以否定現行秩序、改變當前窘境為目標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換言之，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本身所蘊含的改天換地的力量擁有充分的信心，而這恰恰是同時代很多僅僅是將中國社會作為灌輸、批評的客體的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
除此之外，近代中國的特殊性也迫使馬克思主義者們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所置身的社會與時代。中國工業的孱弱在客觀上導致了中國工人力量的有限。因此，中國革命的成功除了工人的政治動員之外，還必須挖掘工人階級以外的其他力量的革命性，形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論述這一必要性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此文中，在工人階級被認定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前提下，農民的革命性得到了充分肯定，遊民無產者被認為是能夠引導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被視作是革命中可以動員的階級，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有加入革命陣營的可能性。這種認識的關鍵意義在於，動員工人以外的其他階級參加革命，就不能僅僅依靠單向的宣傳灌輸，而是要真正深入把握該階級的心理和需求，創造出一套能夠為該階級所理解併產生共鳴的話語體系，進而召喚出該階級的革命動力。既鍛造出一大批堅定認同馬克思主義、積極投身於群眾運動之中的先進分子從而為革命隊伍提供永不枯竭的補充，也讓那些由於本階級利益所在而疏遠革命乃至不贊成革命的人逐漸親近革命或至少不反對革命。要使得以上所描繪的圖景成為現實，就必須在堅持階級鬥爭敘事、堅持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同時更進一步地深入了解廣大的中國社會（特別是深入到農民農村之中），真正去同一個階級以及該階級內的不同群體乃至具體個體相接觸，和不計其數的具有七情六慾的個人進行對話——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現實並根據這些現實採取相應的革命策略，動員起一支革命的大軍。對馬克思主義者自身來說，這一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現中國社會存在的具體問題、不斷重塑個人世界觀、不斷從「真空球形革命」走向「現實中的革命」從而真正讓自己適應革命需求的過程。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革命中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意識、方法和實踐。馬克思主義要求他們相信勞動群眾所擁有的巨大力量，同時最徹底地根據現實而不是某種抽象的世界觀來進行革命。而要深入地了解中國社會的現實、讓改天換地的力量得以發揮，就必須同無數活生生的社會成員展開互動，挖掘、召喚出中國社會的革命潛能。這一過程既讓革命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大地，使得被壓抑許久的群眾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動員並自下而上地吞噬了一切企圖鎮壓、消弭革命的組織和個人；也讓知識分子們深入到社會的內在去理解社會，對無數個體的生命體驗感同身受，從而糾正常見的對社會予以觀念式理解、直觀印象式理解的錯誤。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新文化運動中很多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雖然有改變中國現狀的熱情與責任感，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甚至否定中國社會本身所蘊含的足以顛覆一切的潛能，將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條件下國民的不理想狀態絕對化、本質化，而非相信人民的自我覺醒以及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而對中國社會和勞動人民潛藏力量的忽視，又使得他們找不到有效的、良性的同被改造對象彼此互動的方式，認為只有依靠先覺者單方面的灌輸與批判才能將社會成員改造成自己所希望的現代人。這種自上而下的形式，讓這些本來十分真誠的救國者和啟蒙者沉溺於自己的觀念中，對現實的認識達不到應有的深度，與現實愈發隔膜，進而得不到現實的積極回應。最終只能一邊痛心疾首於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一邊在虛無感和挫敗感的包圍中不斷消沉下去。
這個問題可以讀毛澤東同志的《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這個發言用最簡明扼要的語言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
這裡轉載全文及注釋。
在他早年的文章中，會用到「以明吾儕」、「補苴罅漏」這樣的辭彙，但是到後來幾乎沒有了。
大家可以看《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選集》，談的有大問題，有小細節。下筆，用的卻是十分平實的語句和辭彙。
對比一下2020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那種挖空心思生怕讀者看懂的風格，可以說是十分有趣了。
在注釋3中，我標出來一段黑體。
從這段話可知，「精資」是有傳統的。但是梁啟超、張東蓀等人雖支持資本主義，卻也是要社會監督，要改良弊病的。
今天的網路「精資」們，往往拿著「生產力局限」當做借口，連監督和改良都看做「不合時宜」的。
他們還覺得別人幼稚激進，自己務實又穩健呢，記住一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的原則，對不起，忘記了。好像死等傻靠乖乖聽話就萬事大吉，就發展，活活把人類當成一堆動植物。
這種現象也是趣味十足。
作這個發言的時候，毛澤東同志28歲。但是他在最後一段說到：「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我個人的理解，階級專政寫在紙上真的不如其他選項完美，甚至看上去最粗暴。但是毛澤東已經通過深度的思考和研究，看透了那些漂亮玩意兒只能被文化人把玩，不能用於實踐。
其實我們很多人思考問題都走不到這一步，還停留在十分感性的基礎上，還有些文化人的完美主義和小資的抑鬱，會經常動搖。這些情況也是很有趣的，值得關注。
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2]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3]諸人。
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於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於方法，啟民[4]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二
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
1.社會政策[5]；
2.社會民主主義[6]；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7])；
5.無政府主義[8]。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注釋
[1]這是標誌著毛澤東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道路的一篇發言。新民學會長沙會員新年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舉行，熱烈討論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學會旅法會員在法國蒙達爾尼會議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問題。本篇一是毛澤東一月一日的發言，本篇二是毛澤東一月二日的發言。
[2]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一九二○年八月組織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當時擁護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社會革命論，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
[3]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廣東新會人。戊戌維新運動的重要活動家。辛亥革命後組織進步黨，一九一六年該黨演變為研究系，他是首領。
張東蓀（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員，當時任《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一九二○年十一月，張東蓀、梁啟超等挑起了一次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落後，因而否認中國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反對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主張開發實業，發展資本主義，並宣稱可以通過立法和社會監督以及發展各種「協社」來「矯正」資本主義的弊病。他們的這種主張，受到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
[4]啟民，即陳啟民，名陳書農（一八九八——一九七○），湖南長沙人。新民學會會員，當時在長沙周南女校教書。
[5]社會政策，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社會改良主義，後流行於歐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社會政策的提倡者主張階級協調，由國家或其他社會力量制訂勞動法規，實行社會保險，成立工人組織，興辦福利、救濟事業等等，來維護資本主義經濟。
[6]社會民主主義，指二十世紀初期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它反對無產階級實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無產階級走議會道路，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和階級調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也曾有極少數人宣傳過這種主義。
[7]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早年加入英國費邊社和工黨，後又信仰過基爾特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後，曾到俄國考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來中國講學，先後在北京、長沙等地演說。在這些演說中，他表示相信「共產主義是一種好學說」，主張用「循序漸進的方法來實行」，不贊成「階級戰爭」和「平民專制」，認為中國首要的事情是興辦教育和發展實業。羅素的主張在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界有相當影響。
[8]無政府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出現於歐洲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它否認任何國家和政權，否認任何權力和權威，鼓吹絕對自由、極端民主，主張建立一個「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五四運動前後，這種思潮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工人中曾經有過較大影響。
起決定性因素的不是知識分子。一直有很多知識分子想要資本主義，甚至還有保皇的遺老。
打著紅旗的不過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尤其是從統治階級中叛逃出的一部分知識分子。
重要的是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選擇了當時舉著馬克思主義大旗的共產黨。
願意跟著那支軍紀嚴明，不燒殺搶掠的隊伍。願意積極地加入他們，願意和那一輩懷著理想主義激情的人們站在一起。
人民漸漸達成一定的合意，加上黨組織內部一些人的才幹，才能支撐著他們從農村走向城市，重新締造這個國家。
沒有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一直都有。從十月革命時，到解放前後，到今天，他們一直存在。他們一直是很不小的一部分人，他們一直唱著反調。
主要原因還是要感謝常凱申和四大家族在執政期間對中國社會的諸多影響。
國家主義上通過被日本打的幾乎「亡國滅種」，以及和美國的諸多不平等條約，讓中國知識分子被迫認識到不選擇馬克思主義就要做一輩子的僕從國民。
政治上通過武器的批判，以和諧李公朴、聞一多等諸多左翼知識分子為標誌，讓中國知識分子被迫認識到即便在這個殖民地國家裡，自己的未來也是沒有任何自由的傀儡和文奴。
經濟上通過法幣和金圓券的改革，基本上打碎了束縛中國知識分子的私有制財產枷鎖和罈罈罐罐，使其失去了經濟基礎，在社會經濟上成為了無產階級。
於是，中國知識分子終於被迫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宏流，當然也不乏胡適、錢穆這種攜著學問和學位，懷著溫情和敬意而不願融入宏流的大師。
首先，從近代到今天，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大部分都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真正理解並實踐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局限在少部分左翼社會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群體中，而很多的先鋒隊成員則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隨著經濟的右轉；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盛行；財富集中狀況的日益加劇以及教育精英化程度的提升，知識分子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只會越來越少。馬克思主義將會面臨宗教化、教條化。
其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是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對於中國的階級構成、發展階段以及外部威脅來說，馬克思主義是最適合的、或許也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此處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所結合的產物，也是在當下中國語境下所被人熟知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思想根植於馬克思主義的內核，脫胎於蘇聯的革命實踐，並在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運用。
近代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完善的資產階級，而是處於一種多種階級成分並存的混亂局面中，並面臨著外部帝國主義勢力的威脅。而在多種階級成分中，農民階級又佔有絕對的數量支配地位。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包括蘇聯化）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很大程度上被異化為下層階級（廣大的農民階級和少量的工業無產階級）與全部上層階級（帝國主義勢力、封建主與地主、資產階級）的對立，並摻雜了民族主義的成分。
畢竟，當年吃不飽飯、沒有上過學的勞苦大眾，只是想吃一口飽飯、不被外國人和少部分自己人欺負而已。要求他們有建立在完善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政治覺悟是不現實的。
中國的職業革命家和知識分子，很多時候是利用了這種民族主義的力量來領導中國下層民眾，實現了中國的解放。而又利用了被異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完成了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趕走了地主和資本家，帶領中國人民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
而眾所周知，當教員同志真正地想要進行一場人民群眾的思想革命，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純潔性的時候，他的評價就從偉大領袖變成了三七開。
至於後世的一部分墓碑上寫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懂得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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