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
王安石變法失敗是必然的，不失敗才是奇怪的。
為什麼？
很簡單，
首先，企圖用政府行政手段精確的掌控和調節市場。這是一個現代政府都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在北宋時期就想完成，失敗當然是必然的。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第一、青苗法，雖然僅僅面對的是農民，但其本質是建立國家農業銀行，功能甚至類似於現在的農業發展銀行，可是整個北宋的官員，都是讀孔孟出身的，基本沒有人懂銀行的管理，也沒有人懂金融的性質，更沒有人明白金融的操作。大家唯一懂的就是做官，用做官的心態辦銀行，還是農業發展銀行，不管這個理念多麼先進，最後都會失敗。
第二、市易法。在農業社會，信息的傳播異常緩慢，物流也極其艱難，甚至有非常多的非人為以及不確定因素。所以買賣之間就需要中間人來進行交易。確定貨物等級、成色、議定價格，最重要的是讓不熟悉的雙方迅速接洽，完成交易。這是牙行制度到明清時期仍然依舊強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雖然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的牙，誰都恨之入骨，但因為市場要求它存在，它也就只能存在。而王安石卻想用政府來取代這種中間階層，並且還兼職現代物價局的功能，而這些操作的人員，既不懂商品價值的規律，也不明白價格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哪怕他們做得再好，也只是一群用平面幾何公式企圖去計算立體幾何的悲劇性人物。何況從秦漢到明清，這些類似牙行，決定物價的中間商人，其背後都是由王公貴族，以及世家大族操控的。比如西漢時期甚至有親王下場干這個的，由此還發了大財。僅僅市易法一項，就挑戰了整個勛貴以及世家，在一個普遍不具備基本經濟學常識的時代，被群起而攻之一點都不稀奇。
其次，王安石變法所挑戰的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個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動了整個精英階層的切身利益，所以最後被徹底幹掉是很正常的。
我們觀察整個中唐到晚唐，再到五代十國時期，可以發現，所謂的武人專權，並不是說僅僅是幾個單獨的武將專權，而是一群軍官利益集團的專權，這種軍官利益集團，我簡單的比喻一下，它就像是德國的容克軍官貴族集團，它是一個整體。在唐朝很明顯的就是魏博牙兵，不管誰做節度使，只要無法給牙兵們帶來好處，就會被魏博牙兵幹掉，另找代理人。後來的趙匡胤也一樣。所以北宋以後整個士大夫階層所警惕的，不是某個單個的武將，而是對從士兵到基層軍官，再到高級武將整個集團的防範。由此形成了一個高度團結的文官集團，他們結成整體壓制武人集團。而這個文官集團成型之後，成了一個龐大的畸形怪物，他們在經濟上結成聯盟，控制土地、資本和人才，在文化上掌控輿論，獲得了幾乎絕對的知識解釋權，在政治上徹底壓制武人集團，在朝堂和地方一手遮天。這樣一個強大的集團，上可以威懾皇帝，下可以統治百姓。他們已經沒有了可以制約的力量，完全是無敵的，所以他們瘋狂的利用自己的權力獲取利益。王安石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他深深明白這個集團如此下去決沒有好下場，所以他力圖阻止這些人的瘋狂和墮落，因為無論秦漢，還是隋唐，這樣掠奪下去，不是陳勝吳廣，就是五胡十六國。所以這個還沒有散失理智和良心，依舊具備理想主義的士大夫期望從這個畸形怪物的身上割肉，用他們來救助嗷嗷待哺的貧民，填充皇帝的國庫。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整個社會的財富基本盤擴大了，也就是說餅子做大了，也許士大夫集團還能容忍，可是王安石沒有這樣的手段，沒有科學技術的提高，沒有分工協作的更加專業化，社會財富的總量是無法增長的，這也是司馬光的經濟學理論，天下財富的總數是不變的，不在民，就在官。這個官，是指皇帝，而民，不是屁民，是士大夫。所以最後整個士大夫階層群起而攻之，當年漢武帝都無法面對這樣的指責和攻擊，不得不下罪己詔，何況王安石。
歷代中國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會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結合成權貴集團。這個集團都會滾雪球一樣，飛快的壯大和膨脹，他們會因為財富的馬太效應，以及權力的馬太效應，掠奪整個國家的財富，造成貧者越貧窮，富者越富的局面。他們的財富擴張，基本都是通過不公平的分配手段獲得，而不是藉助技術提高，專業化協作的創造手段獲得的，對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不但沒有貢獻，反而極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但這樣的權貴集團一旦形成，他們是不會允許任何人阻擋他們的腳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張居正不行，甚至後來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讓他們停下來的，是只有當矛盾發展到頂點，由黃巢和李自成來解決。
撫州拜訪王安石歸來所思所想
文/大李
撫州出才子，據說是有名的才子之鄉。尤其是臨川，有王安石、湯顯祖等。
今天大李講王安石。
大李可以負責任地說，王安石是個好的策劃師，其思路清晰、大膽；其觀點創新、近乎於完美。但正如大李在多年前完成的專著《策劃師的八宗罪》內所批評的，王安石把八宗罪中的好幾宗罪都犯上了，比如異想天開，比如自以為是，比如紙上談兵，比如好為人師。總而言之，最終歸其一點：方案完美，但難以執行。
我們先看他的策劃文案：
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古文有點晦澀，待大李翻譯翻譯：
青苗法，實際上就是將政府變為對農民進行貸款的銀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時候，農民可以向政府貸款，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並且貸款利息要低於地主商人的放貸利息。
再看均輸法，就是政府集中採購儲蓄糧食。以前，各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上繳一定數額的以糧食為主的賦稅，並且不論豐收歉收之年，都是一致。有點不公平喲。而王才子新頒布的均輸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以解決歉收時的賦稅問題，並且還改由用貨幣替代實物納稅。
然後再看市易法，就是平抑物價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現代中央銀行兼物價局的職能。政府設立市易司，籌集一定資本金，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通過貴賣、賤買、對商人放貸的方式調控商品價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壟斷，並實現資本增殖。
講到這裡，大李開始懷疑王安石學的不是文學，而是經濟，而且，這種經濟理論勘稱博士、院士級，差點獲經濟諾獎的張五常和他的佃農理論，我看都無法跟王安石大師比；與之能並駕齊驅的可能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論了。
王大師的策劃文案中，還包括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
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不是整個方案的亮點，因為此兩法歷朝歷代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是青苗法、均輸法和市易法這三法，則是完完全全的王安石專利、創意。所謂策劃，基礎的和最高境界的，都是創意，沒有創意，就是計劃，或者說不能稱之為策劃。
顯然，我們的王安石王總所領銜的，江西籍文官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提供的，關於大宋如何實行結構性改革的文本，最完美無缺，也最贏得皇帝的初心。此公司的總經理兼總策劃王安石最專業，最用心，最深入皇帝的內心深處，知道皇帝要什麼。於是，皇帝大老闆減去繁文縟節，也不再調研和二次招標，即刻拍板聘請王安石大師為總理——擔任宰相，掌管一切變法。
作為同行，大李也替王安石高興。
可歷史開了個玩笑，沒有成全王大師，前前後後15年，變法就像建房子，停停建建，建建停停，最終沒有讓王安石成為成功的總設計師，完成他「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想和夙願，受到前所未有的阻擋和諸多質疑，然後黯然下台而神傷。
大李認為，不是王安石不行！而是歷史這個混蛋，或者說老天爺這個傢伙，讓王大師這個天才早生了九百九十五年！
如果現在，絕對執行起來是杠杠的。
他因為早生，導致直接的悲劇是：涉及的經濟學知識和思想無限超前，無人能懂。司馬光不懂，蘇東坡不懂，韓琦不懂，富弼不懂，連和他同一個地方的好友曾鞏也不懂，最終，最懂他的神宗也不懂了，開始懷疑他了，於是，在神宗完蛋後，他的下一位老闆就徹底放棄變法了。
王大師也就徹底失敗了。
而且，不僅僅是那些大臣和名流不懂，而且幾乎是所有的公務員都不懂。
剛才說，最懂他的是老闆神宗。其實也不是。人家之所以懂，是因為這能直接給他趙家國庫增加銀子。國庫本來就是皇帝的私庫，皇帝當然「懂」王大師了。何況，良心還算好的神宗能體諒百姓，他認為王大師的變法不但國庫增加銀子，老百姓也受益——何樂而不為呢！
策劃案剛通過的那會，我們的王安石同學——王大師那個高興啊！他直接拿到了國家級的單子，這可不是小時候寫「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那小兒科的，也不是20歲的時候進京趕考，用進京途中員外家看到的上聯去對主考官出的上聯，回去後又用主考官的上聯去對員外家出的上聯，從而白白撿了個漂亮媳婦的那般狗屎運氣，而是真正的憑大宋第一經濟學博士和大宋第一創意策劃師的超級水平贏來的！
於是，在高興之中，他很想把小時候的玩作《詠梅》修改為「牆角數部法，凌寒為我開。遙知皆可為，衝天飛雲外。」同時，也還想把那「撿媳婦對聯」重新配個下對：「宰相府，府宰相，府開相上朝」——似乎感覺更有氣勢！
重要的是，這樣才有真才實學之感。
可當他躊躇滿志，擬大幹一場時，反對聲不絕於耳，其中最厲害的要算同樣學富五車的司馬光。對，就是那個司馬光砸缸的司馬光（不是郭德綱）。他認為，國家的財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國庫銀子增加，老百姓就減少。世界上從來只有你贏我輸、你死我活、你增加我減少，哪有王安石所煽惑的雙贏法則？
不幹！反對！極力反對！
但趙頊才是老闆，你司馬光反對沒用。王安石你干你的，莫管他，誰還反對，我打誰的屁股。
王安石雖然書生，但他歷來膽子大，脾氣拗，人稱「拗相公」，他才不管你司馬光砸缸呢。別說皇帝老闆支持，即使老闆不支持，他也要天天念叨，改革，改革，變法，變法，讓趙董事長承諾永不放棄為止。
與王安石同行的大李最佩服王安石的地方就在這裡——「不拋棄不放棄」，一生知難而上，堅決貫徹自己的信念，了不起的蜘蛛俠！
可改革是政治，不是《美國隊長》，拿著個盾牌，想去哪去哪，想怎麼樣怎麼樣，何況，王安石還只是個意志力堅強的蜘蛛俠，而不是鋼鐵俠。事實上，即使是鋼鐵俠，也不能蠻幹。這不是打仗，剛才說了，這是政治。
王安石不懂政治，他的策劃理論和實際的嚴重脫節。
雖然我們毫不否認，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但終究仍然屬於標準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方面，缺乏完備的市場經濟，使得王大師那超前的經濟思想無法以市場形式來進行良性循環和良好運轉，從而只能藉助於政府的強制力量，通過所謂「看得見的手」來調節。
這怎麼說呢？大李打個最淺顯的比方。城管。大家現在一說城管，就噁心，就害怕，就詛咒。為什麼？因為城管代表惡劣，代表土匪，代表蠻不講理。為什麼會這樣？城管本是城市管理的簡稱，城管員，則就是城市管理工作人員，像醫生、教師一樣，理當受尊重的，但為何成了過街老鼠呢？
這就是因為：好的方案沒有好的人執行，經念歪了！派去執行的人不是好人，他們對社會本就存在著危害，居然還去執法？這樣，能朝好的方向發展嗎？
王安石變法中的執行官員，就是這樣。他們大多數人不理解變法，也不支持變法，因此，執行的時候就變味。因為大多數人不理解、不支持，王安石變法就更需要人。而需要人卻沒人，那些正統的士大夫們大都反對，你要王安石怎麼辦，唯一辦法就是只要是人，都幫他找去，只要在做事，在促進變法，就不管他用什麼手段。
大宋的各級官員得到命令，必須完成相應新法任務；而官員再向下分層攤派，最終落到老百姓身上。大家還記得一個部隊營長傳達明晚有彗星出現的這麼一個命令嗎？首先說的是彗星出現，76年才一次，首長指示大家都去觀看，而一層層傳到士兵口中時，成了首長76年才來一次。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傳到下面，也是一樣的變得面目全非。如青苗法，本是保護青黃不接時期農民度日的貸款，變成了為了增加稅收而強制攤派的高利貸。同時，在官員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劣幣效應。即越是心腸狠毒、不擇手段的官員，越是可以通過各項新法從民間盤剝，上繳更多的賦稅，從而得到更快的升遷。這也是為什麼變法派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皆是首鼠兩端的奸臣或手段狠毒的酷吏，因為這就是逆向淘汰的結果。
在執行過程中，下面的官員走樣變形，王安石不可能一點都不了解，但他並沒有深究這個問題——既沒有修正考核方式避免為了多上繳賦稅不擇手段，也沒有嚴懲在執行過程中作惡的官員。
大李認為：王安石之所以這樣，一是他太需要成功了，他要快速向神宗證明自己變法的正確。既然那些正直名臣們都反對，那麼只能提拔這些迅速做出成績的官員。至於這些官員是奸臣還是酷吏，此刻並不重要，因為如果再沒有這些人支持，他的方案就徹底沒有了向下執行的腿腳，變為一紙空文。
二是他始終理論自信，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麼是司馬光這些對手們的有意誇大，要麼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彎路」，即摸著石頭過河要付出的代價。出現問題不要緊，過了這個坎就好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這樣的內心，迫使他在面對百姓哭訴新法時，他沒有表現出基本的人文關懷，甚至說出「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這樣的話語，連一向支持他的大老闆——神宗皇帝都說他這不應該，感慨說「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如此，王安石也真是不應該！雖然我們允許改革的人和改革過程中有瑕疵，但我們絕不容許對百姓的忽略和不關痛癢。這如同現在城市建設中的大拆大挖，尤其是強拆老百姓的房子。如果達到這一點了，你就是再大的改革家，再牛逼的策劃師，也是罪人。
雖然大李不認為王安石是罪人，但負責任地說，儘管他的才幹和意志力，無可否認，無可非議，但在策劃改革和變法這件事情上，老百姓得到的實惠有限，甚至是呈現負數的。我們過高地宣傳他的改革成果，有文過飾非之嫌，也不實事求是。
但無論如何，一個月前的今天，大李我冒雨來到撫州臨安的王安石紀念館和他的故里時，還是默默地向他鞠躬，以示敬仰的。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失敗，而是曲折發展與北宋同行，直到靖康。蔡京是妥妥的新黨，主政那麼多年，北宋的經濟搞的並不壞，蔡京還是擅長理財的。
"宋財賦之入比唐增倍，熙豐以後又增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到了靖康時，蔡京己經罷官遠竄，對政局無影響了。
說到底蔡京只是腐敗官僚，但推行的政策，精神卻是上承王安石的，且頗有建樹。只是黨爭和北宋廢青的污名化，造就了蔡京的歷史評價。歷史上，依然是有人為蔡京說公道的。
個人淺見有三：
一、超過北宋當時的歷史背景太多。本應明清之際的思想提前出生了幾百年，自然水土不服。
二、和用人有關。改革派絕大部分都不是理想家，而是投機分子，尤其是基層幹部都是借著新法打百姓秋風的，再好的政策也在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傳遞中走了樣。
三、國家精英階層的大分歧。國家精英階層對於新法的認知不統一引起了朝堂的黨爭，神宗又沒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和成熟的政治手腕直接造成了新法執行的不暢，王安石也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大神，政策執行者的憨直和打壓也是新法執行不利的主要的原因。
PS：個人認為如果王安石換成張居正，神宗換成小萬曆，以張居正的手段和手下循吏的能幹王安石變法成功幾率很大。
人類進入私有制以來，一切以集權為目的的改革都容易失敗，因為要從富人身上挖肉，特權階層會善罷甘休嗎？而以分權為目的的改革都容易成功，例如管仲、漢文帝、宋仁宗那套改革，因為是分贓，精英階層吃的盆滿缽滿，當然要大歌大唱，儘管是以國家貧弱為代價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