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的，不失败才是奇怪的。
为什么？
很简单，
首先，企图用政府行政手段精确的掌控和调节市场。这是一个现代政府都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北宋时期就想完成，失败当然是必然的。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第一、青苗法，虽然仅仅面对的是农民，但其本质是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功能甚至类似于现在的农业发展银行，可是整个北宋的官员，都是读孔孟出身的，基本没有人懂银行的管理，也没有人懂金融的性质，更没有人明白金融的操作。大家唯一懂的就是做官，用做官的心态办银行，还是农业发展银行，不管这个理念多么先进，最后都会失败。
第二、市易法。在农业社会，信息的传播异常缓慢，物流也极其艰难，甚至有非常多的非人为以及不确定因素。所以买卖之间就需要中间人来进行交易。确定货物等级、成色、议定价格，最重要的是让不熟悉的双方迅速接洽，完成交易。这是牙行制度到明清时期仍然依旧强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虽然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牙，谁都恨之入骨，但因为市场要求它存在，它也就只能存在。而王安石却想用政府来取代这种中间阶层，并且还兼职现代物价局的功能，而这些操作的人员，既不懂商品价值的规律，也不明白价格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哪怕他们做得再好，也只是一群用平面几何公式企图去计算立体几何的悲剧性人物。何况从秦汉到明清，这些类似牙行，决定物价的中间商人，其背后都是由王公贵族，以及世家大族操控的。比如西汉时期甚至有亲王下场干这个的，由此还发了大财。仅仅市易法一项，就挑战了整个勋贵以及世家，在一个普遍不具备基本经济学常识的时代，被群起而攻之一点都不稀奇。
其次，王安石变法所挑战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动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切身利益，所以最后被彻底干掉是很正常的。
我们观察整个中唐到晚唐，再到五代十国时期，可以发现，所谓的武人专权，并不是说仅仅是几个单独的武将专权，而是一群军官利益集团的专权，这种军官利益集团，我简单的比喻一下，它就像是德国的容克军官贵族集团，它是一个整体。在唐朝很明显的就是魏博牙兵，不管谁做节度使，只要无法给牙兵们带来好处，就会被魏博牙兵干掉，另找代理人。后来的赵匡胤也一样。所以北宋以后整个士大夫阶层所警惕的，不是某个单个的武将，而是对从士兵到基层军官，再到高级武将整个集团的防范。由此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的文官集团，他们结成整体压制武人集团。而这个文官集团成型之后，成了一个庞大的畸形怪物，他们在经济上结成联盟，控制土地、资本和人才，在文化上掌控舆论，获得了几乎绝对的知识解释权，在政治上彻底压制武人集团，在朝堂和地方一手遮天。这样一个强大的集团，上可以威慑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他们已经没有了可以制约的力量，完全是无敌的，所以他们疯狂的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取利益。王安石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深深明白这个集团如此下去决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力图阻止这些人的疯狂和堕落，因为无论秦汉，还是隋唐，这样掠夺下去，不是陈胜吴广，就是五胡十六国。所以这个还没有散失理智和良心，依旧具备理想主义的士大夫期望从这个畸形怪物的身上割肉，用他们来救助嗷嗷待哺的贫民，填充皇帝的国库。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财富基本盘扩大了，也就是说饼子做大了，也许士大夫集团还能容忍，可是王安石没有这样的手段，没有科学技术的提高，没有分工协作的更加专业化，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无法增长的，这也是司马光的经济学理论，天下财富的总数是不变的，不在民，就在官。这个官，是指皇帝，而民，不是屁民，是士大夫。所以最后整个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当年汉武帝都无法面对这样的指责和攻击，不得不下罪己诏，何况王安石。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著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是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抚州拜访王安石归来所思所想
文/大李
抚州出才子，据说是有名的才子之乡。尤其是临川，有王安石、汤显祖等。
今天大李讲王安石。
大李可以负责任地说，王安石是个好的策划师，其思路清晰、大胆；其观点创新、近乎于完美。但正如大李在多年前完成的专著《策划师的八宗罪》内所批评的，王安石把八宗罪中的好几宗罪都犯上了，比如异想天开，比如自以为是，比如纸上谈兵，比如好为人师。总而言之，最终归其一点：方案完美，但难以执行。
我们先看他的策划文案：
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
古文有点晦涩，待大李翻译翻译：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对农民进行贷款的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并且贷款利息要低于地主商人的放贷利息。
再看均输法，就是政府集中采购储蓄粮食。以前，各级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以粮食为主的赋税，并且不论丰收歉收之年，都是一致。有点不公平哟。而王才子新颁布的均输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以解决歉收时的赋税问题，并且还改由用货币替代实物纳税。
然后再看市易法，就是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设立市易司，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通过贵卖、贱买、对商人放贷的方式调控商品价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并实现资本增殖。
讲到这里，大李开始怀疑王安石学的不是文学，而是经济，而且，这种经济理论勘称博士、院士级，差点获经济诺奖的张五常和他的佃农理论，我看都无法跟王安石大师比；与之能并驾齐驱的可能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了。
王大师的策划文案中，还包括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
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不是整个方案的亮点，因为此两法历朝历代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是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这三法，则是完完全全的王安石专利、创意。所谓策划，基础的和最高境界的，都是创意，没有创意，就是计划，或者说不能称之为策划。
显然，我们的王安石王总所领衔的，江西籍文官咨询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大宋如何实行结构性改革的文本，最完美无缺，也最赢得皇帝的初心。此公司的总经理兼总策划王安石最专业，最用心，最深入皇帝的内心深处，知道皇帝要什么。于是，皇帝大老板减去繁文缛节，也不再调研和二次招标，即刻拍板聘请王安石大师为总理——担任宰相，掌管一切变法。
作为同行，大李也替王安石高兴。
可历史开了个玩笑，没有成全王大师，前前后后15年，变法就像建房子，停停建建，建建停停，最终没有让王安石成为成功的总设计师，完成他「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想和夙愿，受到前所未有的阻挡和诸多质疑，然后黯然下台而神伤。
大李认为，不是王安石不行！而是历史这个混蛋，或者说老天爷这个家伙，让王大师这个天才早生了九百九十五年！
如果现在，绝对执行起来是杠杠的。
他因为早生，导致直接的悲剧是：涉及的经济学知识和思想无限超前，无人能懂。司马光不懂，苏东坡不懂，韩琦不懂，富弼不懂，连和他同一个地方的好友曾巩也不懂，最终，最懂他的神宗也不懂了，开始怀疑他了，于是，在神宗完蛋后，他的下一位老板就彻底放弃变法了。
王大师也就彻底失败了。
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大臣和名流不懂，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公务员都不懂。
刚才说，最懂他的是老板神宗。其实也不是。人家之所以懂，是因为这能直接给他赵家国库增加银子。国库本来就是皇帝的私库，皇帝当然「懂」王大师了。何况，良心还算好的神宗能体谅百姓，他认为王大师的变法不但国库增加银子，老百姓也受益——何乐而不为呢！
策划案刚通过的那会，我们的王安石同学——王大师那个高兴啊！他直接拿到了国家级的单子，这可不是小时候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那小儿科的，也不是20岁的时候进京赶考，用进京途中员外家看到的上联去对主考官出的上联，回去后又用主考官的上联去对员外家出的上联，从而白白捡了个漂亮媳妇的那般狗屎运气，而是真正的凭大宋第一经济学博士和大宋第一创意策划师的超级水平赢来的！
于是，在高兴之中，他很想把小时候的玩作《咏梅》修改为「墙角数部法，凌寒为我开。遥知皆可为，冲天飞云外。」同时，也还想把那「捡媳妇对联」重新配个下对：「宰相府，府宰相，府开相上朝」——似乎感觉更有气势！
重要的是，这样才有真才实学之感。
可当他踌躇满志，拟大干一场时，反对声不绝于耳，其中最厉害的要算同样学富五车的司马光。对，就是那个司马光砸缸的司马光（不是郭德纲）。他认为，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国库银子增加，老百姓就减少。世界上从来只有你赢我输、你死我活、你增加我减少，哪有王安石所煽惑的双赢法则？
不干！反对！极力反对！
但赵顼才是老板，你司马光反对没用。王安石你干你的，莫管他，谁还反对，我打谁的屁股。
王安石虽然书生，但他历来胆子大，脾气拗，人称「拗相公」，他才不管你司马光砸缸呢。别说皇帝老板支持，即使老板不支持，他也要天天念叨，改革，改革，变法，变法，让赵董事长承诺永不放弃为止。
与王安石同行的大李最佩服王安石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抛弃不放弃」，一生知难而上，坚决贯彻自己的信念，了不起的蜘蛛侠！
可改革是政治，不是《美国队长》，拿著个盾牌，想去哪去哪，想怎么样怎么样，何况，王安石还只是个意志力坚强的蜘蛛侠，而不是钢铁侠。事实上，即使是钢铁侠，也不能蛮干。这不是打仗，刚才说了，这是政治。
王安石不懂政治，他的策划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
虽然我们毫不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终究仍然属于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缺乏完备的市场经济，使得王大师那超前的经济思想无法以市场形式来进行良性循环和良好运转，从而只能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量，通过所谓「看得见的手」来调节。
这怎么说呢？大李打个最浅显的比方。城管。大家现在一说城管，就恶心，就害怕，就诅咒。为什么？因为城管代表恶劣，代表土匪，代表蛮不讲理。为什么会这样？城管本是城市管理的简称，城管员，则就是城市管理工作人员，像医生、教师一样，理当受尊重的，但为何成了过街老鼠呢？
这就是因为：好的方案没有好的人执行，经念歪了！派去执行的人不是好人，他们对社会本就存在著危害，居然还去执法？这样，能朝好的方向发展吗？
王安石变法中的执行官员，就是这样。他们大多数人不理解变法，也不支持变法，因此，执行的时候就变味。因为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就更需要人。而需要人却没人，那些正统的士大夫们大都反对，你要王安石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只要是人，都帮他找去，只要在做事，在促进变法，就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大宋的各级官员得到命令，必须完成相应新法任务；而官员再向下分层摊派，最终落到老百姓身上。大家还记得一个部队营长传达明晚有彗星出现的这么一个命令吗？首先说的是彗星出现，76年才一次，首长指示大家都去观看，而一层层传到士兵口中时，成了首长76年才来一次。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传到下面，也是一样的变得面目全非。如青苗法，本是保护青黄不接时期农民度日的贷款，变成了为了增加税收而强制摊派的高利贷。同时，在官员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劣币效应。即越是心肠狠毒、不择手段的官员，越是可以通过各项新法从民间盘剥，上缴更多的赋税，从而得到更快的升迁。这也是为什么变法派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皆是首鼠两端的奸臣或手段狠毒的酷吏，因为这就是逆向淘汰的结果。
在执行过程中，下面的官员走样变形，王安石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但他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既没有修正考核方式避免为了多上缴赋税不择手段，也没有严惩在执行过程中作恶的官员。
大李认为：王安石之所以这样，一是他太需要成功了，他要快速向神宗证明自己变法的正确。既然那些正直名臣们都反对，那么只能提拔这些迅速做出成绩的官员。至于这些官员是奸臣还是酷吏，此刻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再没有这些人支持，他的方案就彻底没有了向下执行的腿脚，变为一纸空文。
二是他始终理论自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司马光这些对手们的有意夸大，要么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即摸著石头过河要付出的代价。出现问题不要紧，过了这个坎就好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样的内心，迫使他在面对百姓哭诉新法时，他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甚至说出「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这样的话语，连一向支持他的大老板——神宗皇帝都说他这不应该，感慨说「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如此，王安石也真是不应该！虽然我们允许改革的人和改革过程中有瑕疵，但我们绝不容许对百姓的忽略和不关痛痒。这如同现在城市建设中的大拆大挖，尤其是强拆老百姓的房子。如果达到这一点了，你就是再大的改革家，再牛逼的策划师，也是罪人。
虽然大李不认为王安石是罪人，但负责任地说，尽管他的才干和意志力，无可否认，无可非议，但在策划改革和变法这件事情上，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有限，甚至是呈现负数的。我们过高地宣传他的改革成果，有文过饰非之嫌，也不实事求是。
但无论如何，一个月前的今天，大李我冒雨来到抚州临安的王安石纪念馆和他的故里时，还是默默地向他鞠躬，以示敬仰的。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失败，而是曲折发展与北宋同行，直到靖康。蔡京是妥妥的新党，主政那么多年，北宋的经济搞的并不坏，蔡京还是擅长理财的。
"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到了靖康时，蔡京己经罢官远窜，对政局无影响了。
说到底蔡京只是腐败官僚，但推行的政策，精神却是上承王安石的，且颇有建树。只是党争和北宋废青的污名化，造就了蔡京的历史评价。历史上，依然是有人为蔡京说公道的。
个人浅见有三：
一、超过北宋当时的历史背景太多。本应明清之际的思想提前出生了几百年，自然水土不服。
二、和用人有关。改革派绝大部分都不是理想家，而是投机分子，尤其是基层干部都是借著新法打百姓秋风的，再好的政策也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传递中走了样。
三、国家精英阶层的大分歧。国家精英阶层对于新法的认知不统一引起了朝堂的党争，神宗又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成熟的政治手腕直接造成了新法执行的不畅，王安石也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神，政策执行者的憨直和打压也是新法执行不利的主要的原因。
PS：个人认为如果王安石换成张居正，神宗换成小万历，以张居正的手段和手下循吏的能干王安石变法成功几率很大。
人类进入私有制以来，一切以集权为目的的改革都容易失败，因为要从富人身上挖肉，特权阶层会善罢甘休吗？而以分权为目的的改革都容易成功，例如管仲、汉文帝、宋仁宗那套改革，因为是分赃，精英阶层吃的盆满钵满，当然要大歌大唱，尽管是以国家贫弱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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