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就是实证加逻辑。

实证这个一开始大家都会，所谓经验就都是从实证中来的，加上逻辑来分析界定实证过程中的各种条件具体过程和所有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次实证就变成一次科学实验，从中获取的经验就变成了科学成果。

所以经验还是科学，就取决於单纯的实证能不能加上一个形式逻辑，没有形式逻辑来对实证条件过程结果的处理，人们获取的经验都是非常浅薄且不靠谱，有了形式逻辑，每一次实证都变成科学实验就非常靠谱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式逻辑呢？事实上形式逻辑是智慧本能，一个没有丝毫学过形式逻辑的农村大妈，也经常可以分析的头头是道，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很多人开始研究逻辑了，比如白马非马之类的所谓诡辩家，但这种研究，在大一统后被迅速禁止，是的，是被特意禁止的，中国古代文人（儒生）写作是有一定之规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不许出现「诡辩术」的演绎推理，这一条明文规定现在没人知道在古代是大名鼎鼎的铁律，狂生敢黑孔子也不敢违背这条铁律，不信你看看包括四书五经在内以及古代所有「大儒」著作，其内容格式都是没有一个字的逻辑演绎的，那么古代先圣们如何在文章中分析论证其观点呢？不分析只阐述，然后就各种类比各种举例子，是得，中国古代所有大儒先圣的文章，都跟北京天桥卖假药的骗子一个路数，各种举例子，各种类比比喻，在长达两千年时间里面，所有的大儒先圣的文章，统统不存在任何一句「演绎推理」，尤其科举之后，在科举文章中，严厉禁止文章中出现任何一句演绎推理更是历朝历代的统一标准，要知道科举文章都是议论文性质的，在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儒生这么多届科举中，居然能一直保证议论文里面不出现一句演绎推理，简直叹为观止，全世界所有八大奇迹加起来都没这个难度高，要知道演绎推理这种形式逻辑，是一种智慧本能，古希腊人只是发现总结了完整的《逻辑学》，并不是发明了《逻辑学》，随便一个农村老太跟人争辩，也也都会不经意带出一句两句演绎推理，但偏偏儒生文章里面一个字都没有。

为什么儒教如此忌讳演绎推理？很简单，儒教的观点和理论和逻辑势不两立，不但如此，关键还是逻辑动摇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这是号称纲常的，对儒教来说既是基本框架也是核心价值理论。

最早孔老二就吃过诡辩术的苦头，孔老二的一套说辞，被少正卯批驳的一塌糊涂，学生全跑光了，以至于逮著一个机会代理公安局长七天就赶紧杀了少正卯，按理这事忒不地道，杀完人应该不张扬，然而恰恰相反，孔老二就大张旗鼓，后世儒教也大张旗鼓到处宣扬，孔老二后来给自己的学生解释了少正卯的四条罪状，这四条罪名的意思其实说得是「四联我说不过他」，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大家是不是觉得孔子小心眼报复心强？其实还真的不是，孔子当时还没成祖成圣，人家杀少正卯真得是出于公心，真的是因为「四联我说不过他」，我们会觉得「四联我说不过他」不算什么，但对孔子而言，这里面问题大了去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孔子不能错，而是因为出现「没人能说过他」的Bug，是的，对孔子及其伦理大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说，一个恒定的没人说得过他的事物就是能动摇纲常的Bug，必须予以消灭。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什么意思？其本质就是谁老大谁说得对，皇帝在场皇帝说了算，皇帝没在场阁老说了算，以此类推，…村长的小侄子在场最大就他说了算（不要以为村长的侄子说我就是法是开玩笑的，中国古代这是天经地义的，哪怕后来县太爷顺应民意法办了村长的侄子，他也只能说这小子是坏胚子，绝不敢否定谁最大谁就是法的说法，事实上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法办村长的侄子的。）所以在儒教的这个纲常里面，是不允许有绝对的客观的对错工具的，演绎推理这种一个小孩子用好了都可以把大儒高官明明白白地批驳得体无完肤，对孔子来说就是纲常倒了国将不国世界崩塌沦为鬼域了，这就是孔子理直气壮杀少正卯的理由和原因，也是儒教两千多年来不忌讳孔圣人做下如此下作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杀少正卯禁诡辩术是大义，是维护纲常的大义，儒教正需要少正卯这颗人头震慑天下，谁敢在文章中演绎推理，有得是儒生大义凛然效法孔圣去取其人头。

大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两千多年逻辑研究绝迹的原因了吧？儒教官本位体制和其势不两立。回过头再看看大儒先圣的文章里面为什么用举例比喻来分析论证了，因为这玩意可以颠来倒去，今天举个正面的栗子搞个正面的类比比喻，明天就可以反过来搞一个反面的栗子反面的比喻，所以所谓传统文化中，所有观点理论都是可以双标的，甚至汉语辞汇都跟全世界不一样，汉语辞汇相同的概念都同时有褒义词贬义词，而英文中以及所有其他语言中都没这个现象，尤其有趣的是，就算同是汉语的方言，这种同义词正反褒义贬义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导致要用于书面的普通话直译成土话的时候总感觉辞汇不够用，很显然中国古代文人写文章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不要脸多了。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方法的产生有赖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完善于欧几里得的逻辑演绎（公理——定理——其他定理），一个是伽利略开创的对照实验。

前者让知识可以传承，更给了后人进行完善的平台，举个例子，祖冲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衍术》，阐述了他一生的数学思想，可到了唐朝的时候这本书没人能看懂，后面失传了，假如当时中国普及了几何原本里的逻辑演绎，后人就可以读懂衍术，祖冲之的心血也不会失传。但是几何原本直到明朝才有了正式的译本，还反响平平。

后者更不用说了，它让实验可以定性、定量，结合上前者，大大简化和规范化了检验成果的方法（重新做一次实验即可）。

有了这两个要素才有了科学方法，可惜，中国没有欧几里得，也没有伽利略，所以也就不存在产生科学方法的前提。

种子在东西两块田里面都有！当两块麦田里面都长出来小树苗的时候，发生了什莫现象呢？

两块地里面的主人都会拔掉这些像草一样的小树苗。东边的主人很勤快，有不是麦子的东西一定要除掉，免得影响一点点收成。西边的主人很懒惰，心想长几根也无所谓，冬天到了也就死了，第二年严格一点就好了。结果第二年的「小草」在田里面长大了，变成了三米多高的树。主人发现这树里面有的居然是果树，就留著几棵吧，兴许能吃点果子呢。

一，主人这个比喻我指的是社会共识（价值观），阶级上层，以及民众意识。不单单指的当权阶层。

二，树在没有长到第三年的时候，很难判断是果树还是野树，早期都会对麦子造成影响，甚至影响收成。而早期的树苗是很难见得到收益的。

三，科研型人才的出现，其实两边都没办法开上帝视角，都是没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不管村东还是村西的麦田都是一样的不受礼遇，你钻到小黑屋里面鼓捣自己那点感兴趣的东西其实都是异类，多看一下西方文献，你会发现西方早期的情况也差不多，很惨的。

四，国内现在高聚集区的人力社会依然和以前一样，只是换了一身皮囊而已，题主以后工作了以后体验一下吧，享受现代文明的福祉却只是一层皮，没有自发的生命力（我说的是局部情况）

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才的成熟反补社会。第一层冲击不是带来产业革命，而是秩序动荡，当然除非这个社会组织太散，大家压根感受不到。人才是先带来伤害，再带来实惠，因为旧的体系缺乏土壤，适应不了新的事物的发挥。

科技革命会意味著社会必然动荡，效应叠加，力量足够大后，旧的东西不断瓦解，新的秩序不断生成，画重点，前半句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旧的东西不断瓦解意味著混乱和破坏。

六，伟大往往来自于渺小的改变。

一切近代科学的基础都来自数学。由此带来的几何、物理、化学等等学科的进步。

这里介绍两个西方科学的大咖：

1、伽利略，1564～1642年，义大利人

2、牛顿1643～1727年，英国人。

这两个人大家该了解，西方科学大致就产生在这个时期，那同时期的中国了解或者知道西方科学吗？

我再提到一个人：利玛窦，1552～1610年，也是义大利人。这个人1598年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北京，这个时候的皇帝是万历皇帝，就是明十三陵被挖开墓的那个。 利玛窦将西方的科学包括当时最新的地图都传播给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最起码知道西方科学的。

问题来了？既然西方科学这么厉害，那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

我再提一个人：瓦特，1736～1819年，1776年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了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 有了蒸汽机，才开始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请注意：蒸汽机的发明和成熟应用是在牛顿老爷子都去世半个世纪后才出现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万历时代的人会觉得这些西方科学除了生产的望远镜、自鸣钟外的奇技淫巧东西，没什么卵用。

近代中国甚至东方的落后是因为「愚蠢的拒绝了工业革命」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不学习西方科学导致的落后，这两个原因看起来差不多，其实有本质的区别。

你的前提就有问题，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上根本就没有远超西方，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有非常灿烂的文明，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哪呢？

西方的莎草纸和羊皮纸比我们的造纸早了好多年，看看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工具制作技术有多么的先进，早在公元前西方就已经开始使用水泥了。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经验技术指的是啥。

中国一直在技术和科学上追赶西方，一直到现在。

等疫情过去以后，去大英博物馆好好看看，就知道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有多大了。下边的这两个作品是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埃及公元前三十几世纪的文物，看看人家的做工，咱们国内最早的碑刻是李斯的封泰山碑，那个碑啥样，大家可以上网搜搜看，看简直惨不忍睹。

加油吧，兄弟们，前途漫漫，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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