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文學性高，還是史學意義大？
《史記》既像小說，偏偏又是正史，到底是哪一方面為主呢？
《史記》無論是史學價值還是其文學價值都是有極高成就和典範意義的。
作為史傳，司馬遷曾經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的《春秋》，擔任太史令的時候，上至三代典籍，下至漢代司馬相如等人詞賦都有閱讀涉及，諸子百家著作，春秋秦漢史料，朝廷公文檔案，且多對史實地進行實地考察。比如對於韓信母親墓地，比如魏公子信陵君守護的「夷門」，所以同時代楊雄提出《史記》為「實錄」一說，班彪班固同樣認為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認為其史料採於《左傳》、《國語》，據楚漢列國時事，「其言秦漢，詳矣。」（以上出自楊雄的《法言》和班固《漢書》）
中國古代歷代著史其中的一項重要原因在於記述善事以講勸，述惡以監誡，至於中間末流小時則應省略，以《春秋》為代表。所以很多東漢學者有著「班馬優劣」之論，王充認為班氏父子紀事詳贍，然而如範曄晉人張輔認為其述二百年之事用八十萬言，而司馬遷述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足以實錄且明名士之大才，能夠親近《春秋》一字以褒貶。
在唐宋時期，在「以史為鑒」的觀念下，對於《史記》的研究尤其是注釋達到高潮，劉知幾在《史通》中對於《史記》人物選擇，史料標準，事紀詳實都給予肯定。在著史選擇材料上《史記》有典範的意義。
而近代對於司馬遷生卒，《史記》取材的具體考證數不勝數，比如陳直的《史記新證》利用甲骨文、兩周金文秦漢的瓦當石刻進行了考據。真實性與否不多做評述。
而多數對於《史記》中以人物對話真實性來質疑《史記》的史學性我認為大可不必，因為對於對話的探討應歸屬於其文學性。文學性和史學性是兼容而非二元對立的。古人對於《史記》的研究也沒有試圖將二者分離過。
在史傳中首創對話的是《左傳》，多有「君子曰」的評述，沒有那一部歷史著作能夠離開人物敘事，人物的言行無非是對於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段之一，《史記》的體例和敘事受到先秦編年史國別史的影響，它甚至是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敘事是歷史和邏輯（也就是敘事體例，敘事結構）相統一的。十二本紀記述朝代興衰，十表為國與國之間大事，八書為經濟天文曆法專述，司馬遷對於材料的極高駕馭能力是他自身文學素養的體現。
順便要說明的是《史記》絕對不是近代才開始受到重視，從西漢末期開始，對於《史記》的研究從來沒有間斷，史學不是我的專業，但是文學上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中不僅在《史傳》中論及司馬遷和《史記》，在《頌讚》《諧隱》《時序》《才略》數篇裏論及，可見《史記》文學地位，唐宋有「三家『史』」，古文運動中韓愈將其視為古文典範，宋代甚至將《史記》列為科考科目之一，明清評點《史記》成風，前後七子提出「文稱左遷」，歸有光一生評點《史記》數十次，方苞以《春秋》義法評《史記》闡述古今變異。大概對於《史記》研究的歷代梳理充足到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
《史記》在中國美學研究中也有很重要地位，「發憤著書」是孔子「興觀羣怨」中「怨」的一個發展，其審美以「真」和「雅」為標準，又繼承了孟子「浩然之氣」，影響後世「風骨論」的產生，對於韓愈「不平則鳴」也有著影響。
而以中國古代作為正統的儒家詩教觀來評判《史記》，儒家認為文學最高成就為「文質彬彬」，而史記可以在實錄的基礎上，兼能敘事生動而傳神，「辨潔」「明核」，可以說是「情兼雅怨，體披文質」，《史記》達到了文質相稱的最高成就。
（回想起被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摧殘的年代）
以上。
正好，放假之前寫過這個
太晚了，先這用這個應付一下，回來再補
《史記》中確實存在一些作者個人的文學創作，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整體歷史的把握。舉個栗子 ：劉邦和項羽兩人，在遇到秦始皇的車隊儀仗的時候，所說的話是不同的。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明顯感覺到一臉的羨慕。而項羽卻說：彼可取而代之！霸氣外露！
司馬遷當時並不在現場，沒有在他們身邊聽到這些話，那他這兩人的不同的表現，就是他根據劉邦和項羽兩個人的個性、背景、經歷，作了一些個人的創作的。但是我們讀起來仍然點頭稱讚，為什麼？因為劉邦確實是這樣的人，他在秦朝怎麼說也是個底層公務員，看見秦始皇的車隊，滿臉的羨慕。而項羽呢，那是國讎家恨含在裡面的，要是讓項羽說出「大丈夫當如是也」那就是扯淡了，司馬遷就要淪落到跟現在某些穿越劇的編劇一個水平了。
最後提一下《史記》的歷史地位，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中國文學史中，小說的形式出現的很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寫小說的人都去寫歷史了。關於司馬遷的史記到底是史學價值高，還是文學價值高，確實是個很難說的問題。司馬遷是史學大家，也是文學大家。在史學上他承接了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被中斷的中國史學傳統，而且以紀傳體的形式，定義了此後2000年中國正史的格式，其在史學上的地位如何評價都不為高。但是我個人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其史學價值還是比不上它的文學價值。這裡面有這麼幾個理由。
首先史記中有些記載明顯不正確。將史記和左傳對照讀，可以發現，左傳的記載明顯的比較合乎情理，而史記的記載，很可能就是後世，經過加工的一些東西。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趙氏孤兒的故事，左傳中的趙氏孤兒是個非常簡單的故事，是開啟晉國卿族內訌的第一個滅門事件；而史記的趙氏孤兒則成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了。類似的，還有平王東遷，共和執政，以及秦始皇身世之類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很明顯地不合邏輯，以太史公當時所掌握的史料應該可以判斷他們的真偽，但是太史公都寫了來，而且用他的那支如椽大筆把這些故事寫得繪聲繪色，寫成了我們今天的歷史常識。從這個角度說，史記創作了和傳播了很多歷史演義故事。
其次， 太史公的那支筆太厲害了，厲害到了可以在不歪曲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影響讀者判斷的程度了。我講的就是太史公關於李廣李陵這祖孫倆的事情。李廣不能封侯完全是他自己的問題。幾次出塞，每次都迷路失期；約束下屬不利，麾下的軍紀渙散；對那個守門小吏的處置更是有違將德。他身上作為將領，唯一值得稱道的，只有勇敢和武功高強了。但是請注意，他是將領，不是普通士兵或者低級將校，他個人的勇敢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他的族弟李蔡都能封侯，而他不行，說明當時的軍功評價體系還是非常公平的。但是這些事實經過太史公的加工，給人的印象是李廣能力非凡，戰功卓著，但是由於運氣不佳，而且受衛青和武帝的壓制，始終不能封侯。至於李陵最後的歸宿，更是被用來加強這個印象。其實太史公本人就是李陵事件的當事人，他這樣投入地渲染這祖孫三代的悲劇又怎麼會客觀呢？
中國史學傳統從來不迴避對歷史人物的評判，這點和西方史學完全不同。左傳中大段大段的君子曰，史記裏大段大段的太史公曰都是在評點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這兩部書在人物的評價方面對後世的影響。左傳裏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子產。可以看出作者是非常推崇子產的。對於子產的整個政治生涯，做了完整的介紹，甚至子產死後，還接了子大叔之口介紹了子產的政治理念。但是後世子產的知名度有多高呢？相比之下，劉邦的流氓形象，項羽那快意恩仇的莽夫形象，漢景帝的那副刻薄寡恩，漢武帝的剛愎自用，李廣祖孫三代的悲劇英雄的形象哪個不是深入人心？這種人物刻畫的功力，即使是小說大家也難以企及。
凡以上三點，讓我覺得史記的文學價值高於其史學價值。我並不是要否認史記的史學價值。正如魯迅所言，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並不是想用「無韻之離騷」來否定「史家之絕唱」，我想說的是，比起「史家之絕唱」，我對「無韻之離騷」的感觸更深。
你覺得砍了左手好還是砍了右手好？當然是兩隻手都在比較好。什麼東西都有搞出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怕是唯物辯證法學太多了。更何況文學性和史學意義本來是不對等的概念，怎麼比較，好比我問你喫飯和睡覺哪個重要，沒法比的，除非給出一定的比較判斷標準。比如喫飯和睡覺哪個重要（從猝死角度出發），還有可能有辦法比較。
唐明浩的曾國藩是文學性高，還是史學性強?讀書的初衷不同，決定了書的價值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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