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悼钱宾四师
•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学生不敢唐突评论，特引用钱穆先生二弟子原典，如下

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

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在讲论会上，固然常常这样提醒大家，在师生成群外出散步、旅行或与我个人闲谈中，也一再强调这些意见。1942年9月28日，师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赏桂，当日途中，先生谈得很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两千多字。例如先生说：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例如你们两人（手指向树棠与我）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下发展，以你们读书毅力与已有的根柢，将有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

树棠问，「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著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我曰，我也想到，做学问基础要打得宽广。但我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我总觉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先生曰：

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饭后，先生在大门外，又与我有一段闲谈。先生曰：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又有几次与诸生谈到此类问题，说：

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大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著！……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

诸如此类，随时谆谆致意！

余英时先生

他们当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大致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另一条路是主张汉民族西来说。当时出于排满的动机，几乎

人人都尊黄帝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的「国魂」也就是「黄帝魂」。那么谁是黄帝呢？当时一个法国业余学者提出一个理论：黄帝是近东王号的对音（Nakhunti），黄帝率领西方民族称为巴克（Baks）者，先东迁至中亚，再入中国，征服土著。《尚书》所谓「百姓」即「巴克」，而土著则是「黎民」。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第一流学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是笃信不疑，且运用他们的训诂与古典的知识加以证立。章炳麟在《序种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尔特亚（Chaldea）为「宗国」。这个荒唐的理论后来却又因为瑞典的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强，甘肃马厂、辛店彩陶上的几何花纹尤其与南欧所发现者相似。如中国的人种与文化源出西方，那么中国人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边陲。这也给当时不少人提供了「中国不亡」的心理保证。

我之所以特别介绍五四以前这一段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主要是想为钱先生治史的动机与方向找出一种比较可靠的历史说明。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全是针对著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则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之上。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世。胡适在美国写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也是闻章、梁之风而起。但其中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者尚多。即以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在这样大规模的考证中，由于资料不足和推断偶误，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处。他自己在再版时便增订了两百多条。最近的考古发现当然又提供了足以补充此书的新材料，如《孙膑兵法》的出现即一例。但全书大体绝不因此等小节而动摇。这是一部考证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则写得掷地有声。序末论战国世局三变与学术四期一节更是考证、义理、辞章融化一体的极致。1978年我到中国大陆访问，遇见一位中年的先秦史专家，他对这一节文字居然已熟读成诵。这一点最使我惊异不已。因为钱先生在大陆受「批

判」已三十年，白寿彝且曾撰文痛贬《先秦诸子系年》。在这种气氛下还有人能如此爱好此书，其引人入胜之处可想而知。

这里我要指出：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我们试一读《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便可见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

在30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力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便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示。所以他为中国「招魂」是凭借著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绝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课才能那样吸引著学生。同时学人对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怎样评价呢？由于中国没有严格的书评制度，不易举证说明。但是我们也偶然可以从间接的资料中找到线索。例如闻一多《古典新义》关于「神仙」、「楚词」的考证中，便常常借助于《先秦诸子系年》。闻一多后来在政治上激进化以后，把钱先生看做眼中钉，以至于斥之为「冥顽不灵」。所以他在学术上对钱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观的意义。我最近在杨树达的日记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则：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这是陈、杨两人私下的谈话，当然更代表客观的评论了。这里要加以说明：《诸子系年》是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之所以得读原稿，是因为顾颉刚建议送此稿至清华出版，为《清华丛书》之一，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陈寅恪和冯友兰都是审查人。但此事为冯友兰所阻，清华没有接受《诸子系年》。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阅钱宾四（穆）《近代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插图]

杨树达特别指出「文亦足达其所见」这一点，是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著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严夷夏之防」，正是因为这部书是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因此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由于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畅销的一部书，我便不用多作介绍了。至于《国史大纲》的内容复杂，论据隐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读，我也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略有说明，此处不再重复。我只想指出，这部书的「引论」最初曾在昆明的报纸上单独发表过，而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情的读者如陈寅恪称许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大文章，反对者也以它为驳论的根据。前面提到闻一多骂钱先生「冥顽不灵」的文字似乎便是读了「引论」以后写的。当时有一派人固然对「引论」公开攻击，不遗余力，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议论。钱先生关于中西文化与历史的对比成为集矢之所在。其实，从钱先生个人的思想发展上看，「引论」正是对他早年所承受于国粹学派的种种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战时期他曾在马一浮的书院中讨论过中国两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专制的问题，这是针对当初梁启超的论断而发的。70年代中，他也曾特别问过我现在大陆考古对于甘肃彩陶问题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结论。可见他仍然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西来说」。几十年来他的用心一贯，「引论」则是他对于「中国魂」的新诠释。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

钱先生为中国招魂当然没有停止过，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他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著作，如《庄子纂笺》和《朱子新学案》，也改变了招魂的方式。曾国藩「体庄用墨」，钱先生则是「体儒用庄」。他想通过《新学案》而重建现代儒学之「体」，通过《纂笺》而重显庄生之用。《庄子纂笺·序目》中的话尤为沉痛。在「一马之是期」的时代庄子又如何自处呢？最后他说：「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致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一个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1930年便开始忧虑。他在《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说：

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

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

他所举的具体例子之一便是陈独秀先后心理的转变。

钱先生无疑是带著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抟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插图]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

1990年9月2日

（《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三民书局，1991年）

码字不易，给个赞同！

题主不妨细读读下面两段文字，颇可玩味。

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钱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两者治学之方法大相径庭，而领域多有重叠，故而让人看起来颇有针对的意思，其实不然，二公于见解结论上或有不同，根底在于史观不同。任公饱学而难有精作，宾四先生以考据派出身，却自成一家学派，难说是谁家门生，所以判断自然也可以不同。此或可为题主问题答案其一也。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等书中有类似以下的看法

这段字可见钱穆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是有主观看法的，然而那时候国家存亡民族大义已位于首要，故而先生为学多半有激愤感情，魏晋南北朝为中华衰落之历史，那时候著史虽多，却无多少出类拔萃者，先生以亡国之眼视之，有所偏颇，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