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悼錢賓四師
•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 避地難求三戶楚，佔天曾說十年秦。
•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學生不敢唐突評論，特引用錢穆先生二弟子原典，如下

嚴耕望先生《治史三書》

先生教人治學，常常強調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或規模太小。在講論會上，固然常常這樣提醒大家，在師生成羣外出散步、旅行或與我個人閑談中，也一再強調這些意見。1942年9月28日，師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賞桂，當日途中，先生談得很多，我在日記中寫下了兩千多字。例如先生說：

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纔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現在一般青年都無計劃的混日子，你們有意讀書，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氣魄不夠。例如你們兩人（手指向樹棠與我）現在都研究漢代，一個致力於制度，一個致力於地理，以後向下發展，以你們讀書毅力與已有的根柢，將有成就，自無問題，但結果仍只能做一個二等學者。縱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歷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們還要擴大範圍，增加勇往邁進的氣魄！

樹棠問，「梁任公與王靜安兩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講學途徑極正確，是第一流路線，雖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價值，但他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已不可磨滅！王先生講歷史考證，自清末迄今，無與倫比，雖然路徑是第二流，但他考證的著眼點很大，不走零碎瑣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績不可磨滅。考證如此，也可躋於第一流了。

我曰，我也想到，做學問基礎要打得寬廣。但我覺得大本大源的通貫之學，實非常人所可做到；我總覺天資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狗！先生曰：

這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

過了幾天的一個晚飯後，先生在大門外，又與我有一段閑談。先生曰：

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來就是小規模的，等到達成這個目標後，便無勇氣。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喫虧很大！

又有幾次與諸生談到此類問題，說：

中國學術界實在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這難道是必然的嗎？是自己功夫不深，寫的東西價值不高！求學不可大急。太急，不求利則求名，宜當緩緩為之；但太緩，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堅強最為要著！……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今人只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

諸如此類，隨時諄諄致意！

餘英時先生

他們當時解決矛盾的辦法大致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認定西方現代的基本價值觀念如民主、民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等，在中國早已有之，這纔是中國的「魂」，不過湮沒已久，必須重新發掘。另一條路是主張漢民族西來說。當時出於排滿的動機，幾乎

人人都尊黃帝為中國人的始祖。中國的「國魂」也就是「黃帝魂」。那麼誰是黃帝呢？當時一個法國業餘學者提出一個理論：黃帝是近東王號的對音（Nakhunti），黃帝率領西方民族稱為巴克（Baks）者，先東遷至中亞，再入中國，征服土著。《尚書》所謂「百姓」即「巴克」，而土著則是「黎民」。這種說法今天聽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當時第一流學人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是篤信不疑，且運用他們的訓詁與古典的知識加以證立。章炳麟在《序種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爾特亞（Chaldea）為「宗國」。這個荒唐的理論後來卻又因為瑞典的安特生髮現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強，甘肅馬廠、辛店彩陶上的幾何花紋尤其與南歐所發現者相似。如中國的人種與文化源出西方，那麼中國人仍然處於現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邊陲。這也給當時不少人提供了「中國不亡」的心理保證。

我之所以特別介紹五四以前這一段學術思想史的發展，主要是想為錢先生治史的動機與方向找出一種比較可靠的歷史說明。梁啟超、章炳麟、《國粹學報》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錢先生實有支配性的影響。他深信中國文化和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精神，這一點無疑是承清末的學風而來。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承繼了清末學人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接受他們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為尋求新的歷史答案而獨闢路徑。《國史大綱·引論》所說的「於客觀中求實際，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正是這一路徑的具體描寫。但這在他不是空論，而是實踐。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全是針對著當時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大問題提出一己獨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則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之上。清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支配了學術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劉師培雖與之抗衡，卻連自己的門下也不能完全說服。所以錢玄同以章、劉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適為師。顧頡剛也是先信古文經學而後從今文一派。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出，此一爭論才告結束。他也是因為這篇成名作而受聘於北大的。章炳麟、梁啟超提倡先秦諸子之學，風靡一世。胡適在美國寫英文本《先秦名學史》也是聞章、梁之風而起。但其中具體問題而未能解決者尚多。即以整體而論，諸子的先後淵源與系統，以及戰國史的轉變關鍵，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狀態。錢先生《先秦諸子系年》一書則為諸子學與戰國史開一新紀元，貢獻之大與涉及方面之廣尤為考證史上所僅見。根據古本《竹書紀年》改訂《史記》之失更是久為學界所激賞。在這樣大規模的考證中，由於資料不足和推斷偶誤，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處。他自己在再版時便增訂了兩百多條。最近的考古發現當然又提供了足以補充此書的新材料，如《孫臏兵法》的出現即一例。但全書大體絕不因此等小節而動搖。這是一部考證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則寫得擲地有聲。序末論戰國世局三變與學術四期一節更是考證、義理、辭章融化一體的極致。1978年我到中國大陸訪問，遇見一位中年的先秦史專家，他對這一節文字居然已熟讀成誦。這一點最使我驚異不已。因為錢先生在大陸受「批

判」已三十年，白壽彝且曾撰文痛貶《先秦諸子系年》。在這種氣氛下還有人能如此愛好此書，其引人入勝之處可想而知。

這裡我要指出：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四時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不一一具備。他自己便說道，他的疑古有時甚至還過於顧頡剛。但是他不承認懷疑本身即是最高價值。他強調：「疑」是不得已，是起於兩信不能決。一味懷疑則必然流於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則是重建可信的歷史。許多人往往誤會他是徹底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事實上，他對於所謂「科學精神」是虛懷承受的，不過不能接受「科學主義」罷了。我們試一讀《國學概論》最後一章，便可見他確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文化的爭論上，他並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斷，反而認為胡適的批評「足以矯正樑漱溟氏東西文化根本相異之臆說」。

在30年代，錢先生是以擅考證見稱於世的，雖然他從來不掩飾他對於傳統文化的尊重，也不諱言他的考證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服務——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力排眾議，獨自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便是這一立場的鮮明表示。所以他為中國「招魂」是憑藉著他對中國文化的信念和他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真實貢獻，絕非空喊幾聲「魂兮歸來」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並論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課才能那樣吸引著學生。同時學人對錢先生的學術貢獻是怎樣評價呢？由於中國沒有嚴格的書評制度，不易舉證說明。但是我們也偶然可以從間接的資料中找到線索。例如聞一多《古典新義》關於「神仙」、「楚詞」的考證中，便常常藉助於《先秦諸子系年》。聞一多後來在政治上激進化以後，把錢先生看做眼中釘，以至於斥之為「冥頑不靈」。所以他在學術上對錢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觀的意義。我最近在楊樹達的日記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則：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這是陳、楊兩人私下的談話，當然更代表客觀的評論了。這裡要加以說明：《諸子系年》是1935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寅恪之所以得讀原稿，是因為顧頡剛建議送此稿至清華出版，為《清華叢書》之一，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之例。陳寅恪和馮友蘭都是審查人。但此事為馮友蘭所阻，清華沒有接受《諸子系年》。楊樹達日記中又提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閱錢賓四（穆）《近代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插圖]

楊樹達特別指出「文亦足達其所見」這一點，是有眼光的，因為錢先生在此書中每寫一家必盡量揣摹其文體、文氣而仿效之，所以引文與行文之間往往如一氣呵成，不著剪接之跡。但讀者若不留意或對文字缺乏敏感，則往往不易看得出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特「嚴夷夏之防」，正是因為這部書是在抗戰前夕寫成的，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亡國」的危機。因此書中「招魂」的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但「招魂」意識全幅呈露的絕大著作必推《國史大綱》為第一。由於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暢銷的一部書，我便不用多作介紹了。至於《國史大綱》的內容複雜，論據隱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讀，我也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文中略有說明，此處不再重複。我只想指出，這部書的「引論」最初曾在昆明的報紙上單獨發表過，而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情的讀者如陳寅恪稱許它是近年來少見的大文章，反對者也以它為駁論的根據。前面提到聞一多罵錢先生「冥頑不靈」的文字似乎便是讀了「引論」以後寫的。當時有一派人固然對「引論」公開攻擊，不遺餘力，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議論。錢先生關於中西文化與歷史的對比成為集矢之所在。其實，從錢先生個人的思想發展上看，「引論」正是對他早年所承受於國粹學派的種種問題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戰時期他曾在馬一浮的書院中討論過中國兩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專制的問題，這是針對當初梁啟超的論斷而發的。70年代中，他也曾特別問過我現在大陸考古對於甘肅彩陶問題得到了什麼樣的新結論。可見他仍然沒有忘記「中國文化西來說」。幾十年來他的用心一貫，「引論」則是他對於「中國魂」的新詮釋。為了說明中國史的獨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為對照，這也是百年以來中國史學的共同傾向。中西對比是永遠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遠不可能停止，因為這是傾向宏觀或整體論的中外人文學者所不易剋制的一種「超越的衝動」。

錢先生為中國招魂當然沒有停止過，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他在這一階段的學術著作，如《莊子纂箋》和《朱子新學案》，也改變了招魂的方式。曾國藩「體莊用墨」，錢先生則是「體儒用莊」。他想通過《新學案》而重建現代儒學之「體」，通過《纂箋》而重顯莊生之用。《莊子纂箋·序目》中的話尤為沉痛。在「一馬之是期」的時代莊子又如何自處呢？最後他說：「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一個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1930年便開始憂慮。他在《國學概論》的最後一章說：

蓋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為變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國保

種而已。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為爭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國保種而已。……然而有以救國保種之心，而循至於一切欲盡變其國種之故常，以謂凡吾國種之所有，皆不足以復存於天地之間者。復因此而對其國種轉生不甚愛惜之念，又轉而為深惡痛疾之意，而唯求一變故常以為快者。……則其救國保種之熱忱既失，而所以為變者，亦不可問矣。

他所舉的具體例子之一便是陳獨秀先後心理的轉變。

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一生為中國招魂，雖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無論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國的知識氣候都和五四時代大不相同了。錢先生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他曾說過：「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摶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插圖]這段話完全可以用於錢先生個人，但是也未嘗不能適用於中國這一集體。在這意義上，我們應該承當起錢先生的未竟之業，繼續為中國招魂。

1990年9月2日

（《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三民書局，1991年）

碼字不易，給個贊同！

題主不妨細讀讀下面兩段文字，頗可玩味。

錢穆的治學取向及規模，頗受梁氏啟示。梁著《歷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皆有同題之作；梁擬作《中國文化史》，錢則有《中國文化史導論》；梁有《先秦學術年表》，錢則有《先秦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趨。錢雖後來居上，仍不抹殺梁氏地位，以為「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其意較胡、顧為可取。 ……梁氏思想多變，「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兩者治學之方法大相徑庭，而領域多有重疊，故而讓人看起來頗有針對的意思，其實不然，二公於見解結論上或有不同，根底在於史觀不同。任公飽學而難有精作，賓四先生以考據派出身，卻自成一家學派，難說是誰家門生，所以判斷自然也可以不同。此或可為題主問題答案其一也。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等書中有類似以下的看法

這段字可見錢穆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是有主觀看法的，然而那時候國家存亡民族大義已位於首要，故而先生為學多半有激憤感情，魏晉南北朝為中華衰落之歷史，那時候著史雖多，卻無多少出類拔萃者，先生以亡國之眼視之，有所偏頗，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