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财报写的是特斯拉和美联航。特斯拉的财报就特别有意思，因为都是亏本的，用于研发的投资很大。电话采访了追踪这家公司的分析人员，发现华尔街对这家公司的评估分歧也很大。

那个学期做的最有意思的一篇是关于日本动漫产品出口到美国的稿子。

不要感到惊讶！那个学期我去了一趟日本，是学院组织的reporting trip，包机票，就是为了让我们感受一下东亚的金融和产业发展。在日本的时候，我联系采访了一家专门出口动漫产品到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有意思的是创始人都是中国人，所以我用中文进行了采访。然后又联系了相关政府人员（通过学院进行的联系），通过邮件往来得到了相关出口数据。

回到美国后，我联系了当地一个动漫组织，采访组织创始人自己收藏日本动漫产品的故事，将整个新闻进行本土化。这会让美国读者感到这个故事是与自己相关的。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记者有很高的主观能动性。新闻里出现的人物、故事、数据都是记者自己想到「这一点应该与我的主题有关」，然后去努力得到的。在这个动漫故事里很难体现我的素材选取对文章走向的影响，但等到后来我来到华盛顿，这一点将会相当显著。这个稍后再叙。

----------2020.4.11更新------------

这几天「抗疫」在家，看到还有人在看这篇回答，就再更新一下吧。

说到哪儿了？该说第三个学期了。本来是想把第三个学期跳过的，因为基本上和上一学期没有太多差别，就是能动性更高的实操训练。但是想到那个学期我也是写了一篇有意思的稿子，关于美联航拖拽登机亚裔乘客，并且在公关黄金二十四小时内做出了灾难性回应。

我做了一篇和以往不太一样的稿子：「Unfriedly Skies: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on Airlines」 关注社交媒体对航空业公关和企业形象的影响。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那时美联航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无法再做即时新闻），但热度还没有过去（非常适合做相关但具有发散性但选题）。

那篇稿子采访了五个人，三个是社交媒体的专家，一个是追踪航空业的股票分析师，一个是路人（就是街坊，问美联航事件会不会对影响她未来对航空公司的选择）。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写论文，层层递进，论据丰富。

这个学期最大的感悟其实是在选题上，因为老师对题目完全不受限，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这时候就要充分发挥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作用，看看你报道的条口目前的热点有哪些，什么已经被充分报道了，什么还有报道的空间。也可以从受影响的群体入手，哪个群体受到的关注不够，仍需要后续报道。

第三学期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拍视频，做视频新闻，特别开心。尤记扛著几十公斤重的机器在芝加哥街头的寒风中等公交。一学期集成式的学了不同的视频新闻类型，有事件新闻，人物采访，还有社交媒体视频。

下面是我做的一个社交媒体视频。社交媒体视频的特点是，短，题材吸引人，话少，字幕简洁且大。我在寻找采访对象的时候，就想既然说话少，那我就找音乐类的吧，既吸引人，又感官丰富。于是有了下面这个音乐理疗师的视频：

第四个学期就搬到华盛顿特区了，在一家专门报道银行业的媒体实习。之后载更新我是如何写出人生中第一个头条的吧。

经常为一些不能公开报道的新闻而生气，

也经常为找不到好的更有价值的新闻而压力巨大

也经常为得不到采访想要的真实内容而沮丧

也经常为重复性的工作性的而毫无新闻价值的宣传而反感

更经常为一篇被关注的成功报道而自豪

我是一名摄影记者，「2011 年 8 月底，我去了中东常驻，9 月中旬，前往战乱中的利比亚采访。我 24 岁的生日就是在利比亚度过的。那一天我们几个拍摄完一次示威活动，去中餐馆吃了一顿，算是庆生。」

我挑出了 36 张纪实照片拍摄的经历，希望能够给人参考。

民意的绞索

当了 30 年的埃及总统后，2011 年春天，穆巴拉克被愤怒的民众赶下了台。

他在被赶下台之后，就被送上了法庭。在军队暂时执掌政权的情况下，法院对穆巴拉克进行了一次次庭审，而在庭审现场的外面，每次都会涌去大量的民众。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埃及还没有选出新的总统。

作为法庭的开罗警察学院正门前是一块巨大的空地，这正好给了示威的民众足够大的舞台。从 1 月份开始于开罗街头的革命，一直到了穆巴拉克坐进铁笼都没有停息，埃及人民仿佛看到了街头政治的重要力量，开始频繁地走向街头表达诉求。于是，每一次庭审穆巴拉克，都会有大量的民众在庭审现场外围聚集。当然，聚集过来的民众中，不乏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这样的对立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警察把他们分开在了两个区域，不让双方有接触。

也许是埃及民众对近些年来埃及经济停滞和政府的一些腐败行为太过不满，因此他们把愤怒倾泻在穆巴拉克身上。显然和十月战争时相比，穆巴拉克再没有当年英雄般的光环；民众只能在街头看见他被放在绞索里的肖像。

这张照片中的那幅海报，是我第一次看见，而今后的多次示威现场采访时，都会看见这幅海报。我那时初到埃及，也是我第二次采访庭审穆巴拉克。我正在示威现场到处寻找可以拍摄的画面时，远远地就看到了被高举著的这幅海报。

因为是 25 毫米的广角镜头，又离海报比较远，拍下来的照片只是人群中一幅不太起眼的小海报，虽然高出人群不少，但还是不够显眼。我于是开始试著找前景，希望能有前景遮住一部分人，从视觉上突出海报。正走了没几步，我就看到了这俩人。

他们正在谈论著什么。我想，如果用他们俩做前景，从他们之间去拍摄海报，效果肯定会好很多。于是我走到他们旁边，从他们中间的位置拍下了这张照片；也正好是拍完这张照片，他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当我回放这张照片时，觉得很满意，因为他们正好遮挡住了两边的示威者，让海报更加突出。而作为前景的他们，那种给人以交头接耳的感觉，也像是在谋划著怎么样才能实现海报中所描绘的内容。

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埃及政治的一个缩影：不同的党派在街头宣扬著自己的立场，利用推翻穆巴拉克这个契机，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些不同立场的政党都在做著同样的事情，即在享受著推翻前总统之后的分红的同时，又都在背后谋划著什么。

随后，穆尔西当选总统。

一年后，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

之后，穆巴拉克被无罪释放。

四龄童的胜利

2011 年 9 月，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大势已去，带著残兵顽抗。在首都的黎波里，他多次发表电视讲话时的那座被炸得近乎废墟的楼，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里最热门的景点。普通的利比亚民众得以随意出入曾经戒备森严的阿齐齐亚兵营，登上这栋楼，像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一样俯瞰楼下的广场。

进入这栋楼里面，墙上到处都是胜利者的涂鸦。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往日权力中心的风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涂鸦里荡然无存。为了服务前来参观的民众，还有一些商人在楼前摆起了小摊，售卖饮料和新的国旗。

我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这个孩子，当时他的父亲正带著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在这楼里拍照留念。我向他父亲问了他的年龄：四岁。我很喜欢孩子，于是就蹲下来给他拍照。他的父亲随后拿来一把枪让他抱著；这把枪挺沉的，他抱起来不是那么稳。但是他还是把枪抱住，学著大人拍照的姿势，向我比划出了「胜利」的手势。

这应该是我在利比亚期间，见到最多的手势。当时我接触到的利比亚民众，都沉浸在推翻前政权的喜悦中，都认为这是一次民众的胜利、独裁的失败，仿佛每个人都得到了新生。面对记者镜头的时候，他们表达胜利喜悦的最好方式，就是这么一个手势。

这个孩子面对著比较亮的窗外，眼睛炯炯有神。然而我对著这一切，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即使那时卡扎菲还没有被抓住，控制全国的新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出现分裂了。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获取建立新政权的最大利益，他们内部各派别已经开始为以后的日子做准备了。所以卡扎菲时代结束之后，利比亚必然陷入到一种割据纷争的局面，这也就意味著，战争并不会因为卡扎菲的倒台而结束，利比亚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和平。

正如这个可爱的抱著枪的孩子背后，那个拿著枪、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人一样，他被留在照片里，似乎预示了不久后的未来。

这些孩子当然不懂他们手势的含义，也不知道他怀里抱著的枪有多么恐怖。他虽然能很快学会并比划出胜利手势，但是他的项链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给了他的人生一个失败的开始。

像他这样的孩子，不只是在的黎波里，也不只是在利比亚，更不只是在中东。生养他们的大人，以一切名义号称保护他们的政客，正好也是带给他们苦难的人。

这个胜利看起来坚毅有力，但是在一个四岁孩子那里，如同一个肥皂泡，很容易破裂，也必然破裂。

秩序在何处

有大量民众聚集的地方，最容易造成人员伤亡惨重的事件，尤其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每一次大型的集会活动都像是一场恶战。参加集会的民众都很兴奋，然而负责安保的士兵则精神高度紧张，生怕袭击者在这样人员密集的场所发动袭击。

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烈士广场，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民众开始频繁前往这里集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他们在集会中表达观点，以便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分到应有的胜利果实。

去拍摄这样的集会，对记者也是个考验。要带著沉重的器材挤进拥挤喧闹的人群中间，没有点体力还真不行。有个士兵看到我，问我来自哪里。我说我是中国记者，想报道这次活动。他很开心，拉著我走到了舞台下面。要知道，舞台外是有一层士兵保卫的，能穿过这层士兵组成的人墙走到舞台下面的记者，其实也没几个。可能还是我这张中国人的面容，为我争取到了这个「特权」吧。

真的是一个好位置！因为在舞台和民众中间，既能拍到舞台上振臂高呼的政客们，又能拍到舞台下面附和鼓掌的民众，而且关键是还不会很挤。

不过拍了一会儿之后，我很快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些执行安保任务的士兵身上。不管政客们的演说多么有煽动性，也不管民众多么兴奋，他们一直都保持著紧张的状态，时刻防备著可能发生的袭击。

一个士兵站在人群的高处，视野比较好，一直在观察著人群的情况，两个排人墙的士兵也是一脸严肃。而在他们中间保护著的，是开心轻松的民众。

也正是有这些时刻警惕的士兵，我才能安心地在核心区拍照，不用担心袭击者的炸弹把我和其他人一起炸上天。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战乱中的利比亚治安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首都的黎波里每天都是枪声不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枪战。但是民众总是要出门的，生活还要继续，而生活的秩序，就只能靠这些前不久还在战场上厮杀的年轻士兵来维持。

在利比亚政府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会有警察来代替他们维持治安，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天晚上的集会，那些开著装有机枪的皮卡来维持治安的士兵们。也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在这座四处响起枪声的城市里能够安心睡眠。

他举起了枪

他举起了枪。

那天的傍晚，我背著相机在的黎波里的海边溜达。我刚吃完几块披萨，很是满足，看著日落时分的城市，竟有种身为游客的惬意感觉。

在一个路口，我遇到了这个执勤的士兵。他看到我背著相机，就用手比划著让我给他拍张照。这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日落时的天色那么美，这个士兵又主动要求拍照，机会难得。于是我蹲了下去。

士兵把枪举了起来。我对著后面的天空测光，给他拍下了一张剪影。拍完后我回看照片，自我陶醉了一下，觉得很满意：主体的形态很好，色彩也很美。

然后我很高兴地给他看。可是他看完我的「大作」后并不满意。他用手比划著，意思是没有拍到他的脸，根本看不到是谁。

我明白了，于是对著他的脸测光，又拍了一张。当然，我拍这张照片之前就知道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后面美丽的天空只能是一片惨白，一个面对镜头并不自然的阿兵哥嘿嘿笑著。

当他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很开心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然后又看了几遍，跟我握了手，然后我就走了。

故事很简单。但是我后来想，我所满意的那些所谓的「创作」，如果全部都拿给我的被摄者看的话，他们会满意吗？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应该是不会满意的。因为一旦涉及到创作，自己加入的主观东西太多，而不能让照片变成一个纯粹只让被摄者满足的作品。

我最终也没有给那位士兵照片，也不知道他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否保全自己。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让我学会了一个道理：你所珍爱的，在他人那里也许一文不值；你所不齿的，却会给别人带来莫大的快乐。

我一直在说照片是由摄影者和被摄者共同完成的作品，要尊重被摄者，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就像这张照片，如果这位士兵不提出来要看看，很有可能我只拍了这么一张剪影就走了。其实拍完剪影，简单地再给他拍一张清晰的面部肖像，能让他开心很久。所以以后我再拍照，不会一味地攫取，而是会用我的相机，尽量地给被摄者带来欢乐。毕竟，享受摄影的快乐，不应该是摄影者一方的专利。

开赴前线

2011 年的 10 月中旬，在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的战斗已近尾声，外界对卡扎菲仍不知所踪。但是随著他的据点一个个被拔掉，他最终被俘或者逃跑都只是时间问题。此时，位于的黎波里东南的小镇拜尼沃利德，还在卡扎菲控制之下。这座坐落在一个小山头的镇子虽然不大，却处于十字路口的位置，是个交通要道，它的西北指向首都的黎波里，东边通往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

我们前一天得到消息，执政当局武装将在第二天进行总攻，立志拿下拜尼沃利德。拿下拜尼沃利德之后，苏尔特就完全暴露在执政当局武装的面前了。再加上东部的艾季达比耶，事实上，执政当局武装通过此战就可以形成对卡扎菲残余武装的包围。

于是，我们准备去前线见证这座城市易手的时刻。一路上的事情已经记不得太多了，估计当时是睡过去了吧。在利比亚每天最痛苦的时候是发稿，当画面全部剪辑完毕、文稿也都发完之后，就到了最难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回传视频素材。我们居住的酒店虽然有 Wi-Fi 供我们使用，但是速度奇慢，每秒也就 20 多 K，所以我每天都要传好几个小时的素材，而且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网路不稳定，经常会断掉，每次断网我都要重新传。所以我在传片的时候不能睡，要一直守著，直到资料传完为止。这样就导致我每天睡眠的时间都很短，也就三四个小时左右。车上的时间自然不能浪费掉，把安全带系好后，我就不知不觉地睡著了。

一觉醒来，车已经停了，说是离前线还有 20 公里左右，此处有一个小店，可以买些水、食物，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店里买了巧克力棒，因为这东西不占地方，补充能量还比较快。小店对著马路，马路对面，是一辆废弃的坦克。

休整完毕，车继续向前开，开到离前线还有五公里左右的地方，到了一个士兵集结的据点，有一些房子和临时搭建的帐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执政当局的士兵。他们告诉我们，拜尼沃利德刚刚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目前大规模的战斗已经结束，只是城里还有一些狙击手没有清除，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们在这个据点里采访了一些士兵。当时正好赶上他们吃午饭，炊事员在向大家分发油饼——这油饼看起来和我在北京吃的没什么两样——他们也把油饼分给了我们。当士兵沾著黑色油渍的手递给我油饼的时候，一向自感有洁癖的我根本顾不上卫生不卫生了，直接大口吃。饼的味道还不错，甜甜的，有点像是用面包做的。

在跟士兵聊天的时候，他们还送给我们每人一颗子弹，都是从他们的枪里面退出来的，他们一边比划著一边说，在子弹的下面钻个孔，系上绳子，当成项链戴。我们接受了好意，但是酒店不会让我们把还没有使用的弹药带进去，所以就都把子弹送给了我们的司机。他在卡扎菲向民众分发枪支的时候，领到了一把 AK-47 突击步枪和 60 发子弹，这些子弹送给他，或许还能让他用来保护自己的家。

这张肖像，当然就是在这个据点采访时拍到的。虽然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这些士兵还是要去小镇里进行排查，把潜藏在小镇里的狙击手清除掉。这个士兵刚把火箭筒组装好，背在身后，我走近他，为他拍了一张肖像。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而是认真地听著指挥官的部署。他脖子上挂著的耳包，是为了防止巨大的噪音损害听觉用的。我想，要是在和平年代，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也会在脖子上挂一个颜色鲜艳的耳机听歌吧！

等我回过神来，这个脖子上挂著红色耳包的年轻人，已经背著火箭筒坐上皮卡，开赴前线了。

路灯杆子上的记者

解放广场——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的一个小广场——以咱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也就是个街心的转盘而已。埃及人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行动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解放广场都是整个埃及人政治生活的重要舞台。

我刚到开罗，就让同事开车带著我去解放广场看看。因为之前一直在电视上看到报道说，开罗又有数万民众上解放广场抗议示威，有的还和军警发生了冲突，画面还是很震撼的。因此，我以为那是片很大很空旷的场地，否则怎么容得下数万人整天的抗议示威呢？

结果，同事开车带著我走到一个转盘，说这就是解放广场了。广场中间有块圆形的绿化区域，已经被踩秃了，露出满是土的地面。平日里没有示威活动的时候，也有些专业的示威者常住在里面，搭起了帐篷遮住开罗的骄阳，懒散地躺在阴凉里，等著示威者的聚集，然后跟著他们开始表达政治诉求，或者是开始一场披著政治外衣的狂欢。

果然没多久，狂欢就开始了。2011 年的后半年，几乎每周在解放广场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这次的规模还比较大，我们接到消息就奔赴广场去采访了。广场里挤满了示威的民众，有不少记者在人群中拍摄。

我正拍著，突然看到右边的路灯杆子上有个记者——就他一个人坐在灯架上，很显眼，想必他是为了找更好的拍摄角度才爬上去的。我看了他一会儿，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回看照片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单纯从视觉上讲，照片的构图还不错，靠近镜头的记者变得比远离镜头的民众要大很多，背景也算干净，整个人都很突出。再看下面的民众，几乎能看清每一张脸，而这样迥异的脸，却在示威的时候变成了统一的背景，没有任何个性可言，只显露出由政客煽动起来的亢奋。

有个朋友问我：「这张照片你是在哪儿拍的？」

「我在哪儿？我在另一根路灯杆上。」

古埃及后裔

到了埃及我才真正了解到，现在在埃及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大部分都不是那些创造了金字塔、神庙、方尖碑的古埃及人的后代，而是阿拉伯人。那么，古埃及人的后裔去哪了呢？

还在埃及。

只不过变了个名字，现在人们叫他们「科普特人」。这些古埃及人的后裔信仰东正教，占埃及总人口的 10% 左右。

科普特人有著自己的社区、教堂。虽然偶尔会发生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但平时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在科普特人的社区里，教堂也有著悠久的历史。出于对这个群体的好奇，我一有机会就去他们的社区或者教堂，旁观他们的弥撒，体会他们的虔诚。

2011 年圣诞节前一天，我准备完成一篇和科普特基督徒有关的稿子。我和同事到了开罗市区的一个科普特人聚居区，正好赶上教会在教堂办活动，社区的孩子们都到了教堂里。社区的男女青年作为志愿者，给孩子们戴上了圣诞帽，带领孩子们唱歌儿、看动画片。

这个场景竟让我忘了自己身处一个伊斯兰国家：看惯了穆斯林每日的祷告，听惯了清真寺每日的诵经声之后，在看到这些和他们长相一样的人，却在教堂里戴著圣诞帽唱起了圣诞歌曲，刚开始还真有些不适应。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融合，他们的相貌已经没有差别，但是从内心而出的不同信仰，还是让他们的行为有著巨大差异。

当我把镜头对准了唱歌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马上被我和我的相机吸引了，几乎都在看著我的镜头。这个时候我按下了快门，得到一张与他们直视的照片。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孩子们表情各异，有好奇，有滑稽，让我很喜欢。

随著近年来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之间矛盾加深，他们的冲突也在加剧。臭名昭著的 IS 恐怖分子就曾处死过 21 名科普特基督徒，在开罗也曾发生过穆斯林烧毁科普特人教堂的事件。这些现实让人不禁担心这些孩子的命运。

曾经，埃及的穆斯林是可以和科普特人和睦共处的，可是现在的埃及，科普特人却受到一部分人的排挤和歧视。这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希望在埃及的政局稳定之后，穆斯林和科普特人能够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在这片神奇的国土上续写尼罗河先民的辉煌。

椰枣熟了

一座城市要有水才生动，一个地区要有大河，才能孕育灿烂的文明。开罗和尼罗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汛期之外的尼罗河水非常平静，平静到几乎观察不出它的流向。尤其从开罗直到亚历山大的入海口，整条大河慵懒自在又日夜不停地往地中海里流去。

尼罗河养活了曾创造辉煌历史的埃及人，也养活了椰枣。

每年的 8 月份是椰枣收获的季节。我的住处在尼罗河边，从窗户看过去，就能看到尼罗河；而尼罗河的对岸，则是椰枣林。有一日，和几位同事相约去对岸看看，于是一大早就起床，在渡口花了合人民币五毛钱的船费，坐上了摆渡船。

早上的阳光斜射在尼罗河上，我兴奋地在船里拍照，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清晨。而我看到的船里的埃及人，仿佛对这样的早晨习以为常，带著倦意坐在船里，就像在北京的清晨挤公交的状态。

过了尼罗河，再走不远就能看到大片的椰枣林，一眼望不到边，但是很整齐。外面的阳光逐渐强了起来，有些晒，而进入椰枣林里，却是清凉的空气，这空气中混杂著牲口粪便的味道。

椰枣树都很高大，树冠的下面挂满了成熟的椰枣，是黄色的，一串串很多。走进树林不远，就能看到一些农民在采摘椰枣。他们劳作的方式比较原始，可能千百年前的先民，也是一样采摘椰枣的：用一个绳子拴住腰，同时用这根绳子围住椰枣树，背上背著一个大笸箩——因为椰枣树的树干非常不平整，所以他们可以用腰间的绳子一次次地箍住树干，然后往上爬——爬到树冠下面，开始用刀子砍一串串椰枣的柄，砍下来的椰枣，就扔在笸箩里；等满了之后就顺下来，让下面的人把笸箩腾干净之后，再拉上去装椰枣。

他们就这样一棵棵树地摘下去，工作量很大。我在一旁看著，嘴里嚼著刚摘下来的椰枣：很甜，但是有些涩。在一个农民要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我在一边举起了相机，看到他一步步箍著树干往下走，十分熟练。在清晨的阳光中，他和树干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角度，于是我在这一刻按下了快门。

我们在椰枣林里见到了好几拨农民，他们大多很友善，会把刚摘下来的椰枣给我们吃。然而我随后遇到的一个农民，著实吓了我一跳。

我远远地看到他驾著驴车向我们驶来，便对著他拍了几张照片。可能他对我的行为很生气，不想让我拍照片，所以把驴车停在我面前，跳下车来就开始抢我的相机；我自然死死抓住相机。突然，他抽出一把镰刀来，高举起来就砍向我。我当时呆住了，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有这样过激的举动。

幸运的是，我旁边有位身强体壮的同事，立刻抓住了那个人挥舞著镰刀的手臂，把我拉到了一边。我们都不会说阿拉伯语，只能对那个农民说：No No No！随后那个农民上了驴车，嘴里念念有词。在驴车刚跑起来的时候，他又伸手去抢一位女同事的包，不过没有抢到。

前记者来回答一发吧。其实已经有人回答的不错了。

我只说纸媒记者，电视台的我没做过一线，忽略不谈。

记者是一个耐得住清贫的行当，并且你常常能体验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早期，我在都市报纸做社会版实习记者。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要尽快到现场。嗯，尽管你千辛万苦的跑了现场，很有可能只出一个豆腐块，或者根本没刊发的机会。后来，做文化口记者，这也是我一直喜欢的领域。文化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圣地，尽管囊中羞涩，依旧能够拿著一摞书，蹲在马路牙子上边看书边写稿。偶尔，透过理想的云霞，会对照一下高大上发布会和一身休闲，四下无著的自己。那时候是真开心，累并快乐著。

我还记得采访刘瑜、我一个晚上读完了她的所有书和文章。采访前世纪出版集团李昕的时候，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默默研读他所有关于出版经济的理论。另外，记者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像一支队伍。通过自己的采访，完成最后的出稿。等稿件完成，付印出版后，会有很强的成就感。这份成就感，我至今没找到可以替代的。

说说待遇吧。中国的记者，本身待遇很低，报社按照记者的发稿量和偶尔的好稿子予以核算薪酬。所以，业内都有心照不宣的「车马费」。当然，文化口的车马费也是聊胜于无。

做财经记者，虽然薪水低，但是平台好，刚毕业也能对话大佬。一个个提问，就跟上vip课差不多，回答都很精彩。跟聪明人对话是一种享受。

因为我长著一张好欺负的娃娃脸，所以有两次被基层员工冒犯，没有亲自动手，默默转身，找大佬有理有据投诉，得到道歉，有时还有礼物。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