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財報寫的是特斯拉和美聯航。特斯拉的財報就特別有意思，因為都是虧本的，用於研發的投資很大。電話採訪了追蹤這家公司的分析人員，發現華爾街對這家公司的評估分歧也很大。

那個學期做的最有意思的一篇是關於日本動漫產品出口到美國的稿子。

不要感到驚訝！那個學期我去了一趟日本，是學院組織的reporting trip，包機票，就是為了讓我們感受一下東亞的金融和產業發展。在日本的時候，我聯繫採訪了一家專門出口動漫產品到中國和美國的企業，有意思的是創始人都是中國人，所以我用中文進行了採訪。然後又聯繫了相關政府人員（通過學院進行的聯繫），通過郵件往來得到了相關出口數據。

回到美國後，我聯繫了當地一個動漫組織，採訪組織創始人自己收藏日本動漫產品的故事，將整個新聞進行本土化。這會讓美國讀者感到這個故事是與自己相關的。

其實從這裡可以看出，記者有很高的主觀能動性。新聞裏出現的人物、故事、數據都是記者自己想到「這一點應該與我的主題有關」，然後去努力得到的。在這個動漫故事裡很難體現我的素材選取對文章走向的影響，但等到後來我來到華盛頓，這一點將會相當顯著。這個稍後再敘。

----------2020.4.11更新------------

這幾天「抗疫」在家，看到還有人在看這篇回答，就再更新一下吧。

說到哪兒了？該說第三個學期了。本來是想把第三個學期跳過的，因為基本上和上一學期沒有太多差別，就是能動性更高的實操訓練。但是想到那個學期我也是寫了一篇有意思的稿子，關於美聯航拖拽登機亞裔乘客，並且在公關黃金二十四小時內做出了災難性回應。

我做了一篇和以往不太一樣的稿子：「Unfriedly Skies: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on Airlines」 關注社交媒體對航空業公關和企業形象的影響。選擇這個話題是因為那時美聯航事件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無法再做即時新聞），但熱度還沒有過去（非常適合做相關但具有發散性但選題）。

那篇稿子採訪了五個人，三個是社交媒體的專家，一個是追蹤航空業的股票分析師，一個是路人（就是街坊，問美聯航事件會不會對影響她未來對航空公司的選擇）。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其實有點像是寫論文，層層遞進，論據豐富。

這個學期最大的感悟其實是在選題上，因為老師對題目完全不受限，就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這時候就要充分發揮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的作用，看看你報道的條口目前的熱點有哪些，什麼已經被充分報道了，什麼還有報道的空間。也可以從受影響的羣體入手，哪個羣體受到的關注不夠，仍需要後續報道。

第三學期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拍視頻，做視頻新聞，特別開心。尤記扛著幾十公斤重的機器在芝加哥街頭的寒風中等公交。一學期集成式的學了不同的視頻新聞類型，有事件新聞，人物採訪，還有社交媒體視頻。

下面是我做的一個社交媒體視頻。社交媒體視頻的特點是，短，題材吸引人，話少，字幕簡潔且大。我在尋找採訪對象的時候，就想既然說話少，那我就找音樂類的吧，既吸引人，又感官豐富。於是有了下面這個音樂理療師的視頻：

第四個學期就搬到華盛頓特區了，在一家專門報道銀行業的媒體實習。之後載更新我是如何寫出人生中第一個頭條的吧。

經常為一些不能公開報道的新聞而生氣，

也經常為找不到好的更有價值的新聞而壓力巨大

也經常為得不到採訪想要的真實內容而沮喪

也經常為重複性的工作性的而毫無新聞價值的宣傳而反感

更經常為一篇被關注的成功報道而自豪

我是一名攝影記者，「2011 年 8 月底，我去了中東常駐，9 月中旬，前往戰亂中的利比亞採訪。我 24 歲的生日就是在利比亞度過的。那一天我們幾個拍攝完一次示威活動，去中餐館喫了一頓，算是慶生。」

我挑出了 36 張紀實照片拍攝的經歷，希望能夠給人參考。

民意的絞索

當了 30 年的埃及總統後，2011 年春天，穆巴拉克被憤怒的民眾趕下了臺。

他在被趕下臺之後，就被送上了法庭。在軍隊暫時執掌政權的情況下，法院對穆巴拉克進行了一次次庭審，而在庭審現場的外面，每次都會湧去大量的民眾。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埃及還沒有選出新的總統。

作為法庭的開羅警察學院正門前是一塊巨大的空地，這正好給了示威的民眾足夠大的舞臺。從 1 月份開始於開羅街頭的革命，一直到了穆巴拉克坐進鐵籠都沒有停息，埃及人民彷彿看到了街頭政治的重要力量，開始頻繁地走向街頭表達訴求。於是，每一次庭審穆巴拉克，都會有大量的民眾在庭審現場外圍聚集。當然，聚集過來的民眾中，不乏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這樣的對立必然會導致衝突，因此警察把他們分開在了兩個區域，不讓雙方有接觸。

也許是埃及民眾對近些年來埃及經濟停滯和政府的一些腐敗行為太過不滿，因此他們把憤怒傾瀉在穆巴拉克身上。顯然和十月戰爭時相比，穆巴拉克再沒有當年英雄般的光環；民眾只能在街頭看見他被放在絞索裏的肖像。

這張照片中的那幅海報，是我第一次看見，而今後的多次示威現場採訪時，都會看見這幅海報。我那時初到埃及，也是我第二次採訪庭審穆巴拉克。我正在示威現場到處尋找可以拍攝的畫面時，遠遠地就看到了被高舉著的這幅海報。

因為是 25 毫米的廣角鏡頭，又離海報比較遠，拍下來的照片只是人羣中一幅不太起眼的小海報，雖然高出人羣不少，但還是不夠顯眼。我於是開始試著找前景，希望能有前景遮住一部分人，從視覺上突出海報。正走了沒幾步，我就看到了這倆人。

他們正在談論著什麼。我想，如果用他們倆做前景，從他們之間去拍攝海報，效果肯定會好很多。於是我走到他們旁邊，從他們中間的位置拍下了這張照片；也正好是拍完這張照片，他們的談話便結束了。

當我回放這張照片時，覺得很滿意，因為他們正好遮擋住了兩邊的示威者，讓海報更加突出。而作為前景的他們，那種給人以交頭接耳的感覺，也像是在謀劃著怎麼樣才能實現海報中所描繪的內容。

這也可以看作是當時埃及政治的一個縮影：不同的黨派在街頭宣揚著自己的立場，利用推翻穆巴拉克這個契機，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很容易讓人感受到，這些不同立場的政黨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即在享受著推翻前總統之後的分紅的同時，又都在背後謀劃著什麼。

隨後，穆爾西當選總統。

一年後，穆爾西被軍方趕下臺。

之後，穆巴拉克被無罪釋放。

四齡童的勝利

2011 年 9 月，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大勢已去，帶著殘兵頑抗。在首都的黎波里，他多次發表電視講話時的那座被炸得近乎廢墟的樓，已經成為了這座城市裡最熱門的景點。普通的利比亞民眾得以隨意出入曾經戒備森嚴的阿齊齊亞兵營，登上這棟樓，像前最高領導人卡扎菲一樣俯瞰樓下的廣場。

進入這棟樓裡面，牆上到處都是勝利者的塗鴉。這個地方再也沒有往日權力中心的風光，至高無上的權威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塗鴉裏蕩然無存。為了服務前來參觀的民眾，還有一些商人在樓前擺起了小攤，售賣飲料和新的國旗。

我在一樓的一個房間裏發現了這個孩子，當時他的父親正帶著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在這樓裏拍照留念。我向他父親問了他的年齡：四歲。我很喜歡孩子，於是就蹲下來給他拍照。他的父親隨後拿來一把槍讓他抱著；這把槍挺沉的，他抱起來不是那麼穩。但是他還是把槍抱住，學著大人拍照的姿勢，向我比劃出了「勝利」的手勢。

這應該是我在利比亞期間，見到最多的手勢。當時我接觸到的利比亞民眾，都沉浸在推翻前政權的喜悅中，都認為這是一次民眾的勝利、獨裁的失敗，彷彿每個人都得到了新生。面對記者鏡頭的時候，他們表達勝利喜悅的最好方式，就是這麼一個手勢。

這個孩子面對著比較亮的窗外，眼睛炯炯有神。然而我對著這一切，卻高興不起來，因為即使那時卡扎菲還沒有被抓住，控制全國的新政治力量已經開始出現分裂了。為了劃分勢力範圍，獲取建立新政權的最大利益，他們內部各派別已經開始為以後的日子做準備了。所以卡扎菲時代結束之後，利比亞必然陷入到一種割據紛爭的局面，這也就意味著，戰爭並不會因為卡扎菲的倒臺而結束，利比亞也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和平。

正如這個可愛的抱著槍的孩子背後，那個拿著槍、時刻準備戰鬥的軍人一樣，他被留在照片裏，似乎預示了不久後的未來。

這些孩子當然不懂他們手勢的含義，也不知道他懷裡抱著的槍有多麼恐怖。他雖然能很快學會並比劃出勝利手勢，但是他的項鏈所代表的那個國家，給了他的人生一個失敗的開始。

像他這樣的孩子，不只是在的黎波里，也不只是在利比亞，更不只是在中東。生養他們的大人，以一切名義號稱保護他們的政客，正好也是帶給他們苦難的人。

這個勝利看起來堅毅有力，但是在一個四歲孩子那裡，如同一個肥皂泡，很容易破裂，也必然破裂。

秩序在何處

有大量民眾聚集的地方，最容易造成人員傷亡慘重的事件，尤其在一個正在打仗的國家，每一次大型的集會活動都像是一場惡戰。參加集會的民眾都很興奮，然而負責安保的士兵則精神高度緊張，生怕襲擊者在這樣人員密集的場所發動襲擊。

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的烈士廣場，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民眾開始頻繁前往這裡集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他們在集會中表達觀點，以便在新政權建立之後，分到應有的勝利果實。

去拍攝這樣的集會，對記者也是個考驗。要帶著沉重的器材擠進擁擠喧鬧的人羣中間，沒有點體力還真不行。有個士兵看到我，問我來自哪裡。我說我是中國記者，想報道這次活動。他很開心，拉著我走到了舞臺下面。要知道，舞臺外是有一層士兵保衛的，能穿過這層士兵組成的人牆走到舞臺下面的記者，其實也沒幾個。可能還是我這張中國人的面容，為我爭取到了這個「特權」吧。

真的是一個好位置！因為在舞臺和民眾中間，既能拍到舞臺上振臂高呼的政客們，又能拍到舞臺下面附和鼓掌的民眾，而且關鍵是還不會很擠。

不過拍了一會兒之後，我很快把注意力放在了這些執行安保任務的士兵身上。不管政客們的演說多麼有煽動性，也不管民眾多麼興奮，他們一直都保持著緊張的狀態，時刻防備著可能發生的襲擊。

一個士兵站在人羣的高處，視野比較好，一直在觀察著人羣的情況，兩個排人牆的士兵也是一臉嚴肅。而在他們中間保護著的，是開心輕鬆的民眾。

也正是有這些時刻警惕的士兵，我才能安心地在覈心區拍照，不用擔心襲擊者的炸彈把我和其他人一起炸上天。在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掌管這個國家的時候，戰亂中的利比亞治安並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證，首都的黎波里每天都是槍聲不斷，隨時隨地都會發生槍戰。但是民眾總是要出門的，生活還要繼續，而生活的秩序，就只能靠這些前不久還在戰場上廝殺的年輕士兵來維持。

在利比亞政府的工作步入正軌以後，會有警察來代替他們維持治安，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天晚上的集會，那些開著裝有機槍的皮卡來維持治安的士兵們。也正是他們的存在，讓我在這座四處響起槍聲的城市裡能夠安心睡眠。

他舉起了槍

他舉起了槍。

那天的傍晚，我背著相機在的黎波里的海邊溜達。我剛喫完幾塊披薩，很是滿足，看著日落時分的城市，竟有種身為遊客的愜意感覺。

在一個路口，我遇到了這個執勤的士兵。他看到我背著相機，就用手比劃著讓我給他拍張照。這正合我意，因為當時日落時的天色那麼美，這個士兵又主動要求拍照，機會難得。於是我蹲了下去。

士兵把槍舉了起來。我對著後面的天空測光，給他拍下了一張剪影。拍完後我回看照片，自我陶醉了一下，覺得很滿意：主體的形態很好，色彩也很美。

然後我很高興地給他看。可是他看完我的「大作」後並不滿意。他用手比劃著，意思是沒有拍到他的臉，根本看不到是誰。

我明白了，於是對著他的臉測光，又拍了一張。當然，我拍這張照片之前就知道結果將會是什麼樣子：後面美麗的天空只能是一片慘白，一個面對鏡頭並不自然的阿兵哥嘿嘿笑著。

當他再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很開心地向我豎起了大拇指，然後又看了幾遍，跟我握了手，然後我就走了。

故事很簡單。但是我後來想，我所滿意的那些所謂的「創作」，如果全部都拿給我的被攝者看的話，他們會滿意嗎？我覺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應該是不會滿意的。因為一旦涉及到創作，自己加入的主觀東西太多，而不能讓照片變成一個純粹只讓被攝者滿足的作品。

我最終也沒有給那位士兵照片，也不知道他在今後的戰爭中能否保全自己。不過我還是很感謝他，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你所珍愛的，在他人那裡也許一文不值；你所不齒的，卻會給別人帶來莫大的快樂。

我一直在說照片是由攝影者和被攝者共同完成的作品，要尊重被攝者，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就像這張照片，如果這位士兵不提出來要看看，很有可能我只拍了這麼一張剪影就走了。其實拍完剪影，簡單地再給他拍一張清晰的面部肖像，能讓他開心很久。所以以後我再拍照，不會一味地攫取，而是會用我的相機，盡量地給被攝者帶來歡樂。畢竟，享受攝影的快樂，不應該是攝影者一方的專利。

開赴前線

2011 年的 10 月中旬，在利比亞，推翻卡扎菲的戰鬥已近尾聲，外界對卡扎菲仍不知所蹤。但是隨著他的據點一個個被拔掉，他最終被俘或者逃跑都只是時間問題。此時，位於的黎波里東南的小鎮拜尼沃利德，還在卡扎菲控制之下。這座坐落在一個小山頭的鎮子雖然不大，卻處於十字路口的位置，是個交通要道，它的西北指向首都的黎波里，東邊通往卡扎菲的老家——蘇爾特。

我們前一天得到消息，執政當局武裝將在第二天進行總攻，立志拿下拜尼沃利德。拿下拜尼沃利德之後，蘇爾特就完全暴露在執政當局武裝的面前了。再加上東部的艾季達比耶，事實上，執政當局武裝通過此戰就可以形成對卡扎菲殘餘武裝的包圍。

於是，我們準備去前線見證這座城市易手的時刻。一路上的事情已經記不得太多了，估計當時是睡過去了吧。在利比亞每天最痛苦的時候是發稿，當畫面全部剪輯完畢、文稿也都發完之後，就到了最難的一個環節，那就是回傳視頻素材。我們居住的酒店雖然有 Wi-Fi 供我們使用，但是速度奇慢，每秒也就 20 多 K，所以我每天都要傳好幾個小時的素材，而且最讓人頭痛的就是網路不穩定，經常會斷掉，每次斷網我都要重新傳。所以我在傳片的時候不能睡，要一直守著，直到資料傳完為止。這樣就導致我每天睡眠的時間都很短，也就三四個小時左右。車上的時間自然不能浪費掉，把安全帶繫好後，我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一覺醒來，車已經停了，說是離前線還有 20 公里左右，此處有一個小店，可以買些水、食物，休息一會兒。我們在店裡買了巧克力棒，因為這東西不佔地方，補充能量還比較快。小店對著馬路，馬路對面，是一輛廢棄的坦克。

休整完畢，車繼續向前開，開到離前線還有五公里左右的地方，到了一個士兵集結的據點，有一些房子和臨時搭建的帳篷。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很多執政當局的士兵。他們告訴我們，拜尼沃利德剛剛已經被他們佔領了，目前大規模的戰鬥已經結束，只是城裡還有一些狙擊手沒有清除，還是有一些危險的。

我們在這個據點裡採訪了一些士兵。當時正好趕上他們喫午飯，炊事員在向大家分髮油餅——這油餅看起來和我在北京喫的沒什麼兩樣——他們也把油餅分給了我們。當士兵沾著黑色油漬的手遞給我油餅的時候，一向自感有潔癖的我根本顧不上衛生不衛生了，直接大口吃。餅的味道還不錯，甜甜的，有點像是用麵包做的。

在跟士兵聊天的時候，他們還送給我們每人一顆子彈，都是從他們的槍裡面退出來的，他們一邊比劃著一邊說，在子彈的下面鑽個孔，繫上繩子，當成項鏈戴。我們接受了好意，但是酒店不會讓我們把還沒有使用的彈藥帶進去，所以就都把子彈送給了我們的司機。他在卡扎菲向民眾分發槍支的時候，領到了一把 AK-47 突擊步槍和 60 發子彈，這些子彈送給他，或許還能讓他用來保護自己的家。

這張肖像，當然就是在這個據點採訪時拍到的。雖然戰鬥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這些士兵還是要去小鎮裏進行排查，把潛藏在小鎮裏的狙擊手清除掉。這個士兵剛把火箭筒組裝好，背在身後，我走近他，為他拍了一張肖像。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我，而是認真地聽著指揮官的部署。他脖子上掛著的耳包，是為了防止巨大的噪音損害聽覺用的。我想，要是在和平年代，這個帥氣的小夥子，也會在脖子上掛一個顏色鮮艷的耳機聽歌吧！

等我回過神來，這個脖子上掛著紅色耳包的年輕人，已經背著火箭筒坐上皮卡，開赴前線了。

路燈杆子上的記者

解放廣場——埃及首都開羅市中心的一個小廣場——以咱們中國人的眼光看來，這也就是個街心的轉盤而已。埃及人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行動開始以來，一直到現在，可以說解放廣場都是整個埃及人政治生活的重要舞臺。

我剛到開羅，就讓同事開車帶著我去解放廣場看看。因為之前一直在電視上看到報道說，開羅又有數萬民眾上解放廣場抗議示威，有的還和軍警發生了衝突，畫面還是很震撼的。因此，我以為那是片很大很空曠的場地，否則怎麼容得下數萬人整天的抗議示威呢？

結果，同事開車帶著我走到一個轉盤，說這就是解放廣場了。廣場中間有塊圓形的綠化區域，已經被踩禿了，露出滿是土的地面。平日裏沒有示威活動的時候，也有些專業的示威者常住在裡面，搭起了帳篷遮住開羅的驕陽，懶散地躺在陰涼裏，等著示威者的聚集，然後跟著他們開始表達政治訴求，或者是開始一場披著政治外衣的狂歡。

果然沒多久，狂歡就開始了。2011 年的後半年，幾乎每週在解放廣場都會有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動。這次的規模還比較大，我們接到消息就奔赴廣場去採訪了。廣場裏擠滿了示威的民眾，有不少記者在人羣中拍攝。

我正拍著，突然看到右邊的路燈杆子上有個記者——就他一個人坐在燈架上，很顯眼，想必他是為了找更好的拍攝角度才爬上去的。我看了他一會兒，給他拍了幾張照片。

回看照片的時候，我非常喜歡，因為單純從視覺上講，照片的構圖還不錯，靠近鏡頭的記者變得比遠離鏡頭的民眾要大很多，背景也算乾淨，整個人都很突出。再看下面的民眾，幾乎能看清每一張臉，而這樣迥異的臉，卻在示威的時候變成了統一的背景，沒有任何個性可言，只顯露出由政客煽動起來的亢奮。

有個朋友問我：「這張照片你是在哪兒拍的？」

「我在哪兒？我在另一根路燈桿上。」

古埃及後裔

到了埃及我才真正瞭解到，現在在埃及這片土地上居住的，大部分都不是那些創造了金字塔、神廟、方尖碑的古埃及人的後代，而是阿拉伯人。那麼，古埃及人的後裔去哪了呢？

還在埃及。

只不過變了個名字，現在人們叫他們「科普特人」。這些古埃及人的後裔信仰東正教，佔埃及總人口的 10% 左右。

科普特人有著自己的社區、教堂。雖然偶爾會發生兩個宗教之間的衝突，但平時還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在科普特人的社區裏，教堂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出於對這個羣體的好奇，我一有機會就去他們的社區或者教堂，旁觀他們的彌撒，體會他們的虔誠。

2011 年聖誕節前一天，我準備完成一篇和科普特基督徒有關的稿子。我和同事到了開羅市區的一個科普特人聚居區，正好趕上教會在教堂辦活動，社區的孩子們都到了教堂裏。社區的男女青年作為志願者，給孩子們戴上了聖誕帽，帶領孩子們唱歌兒、看動畫片。

這個場景竟讓我忘了自己身處一個伊斯蘭國家：看慣了穆斯林每日的禱告，聽慣了清真寺每日的誦經聲之後，在看到這些和他們長相一樣的人，卻在教堂裏戴著聖誕帽唱起了聖誕歌曲，剛開始還真有些不適應。雖然經歷了長時間的融合，他們的相貌已經沒有差別，但是從內心而出的不同信仰，還是讓他們的行為有著巨大差異。

當我把鏡頭對準了唱歌的孩子們的時候，他們馬上被我和我的相機吸引了，幾乎都在看著我的鏡頭。這個時候我按下了快門，得到一張與他們直視的照片。回頭再看的時候，看到孩子們表情各異，有好奇，有滑稽，讓我很喜歡。

隨著近年來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之間矛盾加深，他們的衝突也在加劇。臭名昭著的 IS 恐怖分子就曾處死過 21 名科普特基督徒，在開羅也曾發生過穆斯林燒毀科普特人教堂的事件。這些現實讓人不禁擔心這些孩子的命運。

曾經，埃及的穆斯林是可以和科普特人和睦共處的，可是現在的埃及，科普特人卻受到一部分人的排擠和歧視。這不是進步，而是一種倒退。希望在埃及的政局穩定之後，穆斯林和科普特人能夠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共同在這片神奇的國土上續寫尼羅河先民的輝煌。

椰棗熟了

一座城市要有水才生動，一個地區要有大河，才能孕育燦爛的文明。開羅和尼羅河很好地證明瞭這一點。

汛期之外的尼羅河水非常平靜，平靜到幾乎觀察不出它的流向。尤其從開羅直到亞歷山大的入海口，整條大河慵懶自在又日夜不停地往地中海里流去。

尼羅河養活了曾創造輝煌歷史的埃及人，也養活了椰棗。

每年的 8 月份是椰棗收穫的季節。我的住處在尼羅河邊，從窗戶看過去，就能看到尼羅河；而尼羅河的對岸，則是椰棗林。有一日，和幾位同事相約去對岸看看，於是一大早就起牀，在渡口花了合人民幣五毛錢的船費，坐上了擺渡船。

早上的陽光斜射在尼羅河上，我興奮地在船裏拍照，不想錯過這麼好的清晨。而我看到的船裏的埃及人，彷彿對這樣的早晨習以為常，帶著倦意坐在船裏，就像在北京的清晨擠公交的狀態。

過了尼羅河，再走不遠就能看到大片的椰棗林，一眼望不到邊，但是很整齊。外面的陽光逐漸強了起來，有些曬，而進入椰棗林裏，卻是清涼的空氣，這空氣中混雜著牲口糞便的味道。

椰棗樹都很高大，樹冠的下面掛滿了成熟的椰棗，是黃色的，一串串很多。走進樹林不遠，就能看到一些農民在採摘椰棗。他們勞作的方式比較原始，可能千百年前的先民，也是一樣採摘椰棗的：用一個繩子拴住腰，同時用這根繩子圍住椰棗樹，背上背著一個大笸籮——因為椰棗樹的樹榦非常不平整，所以他們可以用腰間的繩子一次次地箍住樹榦，然後往上爬——爬到樹冠下面，開始用刀子砍一串串椰棗的柄，砍下來的椰棗，就扔在笸籮裏；等滿了之後就順下來，讓下面的人把笸籮騰乾淨之後，再拉上去裝椰棗。

他們就這樣一棵棵樹地摘下去，工作量很大。我在一旁看著，嘴裡嚼著剛摘下來的椰棗：很甜，但是有些澀。在一個農民要從樹上下來的時候，我在一邊舉起了相機，看到他一步步箍著樹榦往下走，十分熟練。在清晨的陽光中，他和樹榦形成了一個特別的角度，於是我在這一刻按下了快門。

我們在椰棗林裏見到了好幾撥農民，他們大多很友善，會把剛摘下來的椰棗給我們喫。然而我隨後遇到的一個農民，著實嚇了我一跳。

我遠遠地看到他駕著驢車向我們駛來，便對著他拍了幾張照片。可能他對我的行為很生氣，不想讓我拍照片，所以把驢車停在我面前，跳下車來就開始搶我的相機；我自然死死抓住相機。突然，他抽出一把鐮刀來，高舉起來就砍向我。我當時呆住了，沒有想到他竟然會有這樣過激的舉動。

幸運的是，我旁邊有位身強體壯的同事，立刻抓住了那個人揮舞著鐮刀的手臂，把我拉到了一邊。我們都不會說阿拉伯語，只能對那個農民說：No No No！隨後那個農民上了驢車，嘴裡念念有詞。在驢車剛跑起來的時候，他又伸手去搶一位女同事的包，不過沒有搶到。

前記者來回答一發吧。其實已經有人回答的不錯了。

我只說紙媒記者，電視臺的我沒做過一線，忽略不談。

記者是一個耐得住清貧的行當，並且你常常能體驗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早期，我在都市報紙做社會版實習記者。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要儘快到現場。嗯，儘管你千辛萬苦的跑了現場，很有可能只出一個豆腐塊，或者根本沒刊發的機會。後來，做文化口記者，這也是我一直喜歡的領域。文化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聖地，儘管囊中羞澀，依舊能夠拿著一摞書，蹲在馬路牙子上邊看書邊寫稿。偶爾，透過理想的雲霞，會對照一下高大上發布會和一身休閑，四下無著的自己。那時候是真開心，累並快樂著。

我還記得採訪劉瑜、我一個晚上讀完了她的所有書和文章。採訪前世紀出版集團李昕的時候，像一個小學生一樣默默研讀他所有關於出版經濟的理論。另外，記者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像一支隊伍。通過自己的採訪，完成最後的出稿。等稿件完成，付印出版後，會有很強的成就感。這份成就感，我至今沒找到可以替代的。

說說待遇吧。中國的記者，本身待遇很低，報社按照記者的發稿量和偶爾的好稿子予以覈算薪酬。所以，業內都有心照不宣的「車馬費」。當然，文化口的車馬費也是聊勝於無。

做財經記者，雖然薪水低，但是平臺好，剛畢業也能對話大佬。一個個提問，就跟上vip課差不多，回答都很精彩。跟聰明人對話是一種享受。

因為我長著一張好欺負的娃娃臉，所以有兩次被基層員工冒犯，沒有親自動手，默默轉身，找大佬有理有據投訴，得到道歉，有時還有禮物。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