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份爱。比如我妈,在我五岁跟我爸离婚,也不算离婚,前一年才听我爸说他俩没结婚就生下了我,之后我跟我爸生活,我妈也是从那年开始就再也没回来看过我一眼,狠心吧,有句话怎么说的,离婚孩子可怜,不离婚自己可怜。很多事,我能想通也能接受,但我很难过。


当初忍受巨大的疼痛生下来,几十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如果是功利的,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投资在什么地方不会有回报呢?为什么会想不开要孩子?


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她背著儿子穿越了叶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为孩子寻找医学救助。

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可说起最难忘的一次手术经历,我仍然不禁对世间的苦难感叹——那次手术的死亡率,是 200%。

我当时年轻无畏,自认为英勇无敌,自信得膨胀,牛津还刚刚任命我做主任医师。那我跑到沙漠里干什么?因为心脏手术是要钱的。


这也给了我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接触任何你能想到的先天性心脏异常病例。


大量的年轻病人因为风湿性心脏病从遥远的乡镇转到这里治疗,他们大多接触不到我们西方人习以为常的抗凝疗法或药物。

这里的农村医疗还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我们在治疗中不得不有所创新和发挥,修补他们的心脏瓣膜,而不是用人工材料替换。


一天早晨,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病例」。


那是一张普通的胸腔 X 光片,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但在受过专门教育的人看来,它仍能透露关键信息。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


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另外,肺部也有积液。不过单单右位心并不会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还有别的毛病。


「可能是鲁登巴赫综合征」。也就是说,这颗右位心的左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二尖瓣也因为风湿热而变得狭窄,这是一个罕见的组合,使大量血液灌入肺部,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处于缺血状态。


在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婴儿都活不了多长时间。


我能摘掉它吗?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右位心上动手术。做过这类手术的年轻外科医生很少,多数永远不会做。


婴儿身上最常见的肿瘤是反常的心肌和纤维组织构成的良性团块,称为「横纹肌瘤」。这往往会导致脑部异常,引发癫痫。没有人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否发作过癫痫,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颗梗阻的心脏正在要他的命。


我问了男孩的年龄,还有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

接著,他的悲惨故事展开了。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叶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发现的。


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著儿子穿越了叶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找医学救助。


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那里,他们发现她仍在设法为孩子哺乳。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


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叶门是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利亚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


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在这里钱不是问题。


我们有最先进的超声心动图仪,这在当时还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设备使用的是侦测潜艇的那种超声波,一名熟练的操作员能用它绘出心脏内部的清晰图像,并测出梗阻区域的压力梯度。


但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


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著鼻饲管,他很不喜欢。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著,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


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著乳白色的溶液,里面注满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好让他细小的骨骼上重新长出肉来。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著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Sabah al-khair, aysh ismuk?」(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没说话,只是望著地板。


带著卖弄的心情,我继续问道:「Terref arabi?」(你懂阿拉伯语吗?)


接著是「Inta min weyn?」(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


我走投无路了,终于问道,「Titakellem ingleezi?」(你会说英语吗?),「Ana min ingliterra」(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著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

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


这位母亲似乎很感谢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了下来,心里松开了。我想对她表达善意,想抓起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在这个环境里,我做不到。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还抱在她手里就行。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


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


他的肤色与母亲不同,我猜想他父亲是个阿拉伯人。他那深橄榄色的皮肤上盖了一层奇怪的皮疹,我似乎在他眼中看见了恐惧。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那段日子我总是带著一只红色听诊器。我把它放到婴儿的胸膛上,尽量表现得专业。我听见一阵刺耳的汩汩声,那是血液挤过肿瘤,再通过主动脉瓣流出的声音。


我还听见积液的肺部发出劈啪的啰音,甚至空空的肠道发出咕咕声。这是人体奏出的不谐杂音。


我又问她:「Mumken asaduq?」(「能让我帮助你吗?」)她似乎答应了,嘴唇动了动,眼睛也望向我。


我觉得她轻声说了一句「Naam」(好的)。

我努力解释治疗方案:孩子的心脏需要动个手术,这能让他恢复健康,也能让他们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知道她听懂了。


可我又该怎么说服她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我们找来了一个索马利亚口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依然没有回应。我努力解释手术的复杂之处,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右位心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疏通术」,为了我的利益,后面跟了一个短句:「高风险病例!」这使我在手术失败时不必担责,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我告诉母亲,这是男孩唯一的生存机会,她只要在同意书上确认就行了。


但是对她来说,这一笔签下的却是自己的全部生命,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终于,她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潦草写了几下,我叫梅奥男连署,然后自己也签了字。


我始终没看文件,而是直直地望著她的眼睛,寻找许可的神情。这时的她,皮肤闪烁著汗水,肾上腺素喷涌,身体因焦虑而发颤。


我们该走了。


我告诉她手术会在周日进行,到时会有最好的儿科麻醉医生来协助我。然后我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对她说了再见,以表示我仍在努力与她沟通。

我的心中升起一阵不安:那个母亲到底是怎么穿过这片沙漠的?她要在夜间行走,在白天寻找掩蔽,既要带水,又要背孩子,她一定是为希望所驱使,除此没有别的动力。无论手术多么艰难,我都一定要救活孩子,要看著母子俩都强壮起来。


这台手术绝不简单,我到这时还不确定该怎么对付肿瘤。要到达梗阻区域,唯一的办法是将左心室的心尖敞开,但那样又会削弱它的泵血功能。


我一遍遍在头脑中预演著手术步骤,每次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出了差错怎么办?」使用传统的外科方法,这颗右位心提出的技术难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


如果把男孩送去美国,由一位经验更加丰富的医生主刀,结果会好一些吗?我看不出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身上这种病理学组合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别处有更好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有多少经验。我的团队已经够好,设备也很精良,都是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吗?


就在这当口,我仰望著银河,脑中灵光一现。我忽然想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切除肿瘤的法子。那或许是一个离谱的想法,但我已经有了方案。


到了周六,我召集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起讨论这个病例,用图片向他们展示男孩罕见的身体结构。然后我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知道手术室里不能感情用事,尤其在给一个可能无法幸存的病人动手术时,保持超然的态度可能是最好的,但我依然把这对母子令人心碎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听完我的讲述,每个人都同意如果我们不介入,孩子一定会死,但他们也担心这颗右位心上的肿瘤无法开展手术,这种担心很有道理。


我告诉他们,只有试了才知道行不行,这时我依然没有透露手术方案。


我在公寓里度过了一个炎热躁动的夜晚,头脑飞速运转,非理性的念头让我不安。如果我人在英国,还会冒这个险吗?

我决定手术到底是为了病人还是为他母亲——甚至是为我自己,好借此机会发一篇论文?如果手术成功,谁又来照顾这个奴隶女孩和她的私生子?这男孩是个累赘。在叶门,他会被丢在一丛灌木下面喂狼。他们要的是这个母亲。


清晨时分,号召祷告的呼声结束了我的不安。当我从公寓步行来到医院,外面已经有 28 摄氏度了。母亲和男孩早晨 7 点到手术楼,进了麻醉室。


母亲一夜没睡,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护士们整晚都担心她会放弃、逃走。


她留下了。但她们还是担心她不愿把孩子交给医生。


虽然有麻醉前用药,但医生开始麻醉时,孩子还是尖叫著扑打手臂。这情景对母亲而言很可怕,也让麻醉团队颇难对付,但在小儿外科手术中相当常见。


面罩中的麻醉气体终于让他减少了抵抗,我们趁机往静脉里送进一根插管,再让他失去意识。


他的母亲还想跟到手术室去陪他,最后被护士拖了出去。


原始的情绪终于从她面具般缺乏表情的脸上喷薄而出——这比她遭受的任何肉体之痛都更难忍受。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沉默著。


我平静地坐著,一边看这场混乱平息下去,一边享受著早餐浓郁的土耳其咖啡和椰枣。咖啡因让我精神集中,但也强化了我的责任感:要是男孩死了怎么办?那样她就会失去一切,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


一名澳大利亚洗手护士走过来要我检查设备,那是我在沙漠的黑色夜空下想出那个激进方案后特意订购的。这方案我过会儿就向团队透露。

男孩躺在手术台闪亮的黑色胶垫上,瘦小的身躯看上去实在可怜。他没有一般婴儿肥嘟嘟的样子,两条皮包骨头的腿因为积液而肿胀。


这是心力衰竭患者才有的矛盾现象——肌肉已经被积液取代,体重却还维持原样。他已经不必自己挣扎呼吸,突出的肋骨随著呼吸机的工作一起一伏。


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他母亲为什么要拚命保护他了。


我们看得到他的心脏在胸腔的错误一侧搏动,而在鼓胀的腹部下方,和常人相反的一侧显出了肝脏的浮肿轮廓。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长反了,这对旁观者来说很新奇,对我们这些医生却是一道艰巨的难题。我在美国参观过一台右位心手术,还有一次是在大奥蒙德街医院。


眼下是我自己的首次尝试。


他的脸颊上还有几道刚才和母亲痛苦分离时留下的干涸盐渍。以前有人问我做手术焦不焦虑,我是怎么回答的?「才不,又不是我躺在手术台上!」虽然我现在也不算焦虑,但我毕竟是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做一台没有验证过的手术,我能感觉到背脊上淌下的汗水。牛津显得那样遥远。


当那具孱弱的小身子被蓝色手术巾遮起来时,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巾上只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露出他胸骨外面的深色皮肤。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只是外科手术的一道难题了。


然而当手术室的门口传来那位心碎母亲的撞击声时,我们的心还是沉了下去。她挣脱了看住他的人,跑了回来。在稍微阻止了一番之后,他们允许她坐在手术室外面的走道里。


她今天已经受了太多苦,不能再给拖走一回了。


回到手术室。手术刀从左到右沿著他的胸骨划了一道,鲜红的血滴滚落到塑料手术巾上。

电刀很快止住了血,它切到白色的骨头,嘶嘶作响。


男孩的胸口升起一缕白烟,显示电凝的功率太大了。我提醒操作员,我们是在给一个孩子做手术,不是选举教皇,麻烦他把电压调低一些。


心力衰竭产生的腹水向上顶住了膈膜。我在男孩的腹腔上开了一个小孔,浅黄色的液体像尿液一般涌了出来。吸引器嗡嗡作响,往引流瓶里灌了差不多半升,他的腹部才平伏下去——真是减轻体重的快速方法。骨锯像解开拉链似的锯开了胸骨,骨髓溅出来,一点点落在塑料手术巾上。


右侧胸腔打开了,露出一团坚硬、粉红、充满积液的肺部。胸腔里溢出了更多积液,必须要换一个吸引器瓶。


这下谁都不再怀疑这个孩子的病情有多严重了。


等不急要看那颗先天畸形的心脏,我切掉了多余的胸腺,划开了罩在心脏周围的心包。我心中升起一股兴奋与期盼之情,就像在圣诞节拆一个惊喜包裹。


在场的每个人都想在动手前好好看看这颗右位心,于是我退后一步,放松一分钟。


我的方案是挖掉尽可能多的肿瘤物质,好打开主动脉瓣下方的狭窄通道,再关闭房中隔上的孔。我下令连接心肺机,然后用心脏停搏液停下了排空的心脏。它变冷了,弛缓地静静躺在心包底部。


我轻轻捏一下心肌,感受到了心壁下方那个橡胶般的肿瘤。这时我已经确信不能够用传统方法切除它,如果纯粹为了探究的目的剖开他的血液循环所依赖的心室,也没有意义。


于是我告诉自己:「动手吧。」开始 B 方案。那是我灵光一现的成果,以前大概没人试过。灌注师开始将他的体温从 37 摄氏度下调到 28 摄氏度。小家伙可能要在心肺机上连接至少两个小时。


这时我已别无选择,只能向团队其他成员交代 B 方案的内容:我打算把男孩的心脏从胸腔内挖出,放到一只盛满冰块的弯盘上保持冷却,然后在工作台上对它手术。那样我就可以把这东西翻来覆去,随意操弄了。我自认为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我的动作一定要快。


这个过程相当于将一颗供体心脏取出,然后再缝回捐献者体内。我以前做研究时曾经移植过大鼠微小的心脏。这个男孩的心脏虽然结构异常,但体积比那个大多了,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在主动脉上横切一刀,切口就在冠状动脉的起点上方,接著我又切断了主肺动脉。我将这些血管往自己这边拉扯,使心脏背面的左心房顶部暴露相出来。我的手术刀贯穿左右心房,但没有切断那些来自身体和肺的大静脉。


接著我把左右心室向上抬起,把大部分心房留在原地。然后,就像对待一颗供体心脏那样,我把这块冷而弛缓的肌肉放到冰块上。


这下我可以在左心室的流出部分看见肿瘤了。我把它切割出来,在中间挖出一条通道,使它不再梗阻心脏。这个肿瘤的质地如同橡皮,符合良性肿瘤的特征,这让我感到乐观:看来我们做对了。


我的两个助手都呆在原地,仿佛被这个空空的胸腔催眠了一般,都不能好好协助我了。


这颗心脏脱离供血越久,重新植入时就越容易衰竭。说老实话,和这些实习生比,还是那个澳大利亚的洗手护士机灵得多,我于是要她来协助我。她好像天生就明白我的要求,为手术保证了必要的节奏。


这时我有些犹豫了:到底是该见好就收,还是将手术进行到底?


可是我想告诉男孩的母亲,我成功地把肿瘤摘除干净了,于是继续切除室间隔上那部分肿瘤,它就位于心脏的电力布线系统附近。我知道室间隔在正常心脏上的位置,但是在这个病例身上,位置就不太明确了。


三十分钟后,我又向两根冠状动脉直接注射一剂心脏停搏液,好使心脏保持冷却弛缓。又过了十五分钟,切除完成了。


我将男孩的心脏放回体内,把两侧心室与心房袖对齐,然后开始缝合。我相当自得,投给期刊的论文已经打好了腹稿。这个再植入的过程还关闭了心房间的那个孔,也就是说,运气不错,我治好他了。


手术到这个步骤绝对不能出错,因为一旦手术结束、心脏起搏,这些缝合线就再也无法修改了。两侧心房已经缝合,接著就是缝合主动脉,让血液重新流入冠状动脉。心脏即将重新搏动,我们也可以升高男孩的体温了。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重新连接男孩的主肺动脉。这时两个助手也自如一些了——当心脏返回它原来的位置,就又是他们熟悉的领域。


一般来说,一颗儿童的心脏恢复了血流,它很快就会自行开始搏动。然而这一颗却启动得太慢了。不仅如此,我还注意到它的心房和心室正以不同的节律搏动。这说明两者之间的传导系统出了故障,这可不妙,毕竟一个协调的心律要高效得多。麻醉医生也在心电图上发现了这一点,不过他暂时没有说话——经过冷却之后,传导系统的确可能休眠一阵,接著会自行恢复。


我们等了十分钟,情况还是没有好转。


一定是我在切除肿瘤时割断了传导束。


见鬼!这下他非得装起搏器了。


这让我对另一个问题也焦虑起来:一颗移植的心脏也会失去与脑的神经联系,这些神经负责在体育锻炼或血量变化时自动提高或是降低心率。这颗心脏既被切断了神经联系,又损失了电传导系统,这下麻烦大了。


我刚才的狂喜、乐观和自得迅速消失,那位年轻母亲的形象重新回到我的脑际。但现在不是开小差的时候。他的几个心腔里还有空气,得排走才行。


我把一根空的针管插进主动脉和肺动脉,空气从里面嘶嘶地泄了出来。当空气进入最高的右冠状动脉时,右心室膨胀开来,停止了搏动。


我们还要在心肺机上再连十五分钟才能消除这个影响。这段时间里,我在右心房和右心室上放了几个临时起搏电极。我们先调控他的心率,再让心内科医生给他装上永久起搏器。渐渐地,他的心脏功能开始好转了。梗阻消失,肺部也消除了充血,他的人生已经摆脱了心力衰竭和呼吸困难——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男孩的心率只有每分钟四十跳,还不到正常速度的一半。


我们用外部起搏器把它加快到了九十跳,但这时心脏的背面开始涌出血液。我估计是刚才缝合的地方在不断渗血,于是我让灌注师关掉心肺机、排空心脏,同时我把心脏抬起来检查缝合口。没问题,看样子缝得很好,没有渗漏。


但是三十秒后当我们重启心肺机时,更多血液渗了出来。我检查了主动脉和肺动脉上的缝合口,也没有发现渗漏。最后是我的第一助手在主动脉上找到了出血点,原来是排出空气的针头把主动脉扎了个对穿,在它的背面留下了一个小孔。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等到凝血恢复就好了,于是我们将男孩和心肺机分开,然后关闭了他的胸腔。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滋味,几个成人心内科医生就传来了一条消息:他们刚刚收治了一名在高速车祸中受伤的年轻男子。他当时没系安全带,胸口重重撞上了方向盘,送医时人已休克,血压也无法通过液体复苏恢复。


把他转诊过来的医院给他拍了 X 光胸片,显示胸骨骨折,心影增大,颈静脉也出现扩张,说明他的心包内有高压血液。不仅如此,超声心动图也显示他的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三尖瓣严重反流,这正是他的血压持续走低和严重休克的原因。


他们说男子需要紧急手术,问我能否现在就过去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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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颗心: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手记

斯蒂芬·韦斯塔比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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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护犊是每位雌性的生物本能。


新手妈妈来答这一题。

当然。

经历了开十指再顺转剖,可以说是为了我闺女把生孩子的苦都吃了一遍。剖完第一痛是压肚子,第二痛是打宫缩素(六小时一针,打了三天),然后是第二天拔尿管,强迫著自己下床活动,当一切都快熬过头时,新的挑战来了,喂奶,生理性涨奶,胸肿的跟石头一样,可是为了女儿的口粮,不得不忍著痛按摩,挤奶。

后面还有多少挑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看著她的小脸在我怀里吃奶的样子,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即便受到"母爱"的伤害,你依然会在很多时刻,感恩她的馈赠。当然,这个馈赠有些是不求回报的,有些可能也夹杂著私心


不是,晚上躺床上小孩说妈妈我想喝水,我嫌麻烦说明天再喝。。。


为什么计较是不是无私呢?母亲不应该有点私心吗?任何人给予的爱都应该感恩。


是吧 我妈对我的爱真的是无私的


母爱是本能,那些有私的妈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所以留下来的都是有无私母爱的基因。偶尔基因突变,有些没有这个本能的,淘汰也是迟早的事,比如她生的孩子,因为没有享受过正常的母爱,长大了就不想有孩子了。

母爱无不无私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了母亲要有基本底线,对带来的生命负责。


她在并不知道我们会回馈给她什么时,就选择受苦10月等待我们的出生,生下我们后需要付出的辛劳她们都想过,却还是生下我们了。

有人把生孩子比作一种投资,投进去供他上学的钱,将来他会为你养老。可是投资是可以计算的,我们就算买风险系数高的股票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以前的走势,即使赔钱了也可以选择尽快卖出去。而生下孩子呢,我认为大多数的母亲没有抱著等待回馈的念头,她们看到孩子开心了,她们就开心了,她们需要付出的远远不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她们所有的焦虑,担心,难过,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母爱自然是无私的。


不是

至少我妈不是

可以感觉得出来


曾经看过一个观点:父爱、母爱是最廉价的一种爱。

很奇葩吧?一眼看上去就想用纲常伦理忠孝仁义去批判。

它的论证在于: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不被选择的爱,是无差别的爱。这份爱的溯源不在于你是你,你是谁,不在于你的性格、外貌、为人和善良。而这份爱的原因只在于你的身份,在于你为他她所生。

不需要争取,不需要努力,不管你是谁这份爱都与生俱来,这种爱难道不廉价吗?

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同窗之间,这些感情和爱都会因为--你是你而产生,都会是因为你们性格相近、志趣相投,会是因为你的忠贞勇敢、善良淑人,他们爱你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身份。

我们常常倡导这个社会的爱和讨好,要爱他的为人,而不在于他的身份。而父爱母爱这种无差别、廉价的爱不就在于它的身份而已?

想想,也挺有道理。


分人,有的人自私,不会因为当妈就无私


不是。

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程都是由那些优秀的人推动的,在社会上在婚姻里也是更优秀的人有更多的资本和选择的余地,甚至在生活中与人交友也是一个双方不断选择与被选择的事情。

如果说这就是生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真相,那么我能够接受在亲情关系里,父母也是喜欢更优秀的孩子,只不过现实,父母和孩子无法各自选择罢了。

可如果这就是生活的真相,父母有权要求、挑剔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父母呢?

一方始终埋怨的家庭生活和现在人们都在吐槽的婚姻生活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要学习的,可能只是接受你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平庸。

就好像知乎一个热评所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只是改善国民素质教育的罢了,真正能对社会做出莫大贡献的永远是凤毛麟角。与其一点风吹草动就热血沸腾,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过好自己平凡的一生,那也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


是无私的,但也是要偿还的。


不能绝对。但是亲情是很珍贵的


我很享受那种「被需要」,很享受那种为孩子付出的感觉,也很开心看到那么一个小豆丁慢慢的长大、长高,将来还要长的比我高。

也许对我来说,「被需要」兴许会大于作为一个母亲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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