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年初始，我完成了环球旅行计划的 1／3。1 月 12 日途经澳洲，惊觉春节将至，匆忙间用手机订了一张离境机票。那时，我犹豫是回到北京还是去往武汉，心下几番斗争，选择飞往武汉。绝未料到，我落地武汉的当天，正是举世瞩目的历史节点—1 月 20 日，钟南山同期抵达武汉。

进入安检前，接到一位武汉朋友的电话。她焦急询问我丈夫的父母是否还在武汉，劝我不要去武汉，表示邻居是一线医生，武汉的疫情与官媒播报出入很大。我将信将疑，仍旧决定去武汉与我父亲汇合。当我挂了电话，排在我身后的一位眼镜男，反复向我打听关于武汉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一脸诧异。候机时，我给丈夫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这一天，他也将带著我的父亲从北京坐高铁到达武汉。我叮嘱他一定戴好口罩，并让公公婆婆来机场接我时也戴好口罩。同时，我恶补了大量肺炎相关新闻。

20 日凌晨，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出关时，经过红外体温探测仪，我的体温显示正常。同行有一位体温显示 39°，大家纷纷笑言体温仪有问题。这本是惊险的序曲，非但没导向急流，反而在谈笑间挥发了。

出了海关，人潮汹涌，除了接我的婆婆，竟无一人戴口罩，连我自己，也忘了拿出包里早就备好的口罩。期间我不耐烦地驱赶了一位拉客的黑车司机，他跟我讲话时，脸凑得太近了。

上了公公的车，径直到达小区，直至进入房间，脚底几乎没沾上武汉的一星泥土。

强大的命运曾将我运送到世界上许多神奇和危险的国家，此时又把我降落在武汉。

就这样，我成了留守武汉的 900 万人之一。

我没有料到，截至目前，已经整整 30 天，我没有迈出房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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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武汉数小时后，丈夫才与我父亲抵达，期间，公公嫌堵车，没有开车，而是坐地铁去汉口火车站接回他们。正是这些举动，埋下了数日后令我恐惧的种子。

我们的婚姻出问题已经两三年了，期间我没再来过武汉。在这场拉锯战中，我们之间亲情犹在，在我放浪全球时，丈夫在北京替我照顾鳏居的父亲。只有公公婆婆是知情的，而他们是有修养的人，并未为难我。虽是如此，气氛总还是有些微妙。

午饭时，我和公公在饭桌上起了争执。我认为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据十分可疑，并历数瞒报造假历史。公公干部出身，党性很强，对我此番言论大为不满。我们并未大吵大闹，选择各自忍耐，归于平静。

然而，欢聚的假象到底还是被打破了，一丝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在家中弥漫。当日官方新闻播报确诊病例增至 136 例，并有 3 例死亡。公公婆婆有些沉默，我想，他们也许有些怀疑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的官方结论。

每天准时收看湖北新闻和《新闻联播》，是他们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果然，饭后的新闻联播里，德高望重的院士钟南山正式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并郑重提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是长辈们和丈夫并未感到恐慌。按照丈夫的话说，1000 万人的城市，感染人数才几百个，没那么可怕。公公仍旧每天出门数次，购买早餐、蔬菜、肉类及水果等。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大年初一开车去黄冈给数月前故去的奶奶烧新香。谈到如何返回北京，我提出要租车，遭到所有人反对。

记得那时武汉的早餐仍旧丰富，虽然有一部分店面关闭，但是可供购买的品种还是不少，价格并未大幅上涨。超市供货充足，只是口罩开始慢慢买不到了。公婆囤了一些物资，多是为过年准备。出于对政府的常年信任，他们没有加入哄抢物资的队伍，并叮嘱我们不要被网上的谣言带偏。

22 日，因为香港学者管轶的文章，家中气氛再次绷紧。文中管轶直言此次感染规模将是 SARS 的 10 倍起跳，所以害怕得逃离了武汉。不出所料，公公很不喜欢管轶的腔调，并批判管轶一介外来人口制造恐慌。我未发一言，只觉一股深深的恐惧席卷心间。

安静了，也干净了。

NASA和ESA发布了今年1月、2月两个时期中国主要人口聚集区的大气二氧化氮含量对比：受疫情控制措施影响，大部分地区的二氧化氮几乎一扫而空：

尤其是在武汉周边地区，在春节过后也没有像去年同期那样快速反弹：

二氧化氮是汽车尾气、工业生产中常见的排放物，被用于示踪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污染。经济活动的增减、环境治理政策的宽严，都影响著一地二氧化氮的排放。

下图右展示了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的二氧化氮含量跟「正常值」相比的异常，能够明显看出在有效的管控之下，当时京津一带的二氧化氮含量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张则显示了2005-2014年这十年间东亚、南亚的二氧化氮变化情况。能够发现在华北平原大部、长三角、珠三角（中国主要的人口密集区），二氧化氮含量都有显著的减少，而在一些内陆省份，则维持了增加。容易注意到，同期日韩均有减少，而朝越印巴等国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伊朗德黑兰等地的增长令人瞩目。

下图显示同期北美的情况：美国大部分人口密集区域也都有显著下降。可以推想，全球各地的发达地区都致力于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治理，并淘汰落后产能，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倾向于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提振经济。

NASA的Aura卫星、ESA的Sentinel-5卫星数据被用于产生上述监测结果。它们通过对紫外、红外的一系列波段进行光谱观测来测量大气中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图六展示了Sentinel-5卫星所用到的各个波段的分布及对应的仪器性能参数（详见sentinel.e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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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份研究认为，因空气污染减轻避免死亡的人数，比因罹患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还多。

由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凯助理教授领衔的这篇文章指出，湖北封省、全国停工期间，武汉的二氧化氮含量下降了22.8微克/立方米，全国平均值下降12.9微克/立方米；PM2.5方面，全国大部分城市平均降低了18.9微克/立方米，武汉也降低了1.4微克/立方米。

空气污染的改善降低了人们因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疾病死亡的机会，其中因二氧化氮含量降低避免死亡的有近9千人，因PM2.5含量降低避免死亡的有约3千人，合计约1.2万余人，显著多于因罹患新冠肺炎去世的3千余人。

根据耶鲁大学公卫学院网站介绍，第一作者陈凯的研究方向为流行病学与环境卫生学（Kai Chen, PhD）。

该文章为预印本文章，尚未经同行评议正式发表，其结论仍可能进一步修改变化，故仅供参考。原文见：Air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Mortality Benefit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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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冠状病毒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的确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其中有些甚至会对个人、家庭教育、社会产业、国家有著历史性的影响。

• 对个人

我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是武汉大学生物博士。平时总自嘲「没人要的生物狗」，所以我们几个朋友习惯喊他「刘狗」。

作为公认劝退专业排第一的生物，刘狗一定是劝退大军中摇旗呐喊最给力的那个。从读研开始， 他就不止一次在我们五人的发小群里吐槽生物专业没前途——不读研读博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待遇也不高，累得人都要死在了实验室。

后来我们几个研究生毕业选择了工作（不凑巧，除了他，我们四个刚好是金融和IT专业）。他的日常牢骚从吐槽生物变成了哭穷：

「老板们行行好，给个钱过早吧。」

「各位大爷们，我最近读了一篇关于男性持久的paper，十元可分享……」

这时候我们总是默契的回复他：

「滚！」

但这次疫情爆发后，作为漩涡中心的武汉，以及生物专业的他却变得沉默起来。每天见到他发的朋友圈除了关于疫情最新报道，就是武大几个附属医院的求援公告。

「我的几位老师和学长学姐都上了前线，而我只能在这里天天刷新闻。」

他告诉我，每天都「心急如焚」。

「如果学院群里通知需要志愿者，我肯定就上了。」

到了2月底，其他省份逐渐解封，湖北疫情开始逐步被控制的时候，他在群里给我们发了一段话：

「我思考了很久，这次疫情让我看到了当前医学在重大传染病面前显得多么无力。我们需要使用很多非医学手段才能控制住疫情，但同样牺牲了很多医学前辈和几千个无辜的同胞。医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作为生物博士的我应当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前途选择，而是身负重任。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应当起的是表率作用，而不是负面劝退他人。」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以后的日子，可能要仰仗大哥们的救济了。」

我们一边感动的热泪盈眶，一边齐刷刷的回复：

「滚！」

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冲击，就是全国医护人员的前赴后继「逆向而行」，感动我们所有人。也同样给了无数生物、医护专业在读学生们信心，让他们能在这个「劝退」专业坚持下去，也会给一批初高生竖立榜样，鼓励更多人的今后加入这个专业。

毕竟中国的医学科研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对家庭教育

前几天的事。

睡午觉的时候，被楼下小孩子的哭声吵醒。然后就听到家长愤怒的咆哮：

「给个电脑学啥不好，学会分屏？」

原来是他家孩子，一边上网课，一边偷偷看电影。等家长进来，立马切分屏假装学习。就这么划水了俩天后，今天老师上课布置线上作业，发现其他人都低头写题去了，就他一人盯著自己痴痴傻笑。

遂举报了家长，然后就是精彩的父母双打环节。

这一次全国中小学安排学生在家上网课，其最大的积极意义就是真正把孩子的学习与父母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让很多父母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孩子平时上课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把孩子丢给学校之后就不管事了。

家庭教育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孩子的学习不仅靠老师而且靠父母。

但在如今快节奏的环境里，父母大多要忙于上班工作，很少有闲暇的时间监督孩子学习。这一次「被迫性」的与孩子一起待在家，给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重新让家长审视自己在孩子学习中的角色需求。

同样，这也加长了家长陪同孩子的时间，更能帮助父母及时发现问题，帮孩子解决问题。一定程度上，父母老师监督角色的互换，也能极大缓解当下层出不穷老师和家长的矛盾。

当然，坏处就是家长要冒著患心肌梗概率陡增的风险。

• 对社会产业

产业发展中有一个真理，技术能为人们生活习惯带来革命性质的变化。

反之亦然，当人们生活习惯发生改变，也一定会带来某些行业的革命变化。

说两件事，其中一个是年初，因为疫情全国人民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徐峥宣布《囧妈》在全网免费独播。在营销方面，自然徐峥与合作的位元组跳动收获了不少口碑。

但对传统院线来讲，无异于宣布了一场革命性的战争。

众所周知，电影从拍摄完成到上线播放，最终都是经过院线排片。而所获的票房，院线要抽走很大一部分。单个电影可能会扑街，但只要总票房收入可观，院线总会赚的盆满钵满。所以如何能获得更多的排片，成了电影拍摄方的最大难题。

甚至出现，给院线下跪求排片的。

而跳过院线，选择直接在平台播出，无异于舍弃了院线这个「中间商」，由制片人和平台自己商量票房收成。

所以导致了「电影行业」集体抵制徐峥的这次行为，因为他们的蛋糕被动了。

至于网路电影能否会取代传统院线，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个事件带来的最大正面意义是，给了电影制片方一个新的途径可走。在未来，吃了第一只螃蟹的资本肯定会加大和制片方合作，从而和传统院线分庭抗礼，打破后者在电影的垄断模式。甚至会出现「线上+线下」的双模式放映，这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会降低电影的票价，而不会再出现所谓的天价电影票。

另外一件事，就是云端协同工具在我们工作生活中的普及。

在疫情这段时间，居家隔离成为了工作日常状态，加上学校选择网路授课的方式安排学生学习，一夜之间云办公、云教学成为很多人的必然选择。

所以对于那些远程协助的办公软体来讲，不但要时刻根据用户的需求来优化产品，还要顾及到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困难。就比如飞书宣布了「中小企的飞书商业版，直接免费三年」，这对他们无疑省去了一笔成本。

而根据目前工作的情况来看，这些软体提供的云存储、协同工作、即时通讯等功能确实会为工作带来极高的效率。

比如远程视频会议功能也保证了员工在家也能轻松沟通，团队即使远隔重洋，也能共处一室。现在很多的远程办公软体一般只要手机或电脑端一键开启就行，异地协同如临现场。

（以下图片均来自于回形针工作室对办公软体的测评视频）

而云储存这一块，对于团队项目而言，可随时查看、下载、修改、更新。无论前期项目商讨，后期工作进度查询。均可在云盘文件中进行检索，非常的方便。

加上日与历即时沟通、在线文档深度整合，团队成员可以便捷规划和共享日程，时刻与大家保持同步，组织会议、项目排期更高效。

这里我大胆的预言，线上办公软体势必会成为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主流，工作内容会逐渐从线下转到线上。当下工作模式将会面临全新的变革。

它也让我们知道，很多会其实十几分钟就够了，很多表面流程也应该简化了，很多工作在家就可以完成，而不是死板的加班。

• 对国家

多难兴邦，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经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们挺过来赢得国家独立；

汶川大地震，我们收获一个成功的奥运一个经济腾飞的十年；

一边流血，一边开花。

这便是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的中国精神。

每一次大灾，我们都收获一次国民的感动。这每一次的感动之后，都是我们变得更加团结，而国家也走向更强更富。

今天的新闻，摩根士丹利把中国股票评级调高至增持，并且把我们列为资产避难国。而澳媒几天前撰文：如果到头来是中国给我们都上了一课，那可咋办？

当下疫情全球流行，中外很多行为的对比足以见到我们制度的优势以及人民的团结。而这一切正是疫情肆虐所体现的。

这次灾难更像是中国的一次压力测试，小到个人，大到巨型企业。如何在灾难之中，携手互助，共度难关。

等瘟疫彻底结束了，去祖国的大地上好好走一走。

你会发现，阳光似乎更加明媚，山河愈发的秀丽，明天变得如此令人期待。

这是灾难给我们上的最好的一课：

热爱眼前的生活和尊重所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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