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內容和意義
簡析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內容和意義
摘要：康德把自己在哲學上的貢獻稱為「哥白尼式革命」，這反映出康德對於哲學認識論轉向的重視。從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出發，我們更容易理解康德哲學的主要內容和深刻意義，因為這場哲學認識論上的革命揭示了康德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他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方式和解決方法。本文將對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背景、內容和意義作簡要探析。
關鍵詞：康德 哥白尼式革命 純粹理性批判 形而上學
公元1543年，歐洲剛剛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啟蒙運動尚未開展，資本主義方興未艾，教會依然佔據著社會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這一年的5月24日，一本名叫《天體運行論》[1]的書出版了，當此書的作者躺在病榻上看著這本由他苦心孤詣三十餘年才終於寫成出版的書時，他已了無遺憾。同年5月26日，偉大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尼古拉·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與世長辭，他臨終前出版的《天體運行論》所提出的「日心說」挑戰了曾被人們深信不疑的「地心說」，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摧毀了教會的思想束縛，最終為整個自然科學的進步鋪平了道路。
公元1787年，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傳世之作《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寫道：「這裡的情況與哥白尼的最初的觀點是同樣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體圍繞觀測者旋轉時，對天體運動的解釋已無法順利進行下去了，於是他試著讓觀測者自己旋轉，反倒讓星體停留在靜止之中，看看這樣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績。現在，在形而上學中，當涉及到對象的直觀時，我們也能夠以類似的方式來試驗一下。」[2]康德為何把他在哲學認識觀上的這種嘗試稱為「哥白尼式革命」？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又有什麼內容和意義？本文將通過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文本的分析回答上述問題。
人是理性的動物。雖然人類藉助理性認識和改造世界，但理性自身的本性卻促使人類追問一些超越理性能力範圍的問題，由於理性自身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所以理性不得不求助於那些超越一切經驗運用的原理。這些各種各樣的原理看似正確，實則都脫離了經驗的檢驗，最終導致哲學家在形而上學的戰場上無休止地爭吵。
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學戰爭上的主要敵對勢力是理性主義者和溫和的經驗主義者，雖然這兩派彼此爭吵攻訐，但是在面對少數激進的經驗主義者也就是懷疑論者的挑戰時，他們還是以獨斷論者的共同身份予以回擊。然而，無論是唯理論者與經驗論者，還是獨斷論者與懷疑論者，他們在康德看來都在進行無意義的爭鬥，因為那些超越理性自身能力之外的實踐是永遠不可能尋到真理的。康德不滿於傳統的形而上學中充斥的混亂和黑暗，他擲地有聲地說道：「這個時代不能夠在被虛假的知識拖後腿了，它是對理性的籲求，要求它重新接過它的一切任務中最困難的那件任務，即自我認識的任務。」[3]
康德提出，理性必須要接受重新檢查，一切超越理性能力之外的濫用必須被徹底捨棄，只有在對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也就是純粹理性的批判之後，人類的理性才能得到真正合理地運用，形而上學領域的霧霾和障礙也才能真正被掃除。在純粹理性的批判中，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哥白尼的「日心說」告訴人們，當站在旋轉的地球上時我們很容易以為太陽在圍繞地球運轉，只有通過結合日常經驗和人類理性的方式，我們才能正確認識到地球實際上是圍繞著太陽運轉的。哥白尼的思維方式同樣適用於哲學，「人類想要科學地說明自然界，就不能僅靠自然界直接呈現給我們的現象，也不能僅靠我們的感官的經驗，必須要靠超越這兩者並與直接經驗毫無關係的東西，這就是由人類主體能動性產生的理性。」[4]康德對於傳統的形而上學中的主客體認識模式的不同看法就像是哲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通過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的事例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康德的哲學貢獻。
過去的哲學家在討論形而上學的問題時，無一例外都將認識的對象看作是不變的客體，而認為主體的認識（概念）必須符合對象，這就好像人們過去將地球看做是不變的，而將太陽看成是圍繞著地球運轉一樣。可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卻提出了一種截然相反的主客體認識模式，他說：「如果直觀必須依照對象的性狀，那麼我就看不出，我們如何能先天地對對象有所認識；但如果對象（作為感官的客體）必須依照我們直觀能力的性狀，那麼我倒是完全可以想像這種可能性。」[5]在康德那裡，所有的對象都在圍繞著人類主體運轉，並不是我們去認識外界對象，而是外界對象被我們認識。這兩種說法看上去只是語序的顛倒，可後者所反映出的哲學認識觀上的轉變，就好像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地球是圍繞著太陽運轉一樣石破天驚。
如果按照以前的哲學觀念，我們的一切知識必須要符合對象，那麼所有的知識都只能是後天的知識，因為先天的知識應該是超出人們的經驗，不受偶然性的影響的。然而，形而上學所研究的內容卻正是那些先天的知識，所以說如果沒有經過哲學上的「哥白尼式革命」，沒有康德哲學在認識論上的轉向，那麼形而上學的研究就會一直因存在這種內在的矛盾而無法繼續進行下去。同樣，之前獨斷論者和懷疑論者爭吵地不可開交的原因正是他們沒有發現傳統的形而上學中的這一矛盾。
如康德所說，「我們關於物先天地認識到的只是我們自己放進它裡面去的東西。」人類理性要求我們通過經驗來認識對象，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從經驗中得到的概念需要符合對象。恰恰相反，在理性的規定下，一切經驗對象都必然依照我們的先天概念來被我們認識而且必須與這些概念一致，「儘管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以經驗開始的，它們卻並不因此就都是從經驗中發源的」[6]。至於完全獨立於人的經驗和理性之外的物體被康德稱為「自在之物」，而「自在之物」雖然就其本身來說是實在的，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是無法經驗的，因此也就是無法認識的。「自在之物」中不可認識的終極——上帝、靈魂和世界本身——對人類來說更是如此，康德因此指出沒有人能證明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這就為人類的信仰留下了可能。
至此，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像曾經的「日心說」挑戰了「地心說」一樣挑戰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在康德哲學中，先天知識得以保存而且被分成可以被認識的作為現象的物的知識和不可認識的作為自在之物的知識。這之中可以被認識的先天知識雖然與人類的理性相關，但其正確與否需要經過經驗的檢驗，那種完全依照理性來規定先天知識的獨斷論式做法因其超過了理性的能力範圍而不被康德認可。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看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之前的哲學家。理性主義者只看到了先天知識，斷言僅憑理性就可以獲得一切知識，認為一切知識的來源都是人類先天理智中潛在的天賦觀念和自明原則。經驗主義者只看到了後天經驗，把日常生活的感性經驗絕對化為唯一的知識來源，完全否定了理性在人類認識世界中發揮的作用。事實上，理性和經驗都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重要來源。從一方面來看，當我們否認了那些僅僅依靠思辨理性就能認識的事物時，我們就需要藉助實踐理性來加以考察和檢驗；而當我們在實踐經驗中獲得關於對象的知識時，這些經驗知識又必然要符合我們的先天觀念。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能先驗地認識到那些非經驗對象，這不僅證明了人類的先天知識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人類理性所具有的先驗綜合能力的存在。康德並不像唯理論者那樣肆意擴大人類的理性能力，也不像經驗論者那樣否認經驗之外的所有確定性，雖然他也認為一切知識來源於經驗，但在康德那裡，如果沒有理性這一先天形式，那麼一切的經驗都只是感官體驗的混合而絕不可能成為知識。
總而言之，康德通過其「哥白尼式革命」告訴人們，人類理性只能認識到理性所建立的對象——如果我們不去主動地構建對象，那麼我們就不能認識對象。理性雖然為我們建立了認識的對象，但這種建立不是隨意的、無限的，「如果我們超過經驗的範圍，那麼我們肯定不會遭到經驗的反駁。對自己的只是加以擴展的誘惑會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在自己遇到了明顯的矛盾的時候，才會停住自己前進的步伐。」[7]
康德對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都進行了質疑和批判，然而「哥白尼式革命」只是康德先驗哲學的基礎，康德在這一基礎上推動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向道德的形而上學的轉變。「這一轉變徹底『矯正』了人類理性的『自然傾向』，使其不再追求形而上學知識論的外在超越，而追求道德立法的內在超越」[8]。康德一方面限制理性在形而上學中運用自身能力的範圍，另一方面在道德實踐中「懸置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位置。」[9]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作為其純粹理性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考察了概念與對象、理性與經驗，以大膽的假設和嚴格的證明為形而上學走上一門可靠的道路作出了鋪墊。
就像後世的人們敬佩提出了「日心說」的哥白尼一樣，人們同樣會在真正理解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之後敬佩康德。值得敬佩的不僅是康德在哲學思維方式上的重要變革，更是康德對於理性、信仰和人類本身的尊重。
引註：
[1] Nicolaus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Publisher:Johannes Petreius, Nuremberg, 1543.
[2]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15頁.
[3]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序第3頁.
[4] 程惠蓮：《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主體能動性思想》，湖南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33-34頁.
[5]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15頁.
[6]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頁.
[7]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頁.
[8] 鄧安慶：《從「形而上學」到「行而上學」：康德哲學哥白尼式革命的實質》，復旦學報：西方哲學研究，2009年第4期，第91頁.
[9]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22頁.
參考文獻：
[1]. 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鄧曉芒：《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鄧安慶：《從「形而上學」到「行而上學」：康德哲學哥白尼式革命的實質》[J]，復旦學報：西方哲學研究，2009年第4期.
[4]. 林辰：《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對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及意義》[J]，文化學刊：文化哲學，2015年第10期.
[5]. 李偉：《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關於形而上學的重建》[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第18卷第1期.
[6]. 程惠蓮：《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主體能動性思想》[J]，湖南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重慶丨18年11月
天義雲天丨tyyt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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