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以前，罗马人的饮食简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当时较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外部复杂的生存环境和崇尚艰苦朴素的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相对落后的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建立到大征服之前的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一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业社会。罗马社会的各种风俗习惯都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罗马城诞生之初，罗马的城市边界就是用耕种田地的牛群在土地上划出沟壑来限定的；罗马古老的婚礼中的“麦饼联礼”仪式——即在婚礼上将用麦子做成的麦饼敬献给神灵，这一仪式的名称就是来源于农民种植谷物；还有罗马有许多古老的传统节日，例如春神节，酒神节等都与古罗马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

　　从这些涉及到古罗马生活方方面面的风俗习惯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农业对于古罗马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蒙森所认为的那样：“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无论在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那里，始终与农业相联系。”

　　同时，在古代罗马人的眼中，从事农业生产是一切职业中最好的，而且他们以自己是农业民族而倍感自豪。难怪阿庇安如此评价：“内地生活有农业和宁静的乐趣。虽然农业的利益可能比商业利益要少一点，但是比较靠得住，同时也安全地多。”因此，“古罗马的作家从老加图到维吉尔及以后的作家均将淳朴的农业社会视为罗马的黄金时代。”出于对当时罗马社会经济条件的考虑，为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古罗马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1、《十二铜表法》作为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对巩固罗马统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该法的部分条款就充分体现了古罗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鼓励，并以立法形式对农民利益予以充分的保护。《十二铜表法》的第七表“土地权利法”中对土地的占有、买卖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且还在第八表“伤害法”中规定夜间在耕地上偷割庄稼或放养牲畜是极大的犯罪。犯者若为成人将被判处绞刑以献祭谷神——这一惩罚在当时比对谋杀罪的判罚更为严厉；犯者若未成年则应在大法官命令下受鞭刑，并处以所造成损失的两倍罚款。

　　罗马通过成文法的明确规定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罗马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但当时主宰罗马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农业。正如韦尔斯所描述的那样：“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叶，罗马依然是一个自由农民的贵族社会。面积四百平方英里，人口肯定不超过十五万，几乎全部散居在乡间，分为十七个区或农业部落。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所房子……大多数耕种谷物，间或在一条条的地上种植葡萄和橄榄。在附近公地上放牧几头牛，衣服和简单农具都是在家里自制的。偶尔在特殊时节才进入那个设防的城镇，……用谷物、油和酒来换取盐或粗糙的铁制工具和武器。”

　　这样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罗马人的时间按照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闲时还要参军，使得罗马人一方面没有其他更多的时间从事除农业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土地的生产能力毕竟有限。在收成较好的时候，罗马的小农家庭能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但却没有富余的农产品可以用于奢华的消费。

　　通过不断地向外殖民扩张和土地分配政策，罗马基本解决了其土地问题，几乎每一个渴望得到一块土地的人都能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农业的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罗马农产品的产量相对较低，为了能从土地上收获足够多的粮食，罗马必须勤劳耕作。因此，从事农业是共和前期罗马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方面，几乎占据了罗马人除参加战争之外的所有时间。

　　同时，农业作为当时罗马人生存的唯一来源，罗马人对自己的这一职业十分重视，就连地位较高的罗马贵族都安于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参与劳作的情形不亚于佃户与农民，他亲自检查并参与他的一切事情，富人们认为好农民就是对他们的最高赞辞。他的家就在农村，城里面只有一处寓所，那也只是供他在城里办事方便，或为在天气炎热时刻去呼吸一下新鲜纯净空气”。

　　2、与农业发展迥然不同的则是罗马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不发达

　　在古代意大利，由于其自身天然条件的限制，各种矿藏相当稀少，黄金和银的蕴藏量极低，甚至连铁和铜的开采也仅限于埃特鲁里亚的狭长地带。这种资源有限的现实，使得罗马人从事工业生产缺乏了天然的条件和优势，因此，其工业品的生产规模较小，且从事人员很少，很多工业产品基本都由不成规模的手工作坊来完成。那里生产的工业品很大部分是罗马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农具和一些家庭生活用品。当然罗马出于现实的需求也会生产一些诸如武器、防卫用具等军备用品。此外，古代罗马早期的商业贸易也并不发达。这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的种类较少，商人的地位极低和商品交换的媒介发展落后等三个主要方面。

　　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罗马的商业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当时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主要限于一些如食盐、衣服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古罗马的商人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边缘化群体，他们人数少，地位低，且不受法律的保护。尤其到了公元前284年，“克劳狄乌斯法令”颁布后，罗马的元老贵族还被明令禁止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

　　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古罗马商业贸易的正常发展。此外，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是最能充分反映一个国家商业贸易程度的指标之一。而在罗马共和前期，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也充分反映了其商业贸易的有限发展。据记载，直到公元前325年，罗马才开始铸造金属货币。而在货币还没有产生之初，罗马人则同通过物物交换或者用牛和绵羊来交换，后来还曾使用过青铜。

　　根据《十二铜表法》第八表里记载，当时罗马的罚金是以青铜的重量来计算的。例如第八表的第三款规定，奴隶如果用手或棒子打断了自由人的骨头要交纳150镑的铜作为罚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以上所列举的种种原因，使古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同时，其他经济成分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得不到快速的发展。也正是这种相对独立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了共和前期古罗马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土地不能超负荷使用的规律性，农作物产量的有限等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早期罗马人简朴的生活方式。

　　二、来自外敌入侵的威胁

　　众所周知，罗马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数百年间其陆续进行的千百次的大小战争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胜利之前，“罗马人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民不多，国亦小，四周强敌如林”。罗马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地之中，稍不小心，就会遭来灭顶之灾。这样险恶的外部环境不仅严重影响了罗马农业的生产，同时罗马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而不能贪图享受，麻痹大意，要学会在强敌包围的困难处境中求得生存。

　　罗马刚建城之初，还只是一个位于台伯河东岸拉丁姆地区的小城邦。对于一个新建的城邦来说，当时罗马的地位十分低微，甚至其生存都岌岌可危，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得不受到其他民族的统治。直至公元前510年，罗马通过各种努力才最终驱逐了伊达拉里亚末代王塔克文，翌年才成功建立了共和国。然而在共和国建立的最初的近百年间，它的外交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在它的北部，伊达拉里亚人凭借其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牢牢地控制着罗马所在的整个中部意大利。同时，塔克文家族的残余势力对罗马这个小城邦虎视眈眈，正不断寻求复辟的机会。此外，位于罗马的东部和南部，还常有各种山地部落屡屡进犯，这其中有萨宾人、厄魁人和沃尔斯奇人。

　　情况更为严峻的是，相邻的一些拉丁城市也拒不承认罗马的领导地位，反而纷纷将矛头指向罗马。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罗马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曾遭到了高卢人的猛烈地侵袭。公元前390年的阿里亚会战中，罗马终因力量单薄而被高卢打败。罗马只能派出军政官和高卢人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以1000磅黄金作为高卢人撤出罗马城的条件。

　　这样的约定对罗马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接受的痛苦决定和耻辱。然而这种耻辱却还因为高卢人的卑鄙手段而进一步加深了。因为高卢人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不公正的秤砣。当罗马军政官提出强烈抗议时，狂妄而傲慢的高卢人索性把剑放在秤盘上，并耻笑罗马人：“被征服者就该倒霉。”

　　然而在不久之后的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罗马人再一次经受了战败的耻辱。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蓬提乌斯将军的领导下，把罗马军队包围在考狄昂山峡，并逼迫他们投降。罗马士兵由于缺乏粮食和过度劳累，不得不缴械投降。萨姆尼特人为了炫耀胜利，要求罗马士兵排队通过由三支长矛架成的象征着耻辱和屈从的轭门。当这一消息传到罗马国内时，举国上下百姓们哀伤不已。因为他们认为从轭门下通过所带来的耻辱远远胜于战场上的死亡。可见，当时的罗马为周围强敌的困乏所迫，不得不接受这些耻辱的条件。

　　正是共和初期这种种忧患和威胁时刻提醒着罗马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面临周围强敌林立，随时可能亡国灭种的环境下，罗马人非常清醒地明白他们应该持有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因此，在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艰苦地生活、工作和战斗，不可能过舒适和豪华的生活。

　　三、崇尚艰苦朴素的传统

　　共和前期，罗马人继承了先人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人们勤劳勇敢，衣食简朴，不追求奢华享受。那时的罗马人满足于每日简单的粗茶淡饭、朴素的衣服和简陋的住房。即使贵族也是“用斧用犁，亲自动手，只食粗茶淡饭而干劲十足，穿的是家中自行纺织的衣服”。

　　直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这一社会风气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罗马人的饮食依然像从前一样简单而朴素，那时人们居住的房屋外观也毫不奢华，室内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日常生活用品也非常简单实用。那时，就连地位最为尊贵的元老们在议事厅里开会商谈国是时，坐的也是硬木板凳，甚至为了节约，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不会生火取暖。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种身着华丽的衣服，佩带昂贵的珠宝，以及食用精美的食物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罗马人秉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他们崇尚俭朴，对奢侈深恶痛绝，而那些贪图享受、饮食奢侈的人不仅会受到人们的唾弃，甚至还会遭遇法律的制裁。曾经就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布匿战争前，一位执政官只因家里的银器超过10磅便遭到处罚。”

　　共和前期的罗马人不仅在生活中秉承了淳朴节俭的传统美德，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恪守廉洁奉公的原则。据记载，公元前503年，一位担任过四次执政官的人——普布利乌斯·瓦列利乌斯与世长辞后，因缺少殡葬费用，每位男子献出一个夸尔塔利乌斯埋葬了他。

　　另一位曾担任过执政官的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在各种对外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他在战胜萨莫奈人、萨宾人和皮洛士之后，正可谓是衣锦还乡，可以享受一下生活了，但是回到乡间后的他仍旧过着俭朴的生活。甚至当萨莫奈人试图用一大块黄金贿赂他时，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说:“在我看来，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治拥有黄金的人才是了不起。”。

　　因此，在描述共和前期的罗马这段历史时，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就高度赞扬说：“希腊人无论有多少职员监视着他，还是不能阻止他盗用公款，而罗马人则不然，他们使用很多公款，而被发觉的贪赃枉法的案例却很少。“著名史家李维更是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罗马更强大，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样的范例，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奢侈和贪婪，如此高度而又持续地崇尚节俭和安于贫困。”

　　虽然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有夸张的嫌疑，但是我们的确不可否认，在共和前期的罗马确实普遍存在着以“质朴务实，忠勇爱国和遵纪守法”为核心的传统美德。

　　参考文献：

　　卢丹凤《古罗马饮宴研究》

　　宫秀华《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

　　德伦·梅克勒《宴饮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