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就是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南宋大詩人陸遊誕生在一個崇文抑武、奸臣當道、強敵環伺、國土淪喪的屈辱時代裏，空有萬裏平戎志、一腔報國情，卻無法施展，處處碰壁，難以壓抑的熱血悲情不得不向紙間揮灑，長歌嗚咽，穿越歷史的天空，至今仍讓世人爲之辛酸悲憤，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在流傳下來的陸游上千件詩詞作品裏，絕大部分都是抒發那種對國家安危的耿耿憂患之心，對馳騁疆場、橫刀殺敵的無限追懷與嚮往。

　　鐵馬渡河風破肉，

　　雲梯攻壘雪平壕。

　　獸奔鳥散何勞逐，

　　直斬單於釁寶刀。

　　與其說是對青年時代抗金壯舉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對未曾實現的壯烈人生的孜孜追求。

　　丹心自笑依然在，

　　白髮將如老去何。

　　安得鐵衣三萬騎，

　　爲君王取舊山河。

　　這種難以割捨的報國情懷，從他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一直伴隨到垂垂暮年，就是在生命即將終結時刻，他還念念不忘，叮囑他的兒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在這些以愛國爲主題的詩歌中，隨處可見陸遊對壯志未酬而身卻老矣的無奈和焦慮，對朝廷一味採取軟弱和親政策而拒不奮起抗擊的悲憤與痛心，“鏡裏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衰遲罷試戎衣窄，悲憤猶爭寶劍寒”，“遠戍十年臨的博，壯圖萬裏戰皋蘭。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趙魏胡塵千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麪狼”！

　　陸遊的一生，如果單就未能完成領兵上陣、建功立業的志向這一點來看，可以說是一個悲劇的人生。這個悲劇人生是怎樣度過的呢？那就是無時無刻不處在一種人生抱負難以實現、不得不向紙間傾泄悲憤的痛苦之中。

　　這種痛苦絕不是爲兒女私情、爲個人私慾而發，而是一種深深壓抑的對國家、對百姓的難以割捨的深深眷戀。一窗明月、幾朵臘梅、片片飛雪，這些平凡的生活場景，構成陸遊詩詞中與冰潔情操、與不屈抗爭、與國難蒼生密切相關的生動意象。

　　天降大雪，四宇茫茫，本是平常一景，而在陸遊的眼中，卻是“壯哉組練從天來，人間有此堂堂陣”，霎那間將陸遊帶到了千軍萬馬奮勇搏殺的遼闊沙場景象之中。一旦生髮這種豪情那是難以平抑的，“夜聽簌簌窗紙鳴，恰似鐵馬相磨聲”。

　　詩人血液沸騰，輾轉反側，不得已“起傾斗酒歌出塞，彈壓胸中十萬兵”。且拿一壺烈酒暢飲，並伴以一曲高歌，權且壓一壓體內縱橫衝突、幾欲噴薄的熱血吧。那是怎樣的一曲高歌？！那是北方雪原上一匹受傷的狼，既苦苦覓敵不得、奮身搏殺犧牲不能，卻又無家可歸、無處訴委屈，無奈昂首蒼天，發出的聲聲哀嚎！

　　與衆多古代文人墨客一樣，“酒”也是伴隨陸遊一生的知己，但與大多數以酒買醉、借酒澆愁之文弱書生不同的是，即使縱酒醉吟，陸遊唱出的那還是眷戀故土、一心報國的心聲。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崢嶸，酒爲旗鼓刀筆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醉中撫劍光射月，往往悲歌獨流涕”……放翁呵，你就不能借一醉而消千愁，暫且舒緩那緊張疲憊的憂勞心態，睡個好覺，放鬆放鬆？但不行，“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牀頭鏗有聲”，“壯心未許全消盡，醉聽檀檀出塞聲”。

　　一生抱定了以身許國的信念，但卻遇到“我愛國家，國家愛我嗎”的悖論。

　　從屈原作《離騷》起，古代文人士大夫就產生了這種“棄婦之怨”。對於士人而言，“學好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如果帝王不欣賞，那也還可以“窮則獨善其身”，頂不濟也可以象“兩晉”時期的“竹林七賢”，日日吟風弄月，瀟灑過一生麼，何苦與自個兒過不去，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呢？

　　陸遊選擇的，就是這樣一條要將自己心血耗盡，把自己的情感榨乾，把全部的自我全部奉獻給國家的不歸之路。

　　就象錢鍾書所言：“愛國情緒飽和在陸遊的整個生命裏，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裏；他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朵鮮花，聽了一聲雁唳，喝幾杯酒，寫幾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血液沸騰起來，而且這股熱潮衝出了他白天清醒生活的邊界，還氾濫到他的夢境裏去。”

　　這種赤子之情，古往今來有幾？

　　陸遊沒有實現統兵上陣、殺敵建功的夙願，但是，中國歷史上儘管少了一名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卻多了一個令世人永遠景仰的偉大愛國詩人。陸遊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民族大愛、大義進一步提升了以“以身許國、憂國憂民”爲本質特徵的文人士大夫精神。

　　這種精神象基因那樣深深地植根於歷朝歷代仁人志士的血脈之中，所以，無論這個民族已蒙受過或還要遭遇什麼樣的苦難，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苦心營守的精神家園，危難之際都必定會有壯烈之士挺身而出，爲國家、爲人民捐其生命、灑其熱血，雖萬死而不辭。

　　陸遊在詩詞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源於其將詩詞本身的華美韻律形式與其展現的崇高精神境界之完美結合。這些以國家危亡、民族大義、民生苦難爲主要吟頌對象的詩歌，絕非工於風花雪月、個人恩怨的豔詩情詞所可比擬。

　　即便此前生活在大唐盛世的李白，雖然詩境豪邁，但終歸脫不了從自我角度吟人詠物的底子，某種程度上還是深受佛教影響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風流的延續，從中難以況味對國家民族的深切憂患。

　　而杜甫，則主要是從下層民衆的角度，抒發對苦難百姓的悲憫情懷，但畢竟欠缺民族憂患的高遠視角，從而也少了那麼一種英武豪邁慷慨之氣。

　　至於此前的蘇軾，則可以視爲一箇中層文人官吏對個人人生際遇的述說，間有豪邁之作，也多露消極情緒。辛稼軒在愛國詩篇方面可以與陸遊比美，但，陸遊在其他方面的才情則爲其所不及。

　　比如，正是陸遊，將發端於春秋戰國的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之憂國憂民情懷，寄寓於高標逸韻的梅花，使其成爲歷代仁人志士情操抱負的人格隱喻，梅花從此被提升到國花的地位。

　　由此，清潔高雅、凜然不屈的民族精神有了一個固定的外物寄寓，梅格晉身爲中華民族之魂。“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過時只合飄零去，恥向東君更乞憐”，錚錚鐵骨，傲然不屈，難道不是這個民族優秀兒女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嗎？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遲。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越是危難，越見品格，越處峻境，越顯氣節！“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妨，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報國無門，心境悽苦，但詩人絕不就此沉淪，而是再次發出堅定的吶喊以申此志，即便粉身碎骨也要爲後世留下一縷清香。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這種報國濟世情懷，意氣洋洋，如潮逐浪。王安石、范仲淹、嶽飛、辛棄疾、文天祥等等，都是秉承梅花的這種高潔之志，爲國家、爲民衆憂心勞神、哺吐血花、直至慷慨赴難。

　　陸遊在仕途上的不順，並未妨礙他對生活、對百姓的傾情熱愛。

　　陸遊總共活了86歲，在古代那是絕對的長壽。迴歸鄉間田園生活，讓他找到了另一個釋放生命能量、綻放絕代風采的大舞臺。“小浦憑魚躍，寒林待鶴歸。閒雲不成雨，故傍碧山飛”，一行行田園詩道出了迴歸農村生活的欣喜與歡快。

　　其清新雋秀輕靈活泛的意境，還是那個“退士憤驕虜”的官場失意之人所作的嗎？“小園菸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臥讀陶詩未終卷，又乘微雨去除瓜”。多麼清淡閒適的鄉間生活，從中看不到一點悲愁辛酸疾苦。

　　你看他，“衣上徵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人家喝着一壺小酒，騎着一頭小毛驢，也不妨象張果老那樣採取一種倒騎的姿態，悠哉遊哉地周遊列國，末了，還不無炫耀的自問一句，也不管你答不答，就輕輕一拍驢屁股，乘着微風細雨，搖頭晃腦，嘀噠嘀噠蹓遠了。

　　筆者這樣猜測，假如一個人，真正具備了高遠的思想境界和參透人生的大智慧，那麼，他無論幹什麼，都是一種超凡脫俗的幹法，絕不是那種照本宣科、皓首窮經、兀兀終年的“賣苦力”，靈感妙思在其貢獻中佔了絕大的成份。

　　對於這樣的人，假如你剝奪了他這一方面的機遇，那麼他也不會閒着，肯定會在其他方面又創造出令人瞠目結舌的新鮮東西。而且，越是在他苦苦追求的領域壓制他、折磨他、限制他的發揮，越會刺激他在另一方面的代償心理。

　　陸遊從軍的渴望被壓抑了，卻激發了他創作的靈感，致使文學方面的才情一發而不可收，一落筆就達到鬼神皆驚、美不勝收、妙不可言的境界。“烏桕微丹菊漸開，天高風送雁聲哀。詩情也似並刀快，剪得秋光入捲來”，直逼“睛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的物我歸一、超邁凌空的自然境界和意象境界。

　　再如“狼煙不舉羽書稀，幕府相從日打圍。最憶定軍山下路，亂飄紅葉滿戎衣”， “定軍山”—諸葛亮身後之寓，也是“北定中原”的代名詞，是曾經身爲將軍的詩人一個埋藏心中多年、卻再也無從實現的夙願，這個話題本來夠沉重的了，卻加上一個“亂”飄紅葉，那更是心緒複雜，無從言說。

　　詩人滿腔的報國豪情得不到渲泄，只有漫天紛飛的紅葉灑滿久不臨戰的徵袍。即便不是從這個角度解讀，那麼狼煙、羽書、定軍山、紅葉、戎衣等這些帶有特定象徵意義的審美符號，也足以構畫出古戰場深秋的壯麗圖景，讓人沉醉其中，久久回味。

　　“塔子磯前艇子橫，一窗秋月爲誰明？青山不減年年恨，白髮無端日日生”，“幅巾藜杖北城頭，卷地西風滿眼愁。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僅是反覆吟唱，就能獲得一種膾炙人口的韻律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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