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新昌大佛寺。 馬駿 攝

　　凡塵之中，位於浙江省紹興市新昌縣的新昌大佛，穿過時空的迷濛煙雨，在晨鐘暮鼓聲中遺世獨立了一千餘年。大佛鴻姿巨相，寶像莊嚴，慈眉善目，吸引着萬千信衆不遠千里，披塵而來。

　　如今，大佛依舊延承古時盛名，在流水山澗之中佛音繞樑。作爲六朝時期十八高僧、十八高士的聚集地，新昌早已被佛教界公認爲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發祥地。近年來，依託佛教文化的影響力，新昌積極推進新一輪佛教中國化建設，走出一條有新昌特色的自我發展之路。

　　佛教融入中國傳統文化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與儒家思想相融合，加上漸次滲透的道家思想，逐步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並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東晉時期，佛教較爲流行。彼時的新昌則是東晉學術中心——支遁、竺道潛等大批高僧接踵而至，在剡東（新昌）建寺，同時吸引王羲之、孫綽等大批高士來此隱居。

　　“格義和般若學的產生，是佛教中國化初期的重要標識。”新昌白雲書院院長徐躍龍如是說道。他解釋道，所謂“格義”，就是引用中國固有的思想和概念來比附解釋佛教義理，以使人們更易理解並接受佛教。

　　無獨有偶，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執行所長、專職教授張風雷也提出：“若無格義方法之運用，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思想文化，是否能夠在本土固有文化高度發達的中國社會生存並發展起來，並最終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作爲一種外來文化，佛教通過藉助中國傳統文化，尋找佛教與傳統文化在義理上的一致性實現了民衆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的認可。

　　以新昌（剡東）爲例，十八高僧、十八名士聚集於此，關於佛教般若學的創立在此薈萃，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以儒道的理論來比附佛教義理的方法助人理解佛教義理，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開啓了佛教中國化之門。

　　佛教中國化的“新昌路徑”

　　衆所周知，新昌與佛教有着特殊的歷史淵源。

　　新昌地處浙東，秦時屬會稽郡，古稱剡東。魏晉時期，成爲中原士族，躲避戰亂，隱逸遁世的絕佳之地。竺道潛、支遁等十八高僧和王羲之等十八名士勝會於此，更使天姥沃州名聞遐邇。

　　圖爲新昌大佛寺。 馬駿 攝

　　“新昌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發祥地。”新昌大佛寺佛教文化研究會成員釋正涵如是說道。他解釋道，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比較多元，前期經典的翻譯也比較零散，且不成完整體系，“到漢末，以小乘佛經爲主，其中以安世高翻譯的《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修行道地經》等爲代表，但因爲義理、文字、語言生澀難懂，所以沒有廣泛地流通與傳播。”

　　所謂佛教中國化，就是將外來的佛教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走切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歷史上，新昌高僧如雲，創宗開剎，著書立說，留下不少足跡，佛教大乘般若學‘六家七宗’中有‘六家六宗’的創始人同一時期活動於新昌。”釋正涵表示，雪泥鴻跡，數不勝數。

　　從歷史追溯至今，新昌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發祥地，早已成爲佛學界的共識。

　　厚植佛教文化“走出去”沃土

　　不過，縱使新昌的佛教文化這壇“酒”釀得再香醇，酒好也怕巷子深。新昌縣民宗局局長葉鍾認爲，在打造新昌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發祥地的過程中，不斷挖掘新昌佛教文化內涵固然重要，但“吆喝”也得喊得響。

　　近年來，新昌縣依託深厚佛教文化底蘊，有效融合佛教文化資源，以文化爲媒介，以活動爲載體，以中國化爲方向，每年一個主題，舉辦系列活動。

　　圖爲新昌大佛寺。 馬駿 攝

　　以中國（新昌）大佛文化節爲例，2015年，新昌縣與浙江省佛教協會、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聯合主辦了該活動，活動設佛教文化書畫展、中日佛學會議、智者大師紀念堂落成典禮、學術座談及祈福聖典晚會等五個活動。

　　事實上，新昌定位並不侷限於一隅。葉鐘錶示，藉助於佛教文化這一流通於全球的世界名片，新昌也開展國際化的交流互動，將濃郁“酒香”引至深巷外。

　　圖爲新昌大佛寺。 馬駿 攝

　　12月16日至17日，“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2018中國·新昌—佛教中國化重要發祥地研討會將在新昌舉行。

　　“通過通俗易懂的形式，傳播新昌地方文化，彰顯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確立新昌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重要發祥地地位，探索實踐新時期下中國佛教的傳承發展之路。”葉鍾強調，此次研討會將爲未來宗教中國化提供有益的借鑑。

　　來源：中新社浙江分社

　　記者：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