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來關於放寬落戶的相關政策不斷的出臺，起初都是地方的單一政策，近期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其中支出要全面放開II型大城市的落戶政策，要放寬I型大城市的落戶條件，同時繼續促進一億農民落戶，可以看到從政策層面對於繼續促進居民落戶還是非常支持的。早在去年高層就放開了100萬人口城市的落戶政策，今年又逐步放開到300-500萬人口的城市落戶，這不得不給人產生衆多聯想，尤其是對於樓市發展與機會的聯想。

　　其實從搶人大戰我們就能發現，那些爭搶人才落戶的城市大多都是樓市正在上升期的城市，並且城市的相關落戶政策都或多或少有些限制條件。所以把落戶與樓市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並不無道理。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樓市與人口有關係，那麼爲什麼要逐步從下向上放開戶籍的限制呢？爲什麼不是統一放開呢？

　　原因其實並不難找，在落戶政策之上起初的一線城市並沒有如此大幅度的限制落戶，但是隨着人口的流入越來越多，逐漸的城市公共資源開始出現短缺，也就是說城市發展的瓶頸開始表現了出來，教育、醫療無法滿足全部城市居住者的需求，而滿足本地戶籍居民還算可以維持，因此對於大城市來說只能限制戶籍，保障本地居民的利益。同時，戶籍的限制也有效的控制了樓市的過快增長，這也是調控所需。

　　當城市之間逐漸開始限制落戶政策以調控樓市，控制公共資源分配的時候人口的向上流動性就出現了一定的阻力。對於當前的城市擴張和發展並不能帶來更多的好處，反而對城鎮化和人口的聚合產生了影響，所以目前的戶籍政策需要逐步放開，把農村人口聚合到小城市，而小城市當中的居民也可以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簡單說就是鄉村人口流入100人口的小城市增加城市的人口基礎，這時100人口小城市當中的部分人口就可以向上流入300-500萬人口的大城市，等到300-500萬人口城市的人口穩定了，逐漸再放開上級城市的門檻，人口就可以逐漸流動上去，這也確保了下游城市不會因爲人口的流出而變成“空城”，也給當地的發展和建設帶來了機會。

　　其實來說，人口的流動也有一個週期，一般來說一代人會流入一個城市然後定居，下一代人又會逐漸向上流動。舉個例子，80年代左右的大學生很多來自鄉村，他們畢業之後很多可以分到縣城或者省會城市工作最後定居，20多年之後這一代人的孩子也同樣考學走了出去，他們可能就定居在了一、二線城市，所以人口的流動就是如此的過程，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想要去更好的地方。因此，如果不能先確保下游城市的人口穩定，那麼就會給下游城市的發展造成限制。

　　因此，人口的流動就要確保方向性，同時也要確保時間的合理性。只有這樣才能留給各城市發展的機會，也爲人口的流出和流入做好準備，當然這樣的人口流動也少不了對樓市的干擾。相比之下上游城市樓市情況更復雜可以放緩人口的流入，下游城市樓市更純粹可以率先吸引人口來帶動。因爲只有人口才能確保城市的發展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