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巴尔干国家信的东正教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为什么没有显得脱离时代、愚昧落后？

发源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当时沙俄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会，尽管如此东正教却没有妨碍到俄罗斯和后来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近代化发展，俄国与巴尔干的东正教各自有什么改革吗？东正教对以上国家的近代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谢邀，俄国是有过新教式的宗教改革运动的。14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地区就出现了市民阶层反对封建教会的斗争，比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要早了一百多年。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德意志地区的城市中能出现宗教改革运动，诺夫当然也可以。第一诺夫的弗拉德卡（即拥有封建领地的主教）是罗斯主教中最大的一个封建领主，第二诺夫的工商业市民集团也是罗斯发展最成熟的市民阶层。二者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这个过程比德意志地区早得多。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斯特里戈利尼克派，「斯特里格利尼克」的意思是「制呢剪毛工」。简单来说，工商业者都需要给弗拉德卡打钱，一些人不乐意打钱了，于是有了该派团体；其核心理念就是：否定教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具体来说，因为牧首、都主教和主教们都在买卖圣职，所以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神甫，教阶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该派的信徒们：

本是绵羊却充作了牧人...世俗人士对神甫进行审判并将其处死，擅自「窃据」神甫的职位并施行洗礼......斯特里戈利尼克派份子卡尔普就曾经说过：「不应当对死去之人进行颂扬、还念、做祈祷，不应当为了死人而给教堂送礼。」

可以看出，这一教派和路德宗非常相似：反对教会的等级制度，崇信「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反对主教的封建领主地位，拒绝供养全体教士，拒绝为死者做祈祷。这一类的异端多发源于诺夫，后传递到特维尔、莫斯科等地，流传很广，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所涉及到的社会阶层也多种多样，在15世纪到16世纪初影响很大，也分裂出了一些极端教派。尼可利斯基在《俄国教会史》中将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奉为「新教在俄国的最初表现」。

所以罗斯和西欧的封建教会是一样的，差不多同期都发生了危机，并不是说正教跟公教比有什么优越性能避免这个过程。只是说这场危机在俄国的解决方式不同，西欧是通过宗教改革和战争完成了教会的去封建化，毛子则是简单粗暴，通过莫斯科的中央集权完成了教会的去封建化。正所谓全俄牧首，收下当狗，接下来彼得撤销牧首，设立神圣政府会议，叶女皇教会财产国有化等等，教会彻底沦为帝俄一个政府部门，这个过程都很熟悉就不赘述了。

教会政府化就意味著信众—教会的矛盾不再突出，民众—政府的矛盾取得代之。彼得大帝改革后俄正教会的职责主要就是监控民变，搞忠君宣传; 帝俄的基层神甫属于津贴极其微薄，耕种自留地养活自己，还要完成上级摊派、完成忠君宣传的可怜自干五角色。一个强大的封建教会不复存在，马丁路德式(或者说斯特里戈利尼克式）的新教运动当然就不存在了。

宗教改革这个事本身针对的是封建神权，跟是否「脱离时代愚昧落后」间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西欧有西欧的路径，毛子的路径则是收编神权，消灭其中的封建因素，然后搞俄体西用。有没有抗议宗的裂教和能不能完成近代化，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另外巴尔干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巴尔干地区也是有反对教阶制度，反对教会封建地位的运动的，比如波格米勒派（Bogomilism）和卡特里派（Catharism），这些教派通常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异端色彩更浓一些。

强答一波。宗教改革的背景有两个，一是马丁路德等人针对罗马天主教会一系列的弊端进行的反抗，二是民族国家逐渐兴起和封建制度走向解体的阶段下，宗教国家化的需求。第一个问题好理解，赎罪券这种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被心存正念的人士所接受，尤其是被广大贫苦农民所痛恨，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封建制度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大封建主不能越级管理封建主，甚至直接附庸你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因为大家都是封建主，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都是教皇的臣民。这在15到16世纪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欧洲各国走向集权的背景中，自然就被各大封建主所厌烦。这也是北德意志诸侯赞同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集权制度下，国家内部的任何一个县一个村都在王权治下，奉行一部法律，听一个人的命令，而不再像封建制度下国王毫无权力的情况。无论是战时动员能力、还是经济建设的效率，都是封建制度的数倍，正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才得到了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一致拥护，中小封建主虽然不情愿，但是大势所趋，历史所向，不得不服从。西欧的封建特权的一大特点就是教会，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天主教会那样能把影响力投射到那么多国家和诸侯领地的教会了，这种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宗教组织到今天也屈指可数，可能就这么一个。这就给天主教会的首脑巨大的权力，因为天主教不光是一种宗教，还深入世俗生活，尤其是在中世纪欧洲和近代欧洲极为重要的「婚姻和继承」这两项世俗事务中占据主导，因为这两项关乎王位的继承，是一国政治的大事。历史上教皇也不止一次干涉欧洲各国首脑的婚姻和子女继承问题。因此宗教改革就是这么一种背景，直接将教皇对世俗事务的干涉能力打翻在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其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规定了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别国不能干涉，这就将欧洲各国从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神罗再也不能干涉荷兰的事务，同样也不能干涉普鲁士、汉诺威、巴登等邦国的事务；第二条就是教随国定，宗教权威从教皇转到了各国政府手上。

那么简单来说，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教随国定的原则，东正教国家长期对抗伊斯兰和游牧民族的历史也提前造就了这些国家，所以不用像西欧那样宗教改革。

首先宗教改革主要是在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针对的对象是罗马教廷，从个人信仰角度来说是将个人的信仰从一些列的仪式中归正为个人与所信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打破神职人员的权威，个人来读圣经遵从圣经正确的教导，神职人员不再是上帝的代表而成为对会众的帮助和因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会众理解圣经。而东正教的环境却不相同教会和国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历史各个时期并没出现类似于罗马教廷教权高于国家王权的事件，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开始就是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期几乎东正教会也是不断的被打压甚至几乎彻底被消灭。俄罗斯的现代化几乎是靠政府的强力执行来完成，所以东正教教会根本无力拦阻只能服从。至于巴尔干一代确实不是很了解。以上只是个人的观点。

我怎么总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归功于某些宗教的自我演化呢？前面的各位答主都在强调宗教本身的作用我倒觉得不妥况且到一战的时候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教诲题主已经忘了吗？大名鼎鼎的一国胜利论：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无产阶级要首先发动一国的革命这沙俄都已经被钦点为最弱的一环了您还想东正教再怎么阻碍社会进步？非得和旧中国一样半殖民地半封建？不过你还别说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了一战结束后沙俄的情况还真未必好到哪里去至于说后来为啥发展好了那就要归功于无产阶级的铁拳了

因为东正教有进行自我内部革新。在东西教会分裂后，公教会获得了高于世俗权力的地位，而正教会仍在东罗马皇权之下，因此东罗马可以对教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适应统治，这也在后来延续到了其他正教国家

尼卡改革，强行推动希腊化仪式同时废除了很多东正教落后的东西，强行推进教会合并，加强了东正教的管理能力(东正教问题是宗教地位太弱而不是太强，导致丧失了宗教应有的动员能力)。然后罗斯东正教反推回希腊，不然雅典牧首既管不了伊庇鲁斯也管不了萨洛尼卡色雷斯更管不了塞普勒斯。

东正教是基督教愚昧落后的代表，比如现在的东正教国家，普遍比较穷。不少国家还混的不如回教

仅从从思想史的层面上来看，我认为绝对不能因为东正教地区内没有产生本土的宗教改革就断定东正教地区和西欧的宗教改革毫无瓜葛。

如果没有路德的一些改教措施(比如翻译德语圣经)和思想(比如强调信仰的内在性层面的倾向)，如果这些措施和思想在德意志地区没有获得相应的影响力，我们在十八世纪德意志的精神世界也许将会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不相同。而宗教改革的发起以及它对德意志精神世界的塑造，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为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精神的土壤。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一大票大佬)，则几乎无可质疑地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了数不清的资源。而马克思恩格斯与现今的俄国。。。其中关联想必已经无需赘述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思路。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我也没有怎么太多地思考研究过，谈起来也没什么底气。权当为大佬们抛砖引玉。

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