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明

　　明代中國是東亞大國，明初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的走勢和鄭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國際秩序，理應成爲史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

　　以“不徵”爲基本國策，導向了不依靠武力建立的一種和平的國際秩序

　　明代外交所顯示的特徵，最爲突出的是“不徵”，以之爲基本國策，導向了不依靠武力建立的一種和平的國際秩序，表明明朝人對於天下國家的認識與此前有了很大不同，換言之，明代外交的特徵首先是建立在觀念變化的基礎上。

　　從明太祖的外交詔令中我們可以看到，“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體現得非常普遍。一般來說，征服和擴張是帝國的特質，發展到明代初年，以明太祖的“不徵”國策爲標誌，中國的對外關係發生了重大轉折。

　　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在奉天門召集臣僚，鄭重地闡述過他的外交和國際秩序理念。他首先舉出海外國家有爲患於中國的，中國不可以不征討；但不爲患中國的，中國則不可輕易興兵，引用古人的話說：“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接着他列舉了隋煬帝征討的例子，說出了他的對外關係理念：“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評價隋煬帝妄自興師征伐失敗的結果，是“載諸史冊，爲後世譏”。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論述王朝的對外政策，充分反映出其個人的現實主義思想，實際上否定了帝國對外擴張傾向，在總結前朝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把基點明確放在保境安民上。

　　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修《祖訓錄》。後來陸續修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頒佈了《皇明祖訓》。其《首章》將上述對外關係理念的闡述定爲明朝世代子孫必須遵行的基本國策之一：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即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爲了讓子孫後代明白世代都不要與外國交戰之意，他還把當時明周邊的“不徵之國”，按地理方位一一羅列出來：東北是，正東偏北是日本，正南偏東是大琉球、小琉球，西南是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渤泥，一共是15個國家。這些國家基本上都在明朝人認爲的東洋範圍，即今天的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除了西洋國在今天的南亞)。明太祖當時把這些國家都作爲要與之交往、但是不可出兵征伐的“不徵之國”。由此奠定了和平外交的基調。

　　關於“不徵”的理念，明太祖也曾在詔書中明確宣佈：“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從實踐上看，確實終明太祖一朝30年，從未發兵征伐外國，說明明太祖時奠定的明朝與周邊國家以及海外國家的和平外交基調，無論在理念還是在現實上，都是能夠成立的。即使是與日本的不和諧，明朝也決沒有主動征伐之舉。在明太祖之後，除了永樂年間曾徵安南是個例外，在其它時期明朝都與上述國家維持着和平關係。

　　進一步說，明初“不徵”外交模式的出現，成爲古代中外關係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拐點。重要的是，表明了蒙元王朝崩潰後明朝人致力於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明初外交“不徵”的基礎之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和平互動關係與秩序。

　　“銳意通四夷”，明代實際上起了一種區域整合作用，把東北亞、東南亞乃至東非、歐洲等地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

　　明初自洪武年間全方位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永樂、宣德年間，國際交往在空間上有一個極大的拓展，這就是鄭和七下印度洋。經過明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王朝日益強盛，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積極推行了一種“銳意通四夷”的外交政策，宣稱“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

　　永樂三年(1405年)頒發詔書，永樂帝派遣鄭和下西洋，中國人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走向海外，成就了史無前例的海上交往壯舉。他在位期間，除了派遣鄭和六下西洋，還籌劃派遣大量使團出使海外，開闢海道，招徠海外各國來華交往，在詔書中的表述與明太祖一脈相承：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佈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至失所。今特遣鄭和齎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遵朕言，循禮安分，毋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竭誠來朝，鹹錫皆賞。故此敕諭，悉使聞知。

　　“宣德化而柔遠人”，鄭和遠航印度洋使得中外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擴展，也使得對外交往盛況空前。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筆下，所有使團到達之處，無論大小，皆稱之爲“國”，這無疑是明代中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爲給區域國家帶來的積極影響前所未有的彰顯。馬歡《瀛涯勝覽序》雲：“敕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 每到一國，鄭和使團首先是開讀詔書，在與各國政治上邦交關係確定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正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貿易網絡的形成，對這個區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爲區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更推動了多元文明的交流全面走向繁盛。鄭和七下印度洋，包括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東非、歐洲等廣袤的地方，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使團不僅起了溝通域外所至之國的重要政治作用，更引發了中外文明交流高潮的到來。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出現了西洋古裏、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浡裏、蘇門答剌、阿魯、滿剌加等16國派遣使節1200人到北京朝貢的盛況。在和平外交理念的基礎上，明初將中華秩序的理想付諸實踐，建立起一種國際新秩序：“循禮安分，毋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

　　從政治上來說，在印度洋國際交往中，明朝具有很大的國際影響力。以滿剌加爲例，其在15世紀初的建立和發展，得到明王朝的大力支持。滿剌加扼守馬六甲海峽，位於東西方海上貿易重要的交通路口。在1402年以前，那裏只是一個小漁村，明人記載：“國無王，止有頭目掌管諸事。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永樂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敕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剌加國”。這使其擺脫了暹羅控制，不再給暹羅輸貢，成爲新興國家，也成爲明朝與新興國家友好關係的典範。在興起以後的半個世紀裏，這個國家成爲整個東南亞最好的港口和最大的國際商業中心。不僅是滿剌加，日本、蘇門答剌、渤泥等國，在永樂年間都希望得到明朝的支持以滿足建立或加強國家政權的需求。得到大國的支持，有利於他們國內政局的穩定。

　　明朝對外積極交往與協和萬邦“共享太平之福”的國際秩序思想，適應了區域內各國的需要，不僅對南海至印度洋區域國家政權有着促進發展的作用，同時也推動了區域內和平共處爲主導的發展趨勢，實際上起了一種區域整合作用，在東亞乃至印度洋迎來了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秩序。

　　明初朝貢本身帶有濃厚的貿易性質，形成區域貿易資源合作機制

　　隨着東亞地緣政治重新改組，建立的邦交關係是和通商緊密相連的，由此形成了一個區域國際貿易的網絡規模，印度洋新的貿易秩序也由此生成。政治勢力崛起，表現在經濟方面，這一時期國際貿易的主體是各國政府，貿易特徵是以官方貿易爲主導、由各國上層壟斷對外貿易主要商品。國際關係的這種結構對區域貿易交往關係的拓展也有作用。當時世界大致可劃分爲三個大的貿易區域：歐洲、阿拉伯-印度、東亞貿易區。在東亞貿易區，國際交往圈的空間拓展產生了繁盛的貿易網絡。自古以來，“朝貢”這個詞就包含有外交和貿易雙重含義，明初適應宋元以來國家管理外貿制度日益強化的趨勢，把對外貿易基本上限定在官方形式之下，明朝人王圻曾經有過這樣的評論：“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從而使明初朝貢本身相對於歷朝來說帶有更爲濃厚的貿易性質。

　　從地域來看，鄭和七下印度洋，每次必到的是印度古裏(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又譯科澤科德)，將東亞貿易區拓展到了阿拉伯-印度貿易區。第四次下西洋，鄭和船隊到達了非洲東部，而從第四次下西洋起直至第七次，都到達了波斯灣的忽魯謨斯，那裏正是與歐洲貿易的交接之處。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積749l萬平方公里，約佔世界海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它位於亞洲、非洲、大洋洲三洲接合部，與大西洋、太平洋的水域連成一片。印度洋擁有紅海、波斯灣、阿拉伯海、亞丁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和海灣，緊緊地把南亞次大陸、東部非洲、南部非洲以及大洋洲、東南亞、中東、南極洲的一部分連接在一起。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是亞洲的重要海灣，紅海和波斯灣直接聯繫了北非、中東乃至歐洲，阿曼灣鎖住了阿拉伯海和波斯灣，亞丁灣是紅海的咽喉。印度洋是貫通亞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15世紀初，雖然大洋洲還沒有彰顯，好望角航線和蘇伊士運河都還沒有出現，但是明朝給滿剌加國王海船“歸國守土”，開通馬六甲海峽航線和在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等處與各國進行了頻繁交往，從這些歷史事實來看，每一次鄭和使團都是以國家名義出現在國際貿易中心，在這種國際交往頻繁、空間拓展的背景下，推動了南洋至印度洋諸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到了極盛。

　　從人員來看，在明朝以前，中外貿易的主角是商人，並且以阿拉伯商人來華爲主。泉州著名的蒲氏在宋元時期一直掌管對外貿易，就是一個例證。到明朝初年，在和平外交的基調之上，以強盛的國力爲後盾，作爲國家航海外交行爲，鄭和船隊規模龐大，每次出洋人數達到2萬多人，推動了中國與亞、非國家間關係進入全面發展和交往空前的新階段，也極大地擴展了國際經濟貿易交流，使印度洋周邊各國間的貿易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明初外交是全方位的，與周邊和海外國家的交往極爲活躍，對外貿易也極其繁盛，最重要的是，以舉國之人力、物力、財力，在區域整合爲一種政治合作機制的同時，也形成了區域資源整合的局面。通過國際交流這個平臺，國家權力介入區域合作的歷史進程，爲各國間官方貿易奠定了有力的基礎，同時，中外物質文明的交融也達到了一個歷史的新高度。明代中國以一個負責任的海洋大國形象促使印度洋地區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的同時，在與各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指導下，維護了海道清寧，人民安居樂業，與各國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推動了區域國際貿易活躍發展，促成了一個資源共享合作機制的形成，這是印度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內容之一。

　　明朝在國際上的積極交往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在明太祖頒發的《禮部尚書誥》誥文中，曾清楚地談到他對於禮與法的認識：“蓋爲國之治道……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之爲用，裏也。”在明太祖的理念中，不僅有禮，而且是禮法並用，甚至我們也可以理解爲他心目中的禮儀就是一種立法。因此，僅將明朝對外關係視爲“禮治”是不全面的。

　　明代初年，中國是以一種在國際上的權威性及其影響力整合了整個區域，整合的渠道就是14世紀後半葉至15世紀初建立的廣泛國際交往網絡，它是以外交文書爲媒介的。當時東亞國際交往的通用語言是中文和阿拉伯文(馬歡所說“阿拉畢文”)，通過大量外交文書傳播了中華秩序的理念，這種傳統文化道德秩序準則在區域權力的均衡中起了規範作用。同時，明代中國是一個復興傳統文化的朝代，所傳承的傳統文化不是隻有儒家文化所謂的“禮治”，而是在文化政策上採取了包容多元文化的態度——兼容幷蓄。這在鄭和下西洋遺存的文物與文獻中充分表現了出來。一般而言，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分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個層面，從馬歡《瀛涯勝覽》的記載來看，物質文明方面，海外各國物產琳琅滿目，海外物產進入交流的主要有70種；而精神層面上，馬歡所至20個國家中明顯可見三種類型：一是舉國信奉一種宗教，包括國王、國人；二是國王信奉一種宗教，國人信奉另一種宗教；三是一個國家中有多種宗教並存。由此可見，印度洋文明是由多元文化組成的。現存斯里蘭卡的“鄭和佈施錫蘭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爾文、波斯文三種文字記載着鄭和向佛祖、毗溼奴和真主阿拉貢獻佈施的史實，就是明朝人對於多元文化兼容幷蓄的最好例證。從整體來看，明朝在國際上的積極交往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通過外交詔令文書和外交行爲，中華文化的道德準則在國際交往中大量傳播，由此中華文化在區域國家間得到廣泛認同的同時，產生了中華文明與海外多元文明的融匯，轉換成現代話語就是國際關係的文化理念的融匯。在明代中國皇帝的詔令中，非常突出的理念是：以誠爲本，厚德載物；禮之用，和爲貴；協和萬邦等等。特別是“共享太平之福”這種國際秩序觀，在當時國際關係和秩序的建構中，起到重要影響和作用。

　　結語：明代“不徵”外交政策以及拓展至印度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爲，爲世界從海上連成一個整體、從區域化走向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追尋明初中外交往的實態，蒙元王朝崩潰後，東亞國際秩序急需重建。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外交詔令表明，統治者一方面刻意追尋古賢帝王，成爲“天下主”，延續傳統的朝貢關係；另一方面，面對國與國之間互動的邦交現實，吸取了蒙元王朝擴張失敗的教訓，明朝君主在外交觀念上從天下向國家迴歸，以“不徵”作爲對外關係的基本國策，明確摒棄了自古以來中國天子至高無上的征伐之權，從而形成了明代外交的顯著特徵，更成爲古代對外關係引人注目的拐點。

　　以“不徵”爲標誌，15世紀初明朝以大規模遠洋航海外交與印度洋地區國家建立了廣泛的外交聯繫，將和平與秩序的理念付諸實踐，在東亞與印度洋地區實現了各國官方認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這是一個各國和平共處的國際秩序。明代中國和平的中華秩序理念得到了東亞以及印度洋各國的贊同和響應，各國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爲東亞乃至印度洋區域一體化的開端，爲全球化誕生於海上拉開了序幕。

　　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發展過程，即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出發考察，伴隨人類在探索海洋上的步伐加劇，人們的地理知識大大豐富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空前地開闊了。此前唐代的交往雖然廣泛，但沒有在東亞形成體系化的條件，當時存在一個強盛的大食；宋代民間對外交往興盛，但國家力量積弱，不可能形成一種區域整合作用。重新審視明初拓展至印度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爲可以看到，中國人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走向海洋，全面貫通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史無前例地將中華秩序的理想在印度洋付諸實踐。作爲平衡區域國際政治經濟勢力的大國角色，作爲負責任的海上強國，明代中國維護和保證了東亞乃至印度洋區域的和平與秩序，爲世界從海上連成一個整體、從區域化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基礎性貢獻。這段歷史對於今天也有積極的啓示意義。

　　（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