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振南：国破文化在
读中国史和欧洲史，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先是蛮族征服文明国家，过了数百年之后，蛮族征服者发现，自己被被征服者同化了。这话的真正含义是，蛮族征服者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是从征服者的角度说的。从被征服者的角度说，他们的国虽破，文化仍在，而且凭借著文化，最终将蛮族征服者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汉族之于满族。这种结局，恐怕是双方都始料未及的。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结局又说明了什么？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一个解体的文明社会中，一般可以区分出这样几个阶级：少数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阶级，其中外部的无产者，「由处于一个文明的边界之外的蛮族社会所组成」。对于这一点，我们很好理解。中国是一个早熟文明体，它的周边，一直蛮族环伺，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仅就北方而言，就有匈奴、契丹、女真、蒙古与满等。按汤因比的说法，一个文明与外部无产者之间，会有一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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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出现在边界，更多意味著隔离。中国长城如此，罗马哈德良长城也是如此。
边界的存在说明两点：一是吸引，二是隔离。文明的光芒照耀自身，还会越出边界，给周边的原始社会带来亮光。这便对处于前文明社会的邻人产生吸引力。同时，文明与外部无产者除了和平交往，更多的是激烈的战争，后者对前者构成极大的威胁，中国古代持续不断的边患，就是如此。由于两个集团持久的激烈斗争，它们之间变幻不定的边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坚固屏障。在中国，这道屏障表现为绵延数千里的长城。在欧洲，也有这样一道长城，这便是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用来隔离北不列颠蛮族的。当然，更多的「长城」是无形的和非实体的。一旦长城出现——实体的和非实体的——边界便更多地意味著隔离。
但屏障往往是用来突破的。蛮族突破边界，入侵处于衰落时期的文明社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蛮族的入侵，有多少成分是对文明的向往？又有多少成分是对物质的贪欲？似无分辨必要。在中国和欧洲历史上，蛮族对文明社会的征服，也非偶发事件。但更让人关注的是，蛮族在征服文明社会后的所作所为——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原因在哪里？这些措施的后果如何？……等等。
对于蛮族而言，军事上的征服，仅仅是征服的开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征服之后，由战争转为统治，由攻击、破坏转为管理、建设，这条路更艰难、更长。在这个转向中，蛮族先前的军事优势，都将化为乌有。他们将面临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就像日耳曼蛮族，在征服西罗马帝国后所遇到的那样。
关于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极简欧洲史》作者约翰·赫斯特有一段描述：「这不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他们「并不是把原有的居民赶走，也不是由雄兵战士压境进袭」。当时，他们居于帝国的北方边界。由于帝国羸弱不振，蛮族便一点一点蚕食边界，迁移到帝国境内定居。他们的初衷，并非夺取罗马人的政权，大概只是一张「绿卡」。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公元三世纪，罗马军队开始网络境内的日耳曼人，将他们招作雇佣军。现在，日耳曼人不但定居了，且进入军队并拥兵自重。最后，越来越强大的日耳曼人，从雇佣军反客为主：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掉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自己称起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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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罗马灭亡之后，教会势力依然存在，有完整的司法和税收系统，甚至拥有军队。
但这时，日耳曼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他们是不识字的蛮族。其次，他们没有成熟的法律。其断案方式及其简单：把犯人丢在水里，浮起来就是有罪，沉下去就是无罪。再其次，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收税！而收税，对于维持一个政权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自明的。怎么办？对于日耳曼蛮族来说，就地取材，求助于被征服的文明，应该算作一种较好的选择。
事实上，日耳曼人面对窘境的解决方案，就是皈依基督教。西罗马帝国灭亡，教会和教皇依然存在，旧秩序的关键部分完好无缺。当时的教会，不但有统一的语言——西罗马是拉丁语，东罗马是希腊语——而且有完整的司法和税收系统，甚至在这之后，一度拥有军队并开始十字军东征。史载公元496年，法兰克王克洛维一世皈依基督教。蛮族皈依基督教，并借助教会及信奉基督教的罗马贵族阶级，勉强完成安邦治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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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王克洛维一世皈依基督教。
中国历史上，也曾两次出现蛮族入主的情况：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清人。鉴于元朝只有不到百年短暂时光，将历时268年的清朝作为例证，似乎更有说服力。清朝的发祥地是东三省。入关之前，清人已非完全的蛮族，处于半开化状态，1599年始有文字，1601年施行八旗兵制，但到1644年，就取得了中国的皇位。这之前，清人经常迂回内蒙古，越过长城入侵华北，攻陷城市，抢劫而归。同时，又自觉接纳中华文化，一些领袖人物已半汉化。
明朝的灭亡，是因为接踵而至的两次打击，一来自境内的无产者即李自成，一来自境外的无产者即清人。清人的成功可谓渔翁得利，有某种偶然性。所以，在取得政权之后，尽可能地承袭明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造成的震荡。其次，清人的八旗兵制，本是适合游牧民族的制度，最大特点是属人而不是属地的管理方式；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与明朝的中央集权制相比，不但大不相同，而且相对落后。总之，清朝建立后，在文化上求助于被征服的明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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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律》作为蓝本，被《大清律》承袭。
首先是语言。清朝全国通用语言依然是汉语，这当然与汉人人口众多、沟通媒介一时难以转换有关（否则，需要大规模的语言推广，就像日本人在台湾和伪满州强行推行日语那样），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华文化远远高于清人的半蛮族文化。无独有偶，元朝的全国通用语，也是汉语，原因也应在此。其次是官制。据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清朝初年，中央机构如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都仿自明朝，且组成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满汉分授，尽可能地利用汉人官员。当然，掌握实权的都是满官，汉官只是副手而已（类似的做法，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地方行政组织也沿袭明朝，行省一级设布政使、按擦使、学政外，还增设总督或巡抚。第三是法律。大清律不但承袭明律，还成为历代刑法的集大成者。
清朝统治者最重要的一招，是举行科举取士。清人1644年入北京，次年即宣布继续进行科举取士。1678年，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当时除顾亭林、黄宗羲等，一些知名学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都来京应选。与此同时，康熙等还强调「满汉一体」，崇奉孔子，提倡理学，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中国传统思想。康熙在南巡时，还在山东曲阜祭祀孔庙，在南京谒明太祖陵。科举取士等等做法，是摧毁汉人知识分子心理防线的最关键一击。这让他们感到，孔孟道统仍在，中华文化不绝，只不过是统治者作了更换，故而放弃抵抗，转为顺从。经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中，侯方域剃发留辫，改换清服入仕（历史上真实的侯方域确实在顺治年间参加乡试）。侯找到李香君后，李愤而与其断交！原因是，侯方域已参透这些，李香君却不明白，故而有侯、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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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中，侯方域是向清廷归顺的汉族知识分子代表。
在编辑中华文化典籍上，清朝统治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康熙、雍正时，编辑了《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这是明《永乐大典》之后的一部大类书。乾隆时，又选派纪昀等学者160余人编辑《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所收书共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此外还有《康熙字典》，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汉字辞书，至今重印不缀。这些举措，对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说是厥功至伟，也不是不可以的。
凡此种种，既为笼络汉人知识分子起到极大作用，又为清人后来的完全汉化埋下伏笔。1911年，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大多数清人不但不会说满语，男人头上的辫子后来也不见了。事情常常有两个方面，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吊诡！到今天，满族已完全融化在汉族之中。由蒙古族诗人席慕容作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有一句：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歌里说的是蒙古族，但满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来检讨有清一代留下的影响。撇开清朝版图为中国历朝最大不说，还有两点影响至今：一是都城，二是语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由外来文明的代表或蛮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里，帝国首都往往最初设在帝国的边缘」，「在已经征服了的疆域的边缘特别便于帝国缔造者从本土进入的地点」。北京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首都，是从元朝开始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弃更南方的汴京而取近在咫尺的北京，原因当然是便于蒙古人从本土进入。明朝建都南京，后来却迁至北京，不知理由何在？而清朝再次建都北京，确实是高明的一招。首先，北京离清人发祥地距离相对近，其次，此举给汉人一个心理暗示：你们既然曾经接纳蒙古人的异族统治，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再次接纳另一个异族清人的统治？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建都南京，至少表示了一种「与清人不共戴天」的理念。但是，本朝又一次建都北京，却是基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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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者在何处建都，其实很有讲究。
至于语言，很多人都说，现在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已与中原古音相去甚远，主要原因是受到满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儿化音。统治者或占据者的语言，对被统治者或被占据地的影响，看看天津话里的安徽音，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了：北京、天津地域相连，语言却大异其趣，无非是因为李鸿章的淮军长期驻扎天津。当然，现代汉语中的满族因素，写起来是篇大文章，是我力所不逮的，非得冀骋兄这样的语言学大家，方可拿得起、放得下，前提是蒋公对此有浓厚兴趣。
清朝留给中国的遗产，肯定不只这些。上面分析的都城和语言，可看做是国破文化在的另一种解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国破文化在，说明文化是比国家（政权）更为久远、从而也更为重要的东西。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是希腊人。这话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它不过是说，欧洲人笼罩在希腊文化的光芒之下。因为被罗马帝国征服，作为一个国家，希腊在世界历史上长时间缺席，希腊文化却生生不息，流布至今，文化的伟力可见一斑！在与蒙古人和清人的交往中，汉人由被征服者变成征服者，其实质也是文化战胜野蛮，胜利者是文化本身。而文化不但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和人类的，中华文化的胜利，并不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提供骄傲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