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为陈瑞山教授、陈芳明教授、余光中教授夫人范我存女士、余光中教授、雨弦、张晓风教授、陈芳明教授夫人。（陈瑞山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南方周末》）

　　余先生不烟、不酒、不说荤腥笑话，当然更不会借酒装疯。他爱音乐，但从未听过他放声高歌，甚至连大声骂人的事也没见过，人称“学院派”。

　　真正的才子对自己的才华必须有所认识有所珍惜，且对同时代其他才子的才华也能认识并尊重。

　　我去常州

　　我去了常州。常州近水，曾经湖泊多如星辰，且在运河沿线，一向山幽天远，人情淳厚。也不知如何鬼使神差，一生漂泊迁徙的苏东坡最后从海南岛回来后，竟选择了此地作为终老之乡。可叹的是，只一年，他的肉体却背叛了他，他的肉体说：“我哪里也不住，我累，我要安息了。”苏东坡的最后一首诗，是在这城里写的。

　　但我去常州，倒不是为苏东坡（虽然他是余光中先生最爱的古人），也不是为他的深邃优美的纪念公园，而是为余老师幼时的一则故事。

　　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日本人进逼南京城，重要的国民党官员都已去了重庆，“携眷”太奢侈，所以“眷”得自己走。余妈妈便带着九岁的独子余光中从常州水路出发——常州，是余妈妈的故乡（这条水路，苏东坡当年走过，他从靖江出发，赴常州城）。余家要去上海，但去重庆为什么先去上海呢？因为中国已部分“变色”，有许多地方已是日军掌握的“沦陷区”，所以只得“绕道”。这一绕，可绕得远了，从常州，到上海（上海是租界，可以“自由行”），转香港，去安南（当时越南叫安南），再往云南，然后弯回重庆。四川是余先生生命中的重要驿站，他和余师母都在那一带度过他们的少年时光，他和余师母之间的“家中语言”也是四川话。

　　但我为什么要去常州呢？因为这地方差一点就是余先生幼年丧命的地方。话说逃难当日，在常州和苏州之间，梅花蒙蒙然不知国土之大难，一迳簇簇盛开，船在太湖地区迤迤航行。忽然，由于船伕逞能，不收帆，帆就撞上早先给炸坏的桥洞而倾翻了，“余小弟”用他细瘦的胳膊攀在桥墩上，天寒地冻，朔风野大，眼看命危，而余妈妈又想起钱还在船里，得赶快去取，否则，就算上岸，三天后也会饿死冻死……

　　不知是不是苏东坡一灵有觉，竟然去感动异方之人来搭救这孩子。救人的那人是位路过的日本军官（当地已是“沦陷区”，所以到处有日本人），他发话，并且对空鸣枪，叫众人过来救人。那日本军官那天所以途经此地，原是为了要去苏州看梅花。啊，幸好有梅花在开，幸好有想看梅花的人经过。

　　余先生大概因河水冷冽，一时失温，救上来便发起高烧。余先生童年时眉清目秀，一看便知是个慧黠的小孩。那军官一时动了怜悯心肠，便去拿了日本军方的药丸给这落水的孩子服用，“余小弟”很快便痊愈了，母子继续上路。

　　赤壁900周年纪念日

　　好，接着，再来说点好笑的事吧！

　　余先生生平于地理于历史都特别敏锐。前者是空间概念，后者是时间概念。

　　1982年秋天，阴历七月十六日，月圆之夜，余老师大抒其思慕古人之幽怀。

　　那一年，余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当天黄昏，他约了相熟的几个好朋友，先赴酒楼晚宴，然后，他们就出发去办“雅事”了。

　　明月当空，他们来到港口，租了一条小船。原来，那一天，余先生算好了，是个伟大的“纪念日”，日历上当然不会写，但对余先生来讲，这是“苏东坡游赤壁兼写《赤壁赋》的900周年纪念日”。《赤壁赋》，这么了不起的散文，岂可不为它作个“900周年庆”？

　　香港是个岛，周边是大海，海上仰望明月，想来自有一番清趣，何况同舟者也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一时俊彦。

　　当然啦，如果能去湖北，去黄州，去文章的原产地，那也不错。可惜那时代，要去内地，还不是十分方便的。

　　海，当然辽阔无涯，令人陡生壮志，只可惜港口太小，港内船只多如排蚁，你来我往，碰碰撞撞，陆上塞车，港中塞船，这在香港也是没办法的宿命……好吧，再忍耐一下，等船家冲出船阵，去到海上，那就好了……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半小时了，船还在左边擦擦，右边蹭蹭，看不出有任何突围的可能。

　　“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老在原地打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海啊？”

　　“我们当然只能原地打转！”船家的口气也不太好，似乎觉得这批人是浑人，全然不解事。

　　“我们要去海上呀！”

　　“我们这里的船就只能在附近转转，去外海，那是要有牌（执照）的呀！”

　　船家对这批客人的无知似乎颇为不屑。

　　这批学者哪里知道一个小小香港，在英国人手下还有这么多规矩？这些上通希腊天文，下通五洲地理的学者，哪里晓得去海上看个月亮，还要“执照”这么大的阵仗。想跟苏髯套个交情玩玩，在这个年头还颇不容易呢！遭贬黄州的东坡，尚可以自由自在“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身为民主自由时代的我辈反而只能困在如停车场一般拥挤的港湾里前冲后撞。

　　于是狼狈下了船，好在明月尚在，长空尚在，好朋友互相调侃自嘲的雅兴尚在，一番“仿效赤壁之夜出游”的华丽构想，到头来，全然变为闹剧草草收场。

　　余先生后来复述这段故事，既不愤怒，也无遗憾，居然还颇开怀，让我觉得当年那番出人意外的幽默而又荒唐的结尾，虽也令人错愕扫兴，却立刻让这伙朋友明白这是人生常态，有些情况，在二十世纪的香港，好像是回不去了。苏轼如闻此事，想必大笑三声，接着说：

　　“噫！有趣！有趣！”

　　字痴

　　“他呀！他这个人，我怎么说他呢？——他是个‘字痴’吧！”

　　说话的人是余师母。

　　我闻其言，放在心里，想了很久，其实一直也没想明白，余老师看到白纸黑字的时候，着迷的到底是什么？汉字对他来说，字字都是鲜活簇新的奇迹吗？都是仓颉今天早晨刚刚新创制新公布新颁发的吗？

　　余先生不用计算机，他用钢笔亲手写自己的诗，编辑舍不得去打字，便把整篇钢笔书法直接登在副刊上。看到的读者都忍不住惊叹一声。

　　如今，再也看不到晨起版面上那种典雅得像手工纺织布一般经纬交错且慎重斑斓的诗行了——这是我最最伤心且不甘不舍的事。

　　识己识人的大才具

　　余先生不烟、不酒、不说荤腥笑话，当然更不会借酒装疯。他爱音乐，但从未听过他放声高歌，甚至连大声骂人的事也没见过，人称“学院派”——但说这话的人大约至少带三分贬义，仿佛嫌余先生不开窍，挥洒不开，不像才子文人的狂放行径。

　　我却认为，“学院派”是个好字眼。使酒骂座之徒虽然图了个痛快，但能让世人过得好一点吗？中国大概有九十年之久缺少好文字了，能好好回到深夜灯下，兀然独坐，书写一个书生的一世襟抱，其实，余先生可算是另一种形态的宗教先知吧！

　　真正的才子对自己的才华必须有所认识有所珍惜，且对同时代其他才子的才华也能认识并尊重。

　　前年，美国有位歌手得诺贝尔文学奖，颇跌破某些人的眼镜。文教记者也傻眼，鲍勃·迪伦大名人人知，但他凭什么算诗人？又凭什么得奖？众才子是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这时候，记者最方便的采访请教的对象便是余教授了。其实远在半世纪之前的1960年代，余先生就看好鲍勃·迪伦，并极力推荐给年轻人。余先生也努力帮台湾“校园民歌”许多忙，视他们为新时代的新乐府。瑞典学院的那批评审，只好说他们比较稳健，他们过了五十年才想起鲍勃这号人物。套句曹操的话：“吾才不及卿，乃觉五十年。”（原句是“乃觉三十里”）烟烟酒酒，只是“作才子状”的小道具，余先生才真有其识己识人的大才具。

　　容颜

　　余先生一张脸如山石崚嶒，线条楞岩似经典，却不十分有表情，更不见夸张的戏剧性的五官变化。余先生双耳稍稍招风，让人想起塞尔特神话中的精灵。如果我是相学家，我会把这特征当“贵相”——我是指对文学家而言。余老师最常见的表情是不作什么表情，其次是正色凝视和善意聆听。他的眼睛大而清澈有神，每次他特别睁大眼睛的时候似乎代表他惊奇不能置信，那眼神似乎在说：

　　“咦？咦？事情怎么会这样？太离奇了吧？”

　　至于余先生的笑容，也是挺收敛的。但非常诚恳天真。就算大笑，五官变化也不大，不像某些文人或艺术家有时笑起来会比较夸张，例如拍桌子、打板凳之类，余先生则笑相和吃相同样斯文。大笑的时候，顶多也只是头颅稍稍后仰，上半身也微微后倾。《论语》中“莞尔”二字很难作解释，看余先生的笑容似乎有些明白，他的笑貌是同意，是接纳，是不动声色的鼓励。

　　“小把戏”是什么意思

　　余先生的写作年龄很长，长达七十年，是杜甫的两倍，李贺的四倍，而且，他又爱惜时光，所以著作丰富。可是，接下来就应该是诠释者的事了，就像有《昭明文选》，便该有李善，有杜甫就要有仇兆鳖。

　　举例言之，余先生在诗中曾用过“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时冒出来的词汇，余先生用它来象征吾人年老时“整个生理系统的背叛和倒戈”，这类典故的来龙去脉，如果没人来详加解说，叫小辈读来就有点吃力了。诗人写诗，本就有特权海阔天空，但得身旁有个“解人”。余先生故世后，台北某文艺团体请一位教授朗诵余先生的诗，其中有首诗是讲一群巷弄中的小孩，穿着木屐，踢踢拖拖跑来跑去，表现1940到1950年代的台湾风情，十分传神且有趣。

　　但朗诵者把一句“去追赶别的小把戏”解释为换了别的“游戏项目”。其实，这个“小把戏”，余先生是在写“方言”，四川方言，“小把戏”指小孩，通常指小男孩，是个善意的字眼，略等于“小家伙”，却更亲切（语音略如“萧八席”）。至于《五行无阻》里面涉及生死宗教的民间信仰和神话，读起来绝不比希腊神话省力，这些工程，也得要“有心人”来“上心”。

　　阳关

　　如果你是古代富翁，你也许会自豪于自家经营的千顷良田。如果你是古代小有资产的闲官，经营了一座妻子都不知道的果园，种了一千株好橘子，临终宣布遗产是“我养了木奴千头，够你们用的了……”

　　而余先生的遗产大家早已了然知晓，那就是他跨世纪的千首新诗。就这一百年来说，可说是位丰产诗人了。可是，他临行前似乎仍然稍有遗憾，他还有一首诗，题目都想好了，内容也洞然于胸，但写作还是需要体力和精力的，他终于没能写出来。他说：

　　“如果写出来——会是一首好诗——题目叫——‘阳关’。”

　　这段话，是余幼珊，跟他们住同一栋大楼的次女说的。

　　我倒宁可相信中国民间的传说，如果有一首诗，如果它构思太好，必会遭鬼神嫉妒，决计不想让诗人完成它。啊，那首诗中可能有万万不可泄露的神秘天机，有可以勘破世人痴迷的大智大慧，鬼神容不得这首诗问世……是这样的吗？……诗人站在玄关，前面是溟漠阴关，后面是灼灼阳关，阳关一唱，西出一别，远方是“有故人”，还是“无故人”呢？行者一举趾处，便是异域，而诗人暂立在幽秘的玄关……

　　上世纪，曾有个写广东大戏的才子，自称“南海十三郎”，中年以后，他又另加了四个字，变成“神憎鬼厌南海十三郎”。

　　啊，啊，一切的诗人都是神憎鬼厌的吧？有了诗人，鬼神就失业了——因为鬼斧，神工，全让诗人给夺去了，鬼神一时恨不得将众诗人歼灭殆尽，但可庆幸的是，斧凿可夺，已完成的工程却是长存的——虽然，还有一首诗，欠着，没写成。

　　然而，我只听“阳关”二字，便已动容，前一字读来刚强堂皇，后一字则婉转缠绵，而且，关，是《诗经》第一字，只此二字，我便觉得比之柯尔律治没写完的那首元代皇苑诗更为想象无穷……

　　啊，我想我应该去找书法家董阳孜，把这两字写下来，“阳关”——啊！那是大诗人脑海中摁下的最后钤记。

　　绝技

　　余先生有一项绝技，平常很少示人，倒也不是他藏私藏密，而是没有机会。

　　朋友见面，不是在觥筹交错的席间，便是在冠盖云集的演讲厅里，他的那项本事没法表演。他的本事是什么？原来是“打水漂漂”。在那个不十分有玩具而到处都有大小水潭的年代，小男孩普遍都会这项绝技，但玩得好不好却大有差别。

　　最重要的是——先要找一块好石片或瓦片，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圆圆扁扁，光滑趁手，身子要放低，丢的时候要记得，不是把石头丢到水里，而是要让它一路保持在水面上轻盈弹跳……

　　他说的道理我全懂，可是，我就是没练过这个把式。其实，要我说，我也有办法把条件说得很详细。

　　余老师那天把石头扔了出去，成绩不好，记得石头似乎只跳了五下。

　　“今天不好，这里没有好石头，如果石头好，可以跳十几下的……”

　　我们说话的地点在香港的新娘潭，时间是1983年秋天。那时我赴港客座半年，余老师余师母便招待我作一次郊游。

　　我很想帮着去找一片好石头，可惜找不到，也许是当地地质的关系吧！

　　啊，我只好凭想象力，想象有一块好石片脱手飞去，在池上一路跳远，点下一个复一个的圆心，而圆心一个个荡开，如满池用绿涟漪形成的许多老式黑胶大唱片，无声的音乐旋转回响，最后，石片在看不见的远方不知所终……

　　我近日回想往事，觉得要打好一场水漂漂之游戏也不容易，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凑齐。第一要风和日丽之际，狂风暴雨骤至可不相宜，雪雹交加就更可怕了。第二要一片大大深深的澄碧池子，浅水或臭水都不好，浅水没浮力，臭水败人雅兴。第三池畔如有阴凉的老树更好，否则烈日下光秃秃的池子令人疲怠。第四最好此地天生有许多用不完的又圆又扁又轻盈称手的石头片。第五，有技巧相埒的友伴可以吆呼竞技，扬起斗志。当然，如果此队人马中有今日之青年同行，想必他们认为最最重要的事是——事先把手机充好电，将整个过程详详尽尽地记录下来，那才叫完美。

　　不过，想着想着，我忽然吃了一惊，咦？这些，岂不有点像诗之大业的隐喻吗？

　　在宇宙中某一短暂的时间，某一狭小的空间，某个名叫大化的孩子投石向水，石子身不由己，遂欢忭脱跳，一路向前飞舞而去。然后，着水，水荡开……着水，水荡开……石子精心演出，着水，水荡开……最后，终于，一切恢复平静……啊，我在想，那澄静的琉璃池子会缅思那个高明的投石小孩吗？而那小孩会怀念那枚完全合乎理想的石子和它一路绝美而轻扬如点水蜻蜓的演出轨迹吗？至于那枚石子，它会回顾一眼自己所曾经奋力荡开的同心圆，以及那一圈复一圈有余不尽直走天涯的带着美声唱法的涟漪吗？

　　我站在想象的池潭之畔，试图用血脉中一度烙记住的一句半句如偈子又如棒喝的那些诗句，来挽留住现实世界里无方留下的水之縠纹或风之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