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香港电影《十年》是今年一月底香港电影金像奖甫公布入围名单，《十年》与《五个小孩的校长》(关信辉)、《智取威虎山》(徐克)、《叶问3》(叶伟信)、《踏血寻梅》(翁子光）一起入围 「最佳电影」这)个项)目。当时消息一出中国官方随即开始放话、河蟹 ，甚至明文禁止中国媒体转播金像奖颁奖典礼。记得看到这些新闻时我并没有多想，只觉得这应该又是一部被放大检视的小品电影，又觉得中共何必如此紧张？香港本土电影的影响力本来就已经越来越弱，是在怕什么呀？(认真貌)

之后在四月的颁奖典礼上，压轴项目「最佳电影奖」的颁奖人赫然是本届金像奖董事局主席尔冬升（备注1），当他打开信封宣布本届最佳电影是由《十年》夺得的时候，在电脑前面的我几乎可以感受到全场观礼嘉宾在不同的座位区域有不同的反应，这欢欣有之、惊愕有之、振奋有之甚至愤怒有之的情绪分隔，就像我们在挑演唱会座位一样，前十排是红色摇滚区、中间是蓝色座位区、二楼是便宜的看台区 。 如此泾渭分明的情绪反应，竟然比电影本身更令我想要探究，尤其是寰亚电影老板林建岳以及电影投资人身兼资深演员黄百鸣的猛力砲轰反而挑起我的看片欲望。当然当时内心也有一阵焦虑狐疑：难道电影本身Quality真的有问题吗？难道这真的是政治意识凌驾了艺术吗？

看了电影之后，发现我的政治焦虑太过于肤浅了。

或许你会问:除了政治，《十年》这部电影还可以谈什么？我想就先从林建岳与黄百鸣的怒火说起吧。黄百鸣发言的大意是「影片成本低、没有提名其他单个项目代表制作技术不完备、以后我也要来拍尖锐题材就可以得奖」，其实要反驳黄百鸣这套说法有很多种方法，例如「低制作成本」这点就有网民找到1998年陈果导演的《香港制造》制作经费同样为50万港币，同样也荣获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奖。但我比较注意的是黄百鸣的的言下之意，他认为这种结果「对认真去做电影的投资者并不公平」。而林建岳的说法更是浅显易懂，他说「假如我跟你说，有一间馄饨面店是全香港最好的餐厅，你会不会服气？一个新的导演，第一部戏会好过徐克吗？可能你说见仁见智，但对我来说，我不承认。」

在此我们先假设这两位前辈是为了「健全香港电影工业」而发声，发言不仅无关(讨好某方的)政治立场，反而是不希望政治影响香港电影，那么他们觉得好的电影是什么？
综合他们的说词，看起来他们似乎觉得一部好电影必须要有「精致的场景布置」、「细腻的灯光设计」、「出色的摄影构图」、「高雅的服装美术」、「成熟的演员演技」，换言之，他们认为形式上的「美」或「完备」才是一部好的电影。

可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开心鬼》？我们为什么喜欢《家有喜事》、《最佳拍档》？为什么《富贵逼人》系列、《表姐你好》系列、《省港奇兵》系列会如此受欢迎的拍了好几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些电影，不是它们有完备的形式，而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些电影里呈现的世界，我们一看再看，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逼人、又逼人、再逼人...看到最后与其说是我们看著电影长大，不如说是电影看著我们长大。这是黄百鸣后来制作的合拍片《家有喜事2009》、《花田囍事2010》、《八星抱喜》做不到的。对香港观众、香港电影金像奖来说《五个小孩的校长》、《智取威虎山》、《叶问3》可能也做不到…

法国艺术评论家尼可拉斯．柏瑞欧（Nicolas Bourriaud）曾说『通常我们会将形式定义为周边轮廓而不是其中的内容。然而现代美学说到"形式的美"（Beauté Formelle）其实是自行创造出了一种形式（forme）与背景（fond）的对等性，将形式与背景混合（或者说是混淆）了。我们根据艺术品的造型形式（forme plastique）来评价一件作品；对于最新的艺术实践，最流行的评论是拒绝赋予这些实践以"形式上的有效性"（éfficacité formelle ）的，或者往往指出这些实践在"形式上的解决"（résolution formelle）方面有所欠缺。观察当代艺术实践，在"形式"之外，我们应该谈的还有"形成"（formation）：某个物件（艺术品）在一种风格或是一个署名的介入之下便自我封闭了，而当下活跃的艺术则相反——只有在会面时，在艺术命题与无论是否具有艺术性的其他资讯之间产生交谈的关系中，这些艺术才会呈现出其形式。』(《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来源)

我想《十年》之所以以50万港币的成本达到6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之所以夺得金像奖最佳电影；之所以被认同是艺术，正是因为它在「与其他资讯之间产生交谈的关系中（抨击、河蟹、禁播），『形成』它的艺术形式」。这关系是林建岳所言「部分评审对电影的认同超越单纯艺术和技术」；是诗人兼影评人廖伟棠所言「金像奖颁发『最佳电影』予《十年》是牺牲了艺术」；是环球时报所言「电影是吓唬香港社会的思想病毒」。换句话说，中共、环球时报、林建岳、黄百鸣等人是让《十年》的艺术形式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啊！

台北电影节在7月9号办了一场「《十年》电影焦点对谈讲座」，邀请五位导演以及作家平路女士与观众对谈。会中我问了个(应该不是很礼貌的)问题：「这样的议题香港一些导演如杜琪峰、陈果都讨论过，只是他们用的方式都是隐喻隐喻再隐喻，为什么《十年》要用这么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这让电影不像艺术作品比较像是社会工具？」《自焚者》的导演周冠威回答「我想要直白，所以我比TVB更TVB，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艺术，但我想强烈直接，如果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要快被撞，你不会跟他说马路如虎口，而是直接把他拉出危险！现在的香港已危险到需要如此发泄出来，我不会说这是最好，但我希望能够看得明白、清楚，这也是艺术的综合。」

关于直白的部分，如果这个回答是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之前，或许还不能说服我，但眼睁睁看著共产党违反50年不变一国两制的承诺跑到香港抓人、采取恐怖手段要拿到购书人的资料，不得不承认导演说的很正确:「现在的香港已危险到需要如此(直接的)发泄出来!」

另外，我也认为对于批评者所要求的艺术价值《十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

诚如大家所知，构成《十年》的五部短片分别是郭臻导演的《浮瓜》、黄飞鹏导演的《冬蝉》、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周冠威导演的《自焚者》、伍嘉良导演的《本地蛋》。
开场短片《浮瓜》的导演郭臻其实早在2010年(他的作品)就跟台北电影节的观众见过面了。那年策展人选了同样是短片集合的《香港四重奏》进入「亚洲大不同 Voices from Asia」的单元中，原本四重奏分别是为罗卓瑶的《赤地》、邱礼涛的《生炒糯米饭》、麦曦茵的《偏偏》 以及陈果的《黄色拖鞋》。不过后来罗卓瑶的《赤地》因故取消(据说是要到别的影展抢世界首映)，改由郭臻的学生毕业作品《妈妈离家上班去》代打。当时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学生作品能与邱礼涛、陈果的作品并列，看过之后我给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不仅仅是内容上外籍保母的剧情很能引起港台观众的共鸣，而在制作技术上，郭臻的毕业作跟两位大师比起来没有逊色之处。

而根据维基百科资料，《自焚者》的导演周冠威在2013年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是由九位香港演艺学院学生共同创作，周冠威以外其他八位同学负责摄影、录音、剪接、后期制作等工作，是少数能够在院线正式放映的学生作品。台湾的电影台曾经播过这部电影，虽然未臻完美，但算是一部合格之作。

另外可能很多人也发现到，《方言》的导演欧文杰也是杜琪峰银河映像20周年纪念大作《树大招风》的三位导演之一，《树大招风》之好看，我可以给他99分！

举这三个例子只是要说明，我觉得导演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做得更美、更好，不过就如《冬蝉》的导演黄飞鹏说:「我们拍《十年》，这或许是逼出来的，因为资源有限而用短片组合与想像来做，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等，等到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奥援、更成熟的时机，可是《十年》连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类似台湾的辅导金）都来不及申请（申请时程需约半年以上），选择以50万港币为总制作费（等于平均一部短片的成本是10万港币/40万台币）来拍摄。或许，五位导演在一开始就放弃追求那种工整的形式、完备的美学吧！

这也让我想到葡萄牙当代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Pedro Costa曾说过他已经不想再拍电影，因为他发现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人力拍出美美的电影，但美美的电影并没有改变什么，这世界还是有90%的人生活在苦难中。（2015年台北电影节映后座谈语）

我们应该庆幸，连同这五位导演在内，还有许多人没有对电影失望，依然想要透过萤幕对这个世界有话可说。

当然，你可以说「Un cinéphile est quelqu'un qui attend trop de choses du cinéma.」（所谓的影迷就是对电影有太多的期待~Serge•Daney），你也可以讨厌这种政治主题先行的电影，但我认为现代政治过程经过常态化之后（从不能讲到可以私下小声讲到可以对不特定的大众讲），以及国家政治所建构经济体系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时，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已经是一个绝对的状态。换句话说，现代人每天的生活都脱离已经不了「政治」，如果你不希望意识形态渗入艺术当中，那你必须比其他人保持更高的警觉，警觉渗进你生活日常的是什么？

下文剧情心得

《十年》五部短片中，最浅显易懂得应该是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剧情描述10年后的香港，广东话已经被边缘化（其实现在中共已经将广东话贬抑为「方言」），普通话成为主流。剧中主角是一名计程车司机，因为没有通过普通话的考试，被政府规定只能在有限的区域载客，不仅影响生计还失去尊严。相信许多逮丸同胞看到这一段都心有戚戚焉吧，当年在学校讲台语要被检举、被罚钱的暗黑回忆浮上心头…欧文杰导演在座谈会上说，他并不是要排挤中文，而是想守护广东话。老实说，看到现在台湾的小学开设方言课，我内心常常只有一阵悲凉，台语被国民党用政权的力量消灭殆尽后，我不认为它能在一周几小时的课堂上得到新生。语言是活著且不断变化的，从前强调说台语（或说台湾国语）是没水准；现今强调"台语之美"，就我个人观点这两者都不是正常的现象，能用这个语言好好表达自己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但曾以学讲广东话为乐的我，确实没料到有一天香港的小学生会说出「喔~你说广东话~我要告诉老师!!」…

跟《方言》比较起来《自焚者》的剧情则是稍稍复杂一点，尤其对海外的观众来说，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有误欢迎指证。除了暗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类似台湾之前的刑法100条-专治内乱罪)，并辩证香港的未来是要维持一国两治、要求英国协助或者直接港独。也借由影片不同年轻人的立场去思索和平抗争与激烈手段是否是完全对立的行动方式。《自焚者》虽然用的是伪纪录片的形式在讲故事，但影像表现充满诗意，而且当中牵涉复杂的时代背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也让电影在直白外多了讨论空间。

至于郭臻的《浮瓜》则是讲述中共当权者为了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其实应该就是上述的「基本法第23条」），利用黑社会小喽啰自导自演一桩枪击案，希望借此恫吓香港市民达到立峻法的目地（讽刺的是其手法跟环球时报批评《十年》是的内容一样的）。我觉得《浮瓜》让人惊艳的是导演对政治阴暗手段的想像力：黑吃黑、制造主要敌人、欺骗次要敌人、政客自导自演、假戏真作、真戏假作，尤其是袭击行动前那些人五人六的政党领袖为了谁被杀而起纠纷，每个人都希望是"本党"的议员被枪击，借此拿选票、求版面，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像台湾这种被政党政治耍了10几年的人才会暸这个，想不到香港人会有这种黑色幽默的想像力。

《本地蛋》是最后一个故事，主角是我都称他为三叔的廖启智（他在《无间道2》里吹口琴的模样印象很深刻）。三叔在影片中饰演一个杂货店老板，随著政府的严苛政策，香港本土产业日渐紧缩，就连杂货店卖的蛋不能写上「本地」两个字，以致香港最后一间养鸡场决定结束营业前往「台湾」找退路。小纠察队除了在街上查看有没有违禁用词，也会跑到书店视察有无租售禁书。说真的，这部短片原本因为小纠察队就是红卫兵这个比喻太明显而会显得太荒谬，但好巧不巧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结果电影反会像郭臻导演在座谈会说的「我们预设的情况已经陆续在发生了，可能是我们想像力不够吧，没想到更夸张的内容。」

 

黄飞鹏导演的《冬蝉》是这五部里风格最为特殊的一部，在喜欢「直接电影」的香港，似乎被戏称是最多人看过的实验电影。事后找资料才知道，电影所要描述的，不只是我以为的历史、记忆与保存之间形而上的关系（想到陈界仁），导演黄飞鹏本人参与马屎埔村护村运动多年（可类比台湾大埔事件），所以《冬蝉》要表达的好像是更实际的更具体但也是更悲观的理念：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失去很多，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标本。

两年前受一位关心环境议题的朋友的邀请，我跟她曾到马屎埔村以及马宝宝农场走马看花了一个上午，还很应景的在香港戏院看了《窃听风云3》（讲新界土地征收的利益纠纷）。后来又在纪录片《未够秤》里看到主角之一不到18岁的马云祺常年参与反高铁运动，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香港不只是我以为的金融中心，他如今面对的新旧问题、发展与保留问题、经济与环保的问题，种种矛盾根本跟台湾就是照镜子。

《冬蝉》的节奏虽然稍有拖沓，但主题思考不同于其他四部影片，且影像构图具有诗意，也许再看一次会有更多的感受。我喜欢男主角决定把自己变成标本的设定，如果你不想被改变，只有永久的保留现在的自己。

这五位导演拍完这部电影后，创作生涯我想应该多少会有点改变。意料中的就是往后新的企划都会遇到阻碍，投资人或片商可能会碍于中共而却步。但我猜也有投资人拿著钱来，要他们拍20年、30年、50年…无论是哪一种改变，都会是一种扼杀。只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太多、也不要太久，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不同属性的作品。

最后用我偶像杜琪峰的话当结尾:「问题不是他们(导演)为什么这样拍，是这个世界是这样，才让他们有机会这样讲…」

备注：尔冬升他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主席想出风头，是找不到人担任颁奖人，因为大家都怕打开信封，真的是「十…」开头的电影。他又说，一个写颁奖典礼脚本的年轻人问他「脚本里可以出现"十年"这个词吗？」然后他回答「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我个人觉得他说完话之后底下一阵尴尬..

后记1：我在台北电影节座谈会上问的问题好像有点不礼貌，但没有要呛声的意思….（已流泪）
而且其实我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没问到(´・ω・`)…
我想问导演们，拍过这《十年》后，对「电影」（Cinema）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希望有人认识导演的话可以帮我转达一下π_π
还有《浮瓜》为什么要叫「浮瓜」？

后记2：我尊重林建岳以及黄百鸣以及寰宇电影公司老板林小明、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等等所有对《十年》的批评，电影本就是很主观的。但是，只是因为一次结果不满意就发动更改金像奖赛制我就只能送你一句"你黐线"(发音:雷欺醒)

2016/6/28更新:感谢荷兰电影人董小姐提供消息，根据郭臻导演参加荷兰电影节的映后座谈说法：浮瓜是香港人的一项传统，如果人过世或失踪，亲人会在水上（海上）放瓜呼唤那个人的名字。瓜浮在水上随波逐流，他觉得就像香港人的命运一样，无法自己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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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占中我想说的是...

照片多数来源:《十年》官方粉丝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