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報特別報道：死者終於發聲
在2018年年初，上烏拉爾斯克監獄進行了一次翻修。在更換地板的時候，工人們在其中一個囚室里發現了放有手稿的秘密儲藏處。這些自製的雜誌和小冊子是由30年代未經法律程序審判而被直接投入監獄的政治犯們寫成的。車裡雅賓斯克州的聯邦監獄管理局允許對部分文件進行影印——現在，《生意人報》（《Ъ》）將它們公之於眾，並附帶一些歷史學家的評論。
在上烏拉爾斯克監獄312號囚室進行地板定期維修工作時，工人們發現了秘密小冊子的儲藏處。這座建築修建於1910年到1920年之間，而從1925年開始的十年里，這裡充當了格別烏（ОГП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НКВД）的政治犯隔離場所。「這個囚室的地面是一些用層壓技術製成的薄板——一片疊著一片。它的下面是輕薄的墊板，再下面就是一些殘渣，所有東西都被藏在那裡，」 車裡雅賓斯克州聯邦監獄管理局的新聞發言人對《Ъ》說，「為了把地板拆下來，我們需要對整個囚室動工，但三十年代的政治犯們設法把文件藏了進去。」所有的文件都捲成了軸，並且捆在一起。「可能是為了更不引人注意。」發言人推測說。其中一部分文件被蘇維埃的報紙包裹起來，以便於存放和提高保密性。
囚室里總共發現了30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損毀嚴重，無法在不藉助專業設備的情況下閱讀。與此同時，部分小冊子上還提到了一些沒有在312號囚室找到的文件。聯邦監獄管理局發現的文件里有如下一些文章：《列寧主義反對派的策略和任務》，《革命的危機和無產階級的任務》《蘇維埃國家的演變以及波拿巴主義的危險性》。囚犯們甚至發行了手寫版的雜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上面刊登犯人們的文章，比如《二層囚犯放風時的討論會議言論記述》。文件里還提到一些房間的號碼，以及一封《給編輯們的公開信》。
聯邦監獄管理局相信，這也許不是政治犯們留下的唯一一處儲藏點，但他們不打算特地為此去撬開其他囚室的地板——他們需要等到下一次定期維修。
現在國立車裡雅賓斯克大學歷史哲學系正在對這些手稿進行研究。學者們說，他們希望能在兩年內公開發行全部文件的彙編集。
應《Ъ》的請求，聯邦監獄管理局同意對其中兩本冊子進行影印：《列寧主義反對派的策略和任務》，以及《國內形勢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Ъ》提供手稿的照片（ZIP格式，共14MB）及辨認後的文字版本供讀者閱覽。（請點擊進行閱覽）與此同時，我們的編輯邀請了俄羅斯著名的歷史學家對這次發現進行評價。他們點評了手冊上的內容，告訴我們這些手冊的作者是誰，以及作者們之後的命運如何。
誰編寫了這些手冊？
他們為什麼會進監獄？
茹科夫：首先我們要清楚20世紀20年代中期我國的政治局勢。在我看來，那時的政治權力分為三個派別：「左派」是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隨者，以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右派」是政府首腦李可夫和黨的主要理論家布哈林；「中派」則是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和其他一些人。左、中、右，他們爭鬥的結果如何，我們都很清楚了。
古謝夫：很明顯，手冊的作者是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是反對派的代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1923年開始，他們在黨內進行反對斯大林的鬥爭，最後在1927年遭到失敗：聯共（布）九大通過了將所有反對派開除出黨的決議，約有七千人受到波及。其中一部分人屈服了，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然後恢復了黨籍。但是還有數千名積極分子堅持進行抵抗，他們稱自己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
福金：雖然他們是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但他們並不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是叫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他們來說這種強調是非常關鍵的。他們認為，有一種列寧領導實現的「正確」的革命，還有一個由列寧和托洛茨基共同建設的「正確」的蘇維埃聯盟。
古謝夫：從1928年到1930年的三年時間裡，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以一個地下政治組織的形式進行運作。他們發布地下通訊稿，印刷傳單，試圖去影響工人階級。當然，斯大林的格別烏花了大力氣和他們鬥爭。他們中有一部分人被流放，最活躍的那些人則被送去了政治監獄，而上烏拉爾斯克的監獄則是這些政治犯的主要去處。
監獄到底是什麼樣的？
囚犯們怎樣成功發行這些手冊和雜誌的？
茹科夫：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蘇聯境內共有5個政治隔離所：雅羅斯拉夫、蘇茲達爾、上烏拉爾斯克、車裡雅賓斯克和托博爾斯克。它們還不是古拉格集中營，而是專門用來隔離社會異見分子的監獄。他們可以在那裡看報讀書，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政治。
列普尼科夫：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從20年代到30年代初這段時間裡針對反斯大林派別的政治壓迫，和1934年起開始實施的政治壓迫完全是兩個概念，它們的性質全然不同。當然，監獄的管理和20年代相對平靜的局勢並不允許他們建立任何「討論俱樂部」或是進行公開的托派政治鼓動，但他們對革命的辯論甚至仍然可以在監獄裡進行。
- 「國內正在進行的事件以它獨特的、把歷史的當下階段同前些年明顯區分開來的性質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這些特徵似乎標誌著無產階級專政『中派時期』的最後階段，預示著一次直接的過渡：如果無產階級有足夠的力量扭轉政柄，使國家向它需要的方向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在一個更高的基礎上復興；反之，如果波拿巴主義的反革命佔了上風，它就會面臨最終的滅亡。」
——《國內形勢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
古謝夫：隔離所里大約有250人。那裡不只有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還有其他一些政權反對者：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個叫「共產主義區域「的組織在囚犯中壯大，逐漸成為了獄中最大的團體——1932年，組織內有140至180名共產主義者反對派，即所謂的」上烏拉爾斯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團體「。
上烏拉爾斯克隔離所保存了監獄維護的「政治「規章。獄方沒有把政治犯同刑事犯混為一談，而是把他們單獨安置，並且給予他們一些指定的權利，例如，他們不需要參加強制勞動。他們被按樓層分批帶去放風，同一層樓的」居民們「就可以在這段時間裡開展討論、辯論，甚至是發表報告和監獄」黑刊物「（самиздат）。
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安特·奇利加（Ante Ciliga）是隔離所里的其中一名囚犯，他奇蹟般地重獲自由，逃離了蘇聯。他出版的回憶錄里講到，他被上烏拉爾斯克隔離所里的氣氛深深地震驚了。據他所說，隔離所是全蘇聯唯一一處還存在開放而生動的政治生活的地方。奇利加寫道：這個監獄是自由的小島，因為監獄之外萬馬齊喑，監獄之內卻可以暢所欲言。他說，這裡可以看到蘇聯真正的議會——如果這裡准許搞選舉，就真的可以選出一個議會來。
福金：有一種歷史觀點堅信，在1927年托洛茨基失敗之後，俄羅斯的左翼反對派實際上就不復存在了。但這次的發現證明，就連斯大林的監獄也沒有摧毀這些人。他們組織起來，並且繼續抗爭。從他們的手稿里可以看出，他們真的在不懈努力，為蘇維埃的發展提供一種替代方案。
我們可以從手稿里了解到什麼信息？
福金：有一個穿插在幾乎所有手冊里的主題，那就是斯大林讓蘇聯走了歪路。比如說，《蘇維埃國家的演變以及波拿巴主義的危險性》這篇文章就表明了這一點。他們寫道：讓我們回想一下，法國大革命是如何發展的。一開始是正確的：為窮苦人的權利而鬥爭，消除所有的封建形式。但接下來拿破崙·波拿巴掌了權，他加冕稱帝，徹底顛覆了革命。政治犯們又指出，現在斯大林的舉動就像拿破崙一樣，那麼未來也是在預料之中的——大約會和在拿破崙手下一樣，不是主張革命，而有某種帝制傾向。其實他們是對的。他們相當正確地評價了斯大林主義的發展趨勢、個人崇拜的形成、民族主義，等等。
在另一份文件里，他們於1932年就預測到了蘇德戰爭的爆發，並且相當嚴肅地建議首先把紅軍的空降部隊部署到德國去。這當然是紙上談兵和空想主義，完全脫離了現實，但不管怎樣他們為情況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斯大林比提出這種軍事冒險想法的作者還要更實用主義。
在這些手稿里，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更像是科幻作品的現實可能性，他們所描繪的另一種蘇聯真的相當有趣。
- 「機構里的反革命核心在失去統治工人群眾的權力之後，會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我們向貧苦農民施加影響。但當他們想盡辦法要用極「左」翼的冒險進行清算時，在他們測算農民階級要做出多少讓步時，貧農們決不會袖手旁觀的。因此我們在農村的境況絕對不是毫無希望。我們不僅應該向農業工人，還要向更重要的農民階層闡明：列寧反對派絕不會屈服於全面集體化的狂熱，絕不會被用行政手段消滅富農的幻影所蒙蔽。」
古謝夫：我們的話題涉及到1932到1933年，這個階段緊隨著所謂的「大轉變」——斯大林在那時終止了新經濟政策，啟動了全盤集體化和猛烈的工業化。這種社會經濟現實是作者們注意力的焦點。他們相當尖銳地批評了斯大林的路線和整個斯大林體系。對於他們來說，斯大林主義就是官僚集團的專制權力，它背叛了革命，曲解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
他們寫道：這個集團無節制地剝削工人，搶劫農民，使他們陷入飢餓，逼得農民起來造反。他們又直言不諱地說：斯大林政權就是靠「發達的欺騙和暴力系統，靠格別烏的血腥和目無法紀」支撐起來的。
他們說，官僚政權把國家拖入到極「左」的冒險之中。「飢餓有著瘦骨嶙峋的手，它將更加兇狠地刺進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喉嚨里。」他們認為，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採取的方法從長遠角度看會破壞生產力。列夫·托洛茨基在國外也對五年計劃做出了評價，我們可以看到，他被關押在上烏拉爾斯克監獄高牆之內的支持者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從這些文件里，他們得出了決定性行動的實施方針。他們寫道，工人應該為恢復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而同一時間的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都還堅持認為，可以在部分同意官僚統治者的基礎上改變整個系統。托洛茨基在1933年仍然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寫信，向他們提議和平、改革，諸如此類。而在蘇聯內部，實際上已經沒有和他一樣，對中央抱有幻想的人了。也就是說，他們比托洛茨基自己還要激進得多。
- 「1932年主要農業運動的負面結果意味著什麼？——阻力不斷增長、農民破壞生產，在這樣的基礎上，它們揭示了農業的進一步退化。農民以這種消極的形式表達了鄉村地區對於領導經濟工作的官僚系統的政治反對。而對工人階級來說，這一切都意味著他們物質條件的進一步惡化：飢餓那瘦骨嶙峋的手將會更加兇狠地刺進他們的喉嚨。」
茹科夫：他們認為，斯大林沒有能力完成五年計劃。不會有什麼工業化，一切都會失敗，最後落入深淵。他們對實際建設落後於計劃的程度做出了精細的計算，並且找尋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誰呢？那當然是斯大林。只有他要為這一切負責！
隨後，文件的作者直言不諱——一旦斯大林被判定有罪，那麼從工人階級里崛起的反對派就能得到鞏固，然後把權力握在自己手裡。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提出了一種相當不準確的觀點，即斯大林的中派集團有可能會推行一些政治改革。
列普尼科夫：有趣的是，他們不光批評斯大林，而且還反對布哈林。他們鄙夷地把他的經濟方案稱作「烏斯特里亞洛夫-布哈林主義」。
- 「打倒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向以鄉村貧農和僱農的首創精神以及與中農的聯盟為基礎的、真正的列寧主義集體化致敬！」
- 「為了限制剝削富農的主張而奮鬥！反對烏斯特里亞洛夫-布哈林主義的新『耐普』計劃！」（譯註：新『耐普』[НЕО-НЭП]指支持重拾新經濟政策的主張。）
- 「我們的革命將很快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在一起！萬歲！」
我們能說出這些手稿作者的具體名字嗎？
古謝夫：我們從其他渠道得知誰被關在監獄裡，這些渠道包括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公報》，上面公布了所有被逮捕同志的姓名。但現在我們找到了確切的證據——文件之中有人員的清單。他們是用首字母簽名的，但大家都很清楚，這些首字母指的是誰。比如，一份文件里提到了МБМ，顯然，這裡指的是米爾曼（Мильман）、巴爾金（Баркин）和梅爾奈斯（Мельнайс），三位在獄中的著名反對派活動家。其他的一些首字母也能被完全解讀。
我們發現，這裡關押著一整群優秀的理論家、共產主義反對派的思想家、紅色教授學院的畢業生、記者、歷史學家、社會學家……
政治犯們接下來的命運如何？
古謝夫：安特·奇利加在他的回憶錄里認為，這些人只能被勉強看作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思想經歷了嚴肅的進化，使他們變成了極權主義的自覺反對者。他們意識到，必須要用激進的革命手段改變整個系統。
他們的命運充滿悲劇，因為政權對這種自由主義忍耐不了多久——哪怕這種自由深陷牢獄之中。從1933年起官方就開始逐漸流放一部分人，並把另一部分人送進集中營。隨後，又把他們分流到普通的監獄和古拉格設施去，但哪怕是在這種地方，他們也沒有停止鬥爭。甚至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里，在最惡劣的條件下，他們還在嘗試反抗，組織了監獄罷工和絕食抗議。此時，他們得出了結論：斯大林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必須要誓死進行抵抗。這一切只有一個可能的結局。事實上，安特·奇利加是唯一一位倖存者，其他人都被斯大林下令槍決了。
別連金：大約在1935年，官方把他們從政治隔離所里押解出來，送去不同的流放地：我們從各種回憶錄里得知，有些人被送去沃爾庫塔，有些被送去馬加丹。還有包括多羅申科、雅科文和普薩爾莫別夫采夫在內的數十人被送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米努辛斯克。他們在流放中沒法進行什麼活動，因為他們一直被嚴密看管著。每個人都在工作，租住在房間里，等待著下一次拘捕。他們心中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了。
1936年，官方在他們暴露的線索引導下展開了搜查，希望找到這些手冊。他們嘗試把手稿從監獄裡弄出來，因為他們希望能有一線機會把這些文件傳遞出去，也許有機會能和國外的托洛茨基建立聯繫。
首先搜查了多羅申科。在關於這次收繳的檔案里這樣提到：「在專門挖好的凹槽里有圓柱形的小筒，裡面發現了多次摺疊的手稿」；「在裝著鋼筆的手提箱內側發現了藏有紙片的圓筒」……接下來他們傳喚了雅科文，並且問他多羅申科有沒有給過他氈靴，但他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結果氈靴里也疊著從隔離所帶出來的紙條。全部12名曾經在上烏拉爾斯克呆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受到了訊問：他們的團體，以及他們的出版物。
當權者如此害怕這些人，害怕這些病怏怏的囚犯。畢竟他們已經放棄了一切，除了罷工什麼事也不想。最後，他們的死法簡直絕無僅有：未經審判，他們就在暴風雪中遭到了機槍的掃射。
在您看來，這次發現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列普尼科夫：這次發現獨一無二。公布這樣的史料能夠為蘇聯黨內鬥爭史增添不少清晰的細節。歷史學家們長期以來都知道監獄裡存在這樣的政治「黑刊物」（正是政治！），但是這還是第一次發現這麼多原件。
古謝夫：我的工作就是研究這個課題，對我來說這是極其珍貴的發現。這些文件真實地展現了那些在30年代自稱斯大林政權反對派的人們的立場——他們並不隱瞞這一點，而是公開地表達看法。
這次發現的獨特性在於，這類文件是首次發現的。歷史學家們知道有這種手寫文集的存在——早在30年代初，一部分文件就隨著托洛茨基一起出了國，並且被發表在《反對派公報》雜誌上。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蘇維埃反對派文件被托洛茨基帶走。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們都找不到那些文件：長期以來我都在尋找它們，向所有檔案館發電詢問，請他們進行搜索，但在哪裡都得不到肯定的答覆。
茹科夫：這些文件非常獨特，它們的完好性令人驚訝。因為在此之前，我們事實上只能知道誰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而他們的名字在戰前都是用來嚇唬小孩子的。（註：茹科夫先生出生於1938年）的確，畢竟那個時候最嚴重的指控就是「托派」。
我們都知道托洛茨基，知道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和皮達可夫，但沒人知曉他成百上千的狂熱追隨者究竟是誰。而現在，我們有機會去認識一個普通的、鮮活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想法。他們如何評估國內的局勢？他們有什麼建議？他們的希望是什麼？這就是最重要的。死者終於發聲，相信您懂我的意思。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我們來說不再是一個神秘而模糊的群體，這一點非常關鍵。他們變成了鮮活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夢。
《Ъ》在此公開一部分上烏拉爾斯克監獄政治犯的信息，新發現的文件上提到了他們的名字。
米哈伊爾·安東諾維奇·波德羅夫，1902年生，1919年至1923年在紅軍服役。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指控被開除出黨。1935年被判五年勞動改造，1937年9月14日遭槍決。
費奧多爾·巴甫洛維奇·薩索洛夫，1902年生，農學家、計劃人員。被判三年勞動改造。
伊萬·彼得洛維奇·普薩爾莫別夫采夫，1897年生，鉗工。1916年入黨，1917年至1921年在紅軍服役。1927年因「加入反對派」而被開除。1929年被判三年政治隔離，1934年因參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判流放米努辛斯克三年。1938年3月30日遭槍決。
卡爾·彼得洛維奇·梅爾奈斯，1901年生於拉脫維亞，全蘇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前成員，就讀於莫斯科大學物理學數學系，並於1925年開始領導眾多學生反對派團體。1927年被捕，1930年被判三年勞動改造。1938年3月3日遭槍決。
阿隆·葉夫列莫維奇·帕皮爾梅斯特，1902年生於托木斯克，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9年被除名。1935年因「反革命罪行」被捕，1937年10月8日遭槍決。
帕維爾·葉夫列莫維奇·帕皮爾梅斯特，1909年生於圖拉，1937年被捕，1938年5月9日遭槍決。
薩穆伊爾·葉夫列莫維奇·帕皮爾梅斯特，1908年生於鄂木斯克，1930年被捕，被判三年勞動改造。1937年再次因「托洛茨基反革命罪行」被逮捕，1937年11月17日遭槍決。
維克多·鮑里索維奇·埃爾岑，1900年生於莫吉廖夫，1917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參與了十月革命的準備和實行。1918年任維亞特卡省執行委員會主席，1919年在東部前線某師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1926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工程學院任教，並開始為托洛茨基的著作充當編輯，隨後成為他的私人秘書。同年被捕，流放至阿爾漢格爾斯克。1929年被移至上烏拉爾斯克監獄，1938年3月1日遭槍決。
曼·薩莫伊洛維奇·涅維爾松，1896年生於里加，1918年至1920年在紅軍服役，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他的妻子是妮娜·涅維爾松（原姓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和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的小女兒。1927年被捕，被判在上烏拉爾斯克隔離所服刑三年。
弗拉基米爾·維肯捷維奇·科西奧爾，1891年生於波蘭，1906年加入社會民主工黨，1922年至1924年任《勞動報》編輯，因支持反對派被開除出報社。1928年因繼續從事托派活動被流放波克羅夫斯克，隨後被判三年政治隔離，又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6年7月10日被判五年勞動改造，1938年3月30日遭槍決。
瑪麗亞·薩姆索諾夫娜·馬吉德，1897年生於敖德薩，科西奧爾的妻子，1917年入黨，1928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開除出黨，同年被移至上烏拉爾斯克隔離所。1936年3月5日被判五年勞動改造，流放到米努辛斯克。之後下落不明。
格達里·馬爾科維奇·米爾曼，1907年生於柏林，1924年加入全蘇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開除。1928年遭流放，1931年至1933年在隔離所服刑。1936年3月6日於米努辛斯克再次被捕，1938年3月1日遭槍決。
安納托利·巴甫洛維奇·多羅申科，1898年生於施呂瑟爾堡，1929年起在隔離所服刑。1936年3月5日因「鼓動反革命」被捕，被判五年勞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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