瀉藥

其實41年蘇軍懟上德軍一敗塗地並非偶然。可以說是雙方30年代戰爭準備差距的體現。

理論上講,蘇聯或許可以不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但我覺得我沒有評價戰略的資格。尤其是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好去講能不能得出最優解的問題。

打造一支過硬的軍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說蘇德戰爭前蘇軍紙面上強大無比。可實際上:

1、中高級軍官隊伍被破壞,軍校培養被破壞,年前軍官被提拔才幾年。

比如42年勒熱夫參戰學員,戰前在梁贊步兵學院進修,發現教員不懂機械化戰爭,他撩上的圖書館小姐姐告訴他前幾年教材都燒了,校領導和骨幹被洗了幾遍。

2、機械化不完善,人比裝備多。現有機械化裝備性能低下,高性能裝備列裝需時日。軍隊編製反覆調整,莫衷一是,機械化軍隊發展迷失方向。

例如39年在波蘭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行動。機械化部隊裝備完好率低,為此裁撤了四個機械化軍,但下一步不知道怎麼走。

3、理論探索基本停滯,軍事教學停留在內戰水平。片面強調進攻,卻忽視戰術訓練和研究。例如在43年前,蘇軍塹壕防線結構簡單,牽引反坦克火炮部局不合理。步兵、裝甲兵班排戰術組織能力不足,一味強調猛打猛衝,協同能力差。

例如蘇軍坦克兵突破防線時喜歡豬突,導致步坦脫節,坦克一頭撞進敵方反坦克陣地被摧毀這個問題在中東路事件出現過,在西班牙內戰出現過,在張鼓峰,諾門坎,冬季戰爭全部出現過,這還是每次作戰都有總結的情況下。一支軍隊憨到這個程度實在是稀奇,這說明當時蘇軍已經喪失從實戰中快速吸取經驗教訓並貫徹到全軍的能力。

4、軍隊規模極速擴張幾年,指揮官和老士官奇缺,指揮官執行命令死板機械,作戰畏懼權威,訓練廢弛,全訓部隊不足。

比如說冬季戰爭蘇軍前線指揮一味用坦克和步兵衝擊性突破曼納海姆防線,結果只有徒增傷亡。

以上種種問題在蘇德戰爭前的歷次衝突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但是蘇軍高層沒有能夠徹底解決上述問題。這裡面有能力問題,有形勢問題,也有錯誤思路南轅北轍的問題。

但是斯大林作為最高領導,應當負全責。


另一方面,即使有過硬的軍隊,沒有正確符合實際的決策同樣是十分致命的。

蘇聯最最糟糕的時候不是41年,而是42年。此時蘇軍既沒有很好的吸取開戰第一年的教訓,也沒有完全恢復工業生產能力。

所以看當時勒熱夫、列寧格勒、南線啥的蘇軍給人的印象就是送送送。勒熱夫靠近莫斯科,列寧格勒被包圍,蘇軍急於緩和戰線形勢可以理解,但是不切實際低估德軍,用低劣的組織水平一味投入兵力送就是蘇軍自己的責任了。

一直到43年春季第三次哈爾科夫反擊戰以後,蘇軍高層才基本一致承認德軍並不是靠幾次勝利就能打敗的對手,這個認識的代價是十分慘痛的。


相較而言,英軍在40-42年這段時間的做法就要更穩妥一些。比如說40年開戰的時候英軍的發展也有很多問題。敦刻爾克敗退後進行緊急轉型。

戰術裝備編組普遍都有研習德軍的情況,對西方影響很大的英軍傘兵和哥曼德突擊隊也是這一時期組建的,當然蘇聯可能沒有從容的地緣環境也是一個因素。


補充一些關於大縱深戰役理論和「閃電戰」的基本辨析。

首先,關於大縱深戰役理論,圖哈切夫斯基強調使用「近戰坦克群」對淺縱深的敵軍防線進行突破,隨後使用「遠戰坦克群」進行敵縱深內的發展,這種理論本身是好的,但相對於紅軍/蘇軍的作戰樣式而言過於超前——蘇軍的全軍機械化在1964年才基本完成,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在突破敵軍防線和縱深發展兩個階段均大規模使用坦克與摩托化部隊對於蘇軍而言才是在物質層面可以做到、可以接受的,在此之前,蘇軍仍然存在大量未實現摩托化/機械化的步兵師,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紅軍只能在一個階段大批量投入坦克部隊,而在另一個階段只能以步兵為主。

在突破敵軍防線階段投入主要的坦克力量和在縱深發展階段投入主要的坦克力量,事實上都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進行了大規模實驗,具體的情況也不是僅僅根據抽象的原則就能一概而論的——在1942年初針對中央集團軍群的「火星行動」期間,坦克部隊往往在最初的攻勢中就和步兵一同壓上,以求在步兵規模龐大但攻堅能力薄弱的劣勢下依靠坦克部隊的突擊力達成突破,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也造成西方面軍各進攻部隊應對中央集團軍群在消耗紅軍進攻能量後的反擊時往往只能被動防守,因此面臨反過來被圍殲的危險。面對這一不僅出現在中線,也出現在北線(柳班戰役)和南線(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的局面,紅軍的應對之策是提高步兵部隊的技戰術水平、加強火力配屬,建立小規模的配屬步兵的坦克部隊(請注意,這說明紅軍根據戰局對大縱深戰役理論的修訂恰恰是對圖哈切夫斯基學說的批判式繼承,而非全盤否定或全面復活),減輕在突破敵軍防線階段對坦克部隊的依賴,把珍貴的坦克部隊留到縱深發展階段再投入使用,這是十分正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已經表明,無法對敵軍縱深進行打擊的攻勢只會是無謂的隔靴搔癢,而打擊敵軍的縱深就需要大規模摩托化機械化部隊在敵軍縱深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如何為數不多的摩托化機械化部隊在敵軍縱深作戰呢?減少突破敵軍防線階段對摩托化機械化部隊的損耗,使他們能夠從突破口迅猛地楔入敵軍縱深,並擊退敵軍的反擊——這就要求在突破敵軍防線階段保留坦克部隊和摩托化機械化部隊,把他們留到第二個階段使用,加強步兵部隊的攻堅能力與一定程度上抗擊敵軍反擊的能力,這就是紅軍總參謀部根據戰局對大縱深戰役理論進行修訂的邏輯,庫圖佐夫行動、魯緬采夫行動和巴格拉基昂行動的一系列勝利證明了它是可行、適用的。

與紅軍總參謀部的實踐形成對比的是,圖哈切夫斯基本人對大縱深戰役理論具體的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紅軍的現實和(相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紅軍而言的)未來戰爭的面貌——1937年紅軍的總員額僅有130萬,這一規模無法滿足抵抗法西斯德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需求,諷刺的是即使停留在這一規模的紅軍也未能實現全面摩托化,而圖哈切夫斯基對快速坦克和裝甲汽車等「大號玩具」的喜愛使得紅軍接收了大量在1937年尚顯夠用卻在1940年和1941年就完全落伍的武器;而圖哈切夫斯基同樣並未預見到未來戰爭中必然出現的大規模動員和大規模動員極易造成的軍隊機械化率降低,也並未對此給出可行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伏羅希洛夫和鐵木辛哥領導的國防人民委員會為糾正紅軍在圖哈切夫斯基時代形成的,以及在「解放進軍」和冬季戰爭期間暴露的一系列缺點作出了勤勉的努力。總而言之,這是紅軍建設過程中的一段彎路。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圖哈切夫斯基本人的責任,他「紅色拿破崙」的美名是在國內戰爭期間獲得的,而從國內戰爭經驗與並不完善的構想性理論出發對未來戰爭形式的展望,永遠比不上在新的戰爭形式下通過大規模練兵獲得的切實經驗——法西斯德國從西班牙內戰、波蘭戰役和法國戰役中汲取了充足的教益,而紅軍沒有這樣的機會,紅軍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前對大縱深戰役理論進行檢驗的場合通常是軍區規模的演習,而這同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情形存在著很明顯的偏差,這是超越個人觀念與才能的,造成紅軍建設政策出現嚴重錯誤的最重要的原因。

與在戰前由圖哈切夫斯基提出並試驗、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由紅軍總參謀部根據實際經驗完善、偉大的衛國戰爭後的「冷戰」期間進一步由蘇軍總參謀部通過大規模演習等方式進一步發展的大縱深戰役理論相比,「閃電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被人為營造的神話。

「閃電戰」一詞並非由德軍總參謀部、德軍將領或法西斯德國宣傳機器提出,而是Times在法國戰役後創造的名詞,是對德軍作戰樣式震撼性效果的描述,而非精準的軍事科學概念,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進行的實際上是現代化的腓特烈—拿破崙式大規模機動戰。腓特烈與拿破崙均十分注重通過軍隊的快速機動來掌握是否進行會戰的主動權,以及搶佔會戰戰場內的有利地形與陣位,兩者也都十分注重發揚中層軍官的主動性,通過基層單位的戰術發揮使軍隊在會戰中以較小的代價戰勝龐大但僵化的敵軍。這一大規模機動戰傳統被普魯士總參謀部繼承,並在普法戰爭期間得到了檢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縱深綿亘戰線的形成淘汰了步騎兵為主的大規模機動戰,而軍隊的摩托化機械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為了大國陸軍建設的趨勢,陸軍建設千載難逢的窗口期在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短暫地出現了——摩托化機械化部隊的大規模機動戰具備了打破舊的大縱深綿亘戰線的能力,而新形式的,摩托化機械化條件下的大縱深綿亘戰線仍然沒有形成(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它也僅僅是在勒熱夫突出部等摩托化機械化部隊密度較高的地區出現了,而在其他戰線,具有強大突擊力的摩托化機械化部隊仍然能夠從戰線上找到足夠多的漏洞)。這使得以往決定戰爭勝負的兵員數量第一次不那麼重要(當然,兵員數量仍然是影響戰局的重要因素,不管是波蘭戰役、法國戰役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初期,法西斯軍隊都在前線範圍內保持了對同盟國軍隊的數量優勢),軍隊的空中力量和摩托化機械化程度成為了首屈一指的決定性因素。

在這一背景下,德軍總參謀部迅速地復興了腓特烈—拿破崙—老毛奇的大規模機動戰傳統,而在戰略問題上(從魏瑪時期起的)總參謀部同樣繼承了老毛奇時代以來的傳統藝能——對戰役組織問題的過度偏愛與對國家戰略問題的忽視(此處應有老毛奇名言,「在戰術勝利面前,戰略啞口無言」),總參謀部在興登堡授意下通過與右翼勢力合作進行的秘密再武裝化比魏瑪共和國政府的外交成就永遠快上一兩步,這一獨立王國式的行為無疑促進了共和國政治生態的惡化,甚至為希特勒上台創造了相當的便利;當然,如此評價法西斯政權時期的總參謀部並不公正——法西斯政權的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主要出自陸軍下士前畫家的構想,總參謀部在陸軍下士前畫家的打壓下逐步變成了他面向國防軍的御用傳聲筒,並且,由於法西斯政權的內在矛盾和陸軍下士前畫家的一系列操作,最遲從1939年起法西斯政權就不存在什麼超出軍事範圍之外的國家戰略了。

扯遠了,回歸正題。如果我們要進行概括,那麼「閃電戰」這一名詞代表的實際上是一種新瓶裝舊酒的戰役組織方法和指揮管理方式,及其在戰場上產生的震撼效果。我們拋開宣傳的成分,簡單談談繼承了大規模機動戰傳統的戰役組織方式,它的優缺點都十分顯著——它在由一系列中短期的戰役組成的戰爭中能夠十分有效地減少損失,但它極易在高烈度大縱深的持久戰中遭受失敗,並使軍隊承受難以恢復的損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軍為例,實質上德軍進行的是一場大多數師級單位的騾馬化戰爭和少數單位進行的摩托化/半機械化戰爭,兩種戰爭形式的脫節使得德軍裝甲部隊從1941年末起就時常因脫離步兵部隊而受到打擊,紅軍也不止一次抓住德軍裝甲部隊與步兵部隊的脫節發動反擊,迫使德軍調整節奏,從1943年起紅軍的小規模反擊和大規模反攻也迫使德軍越來越多地把裝甲部隊作為「救火隊」使用,而非進行腓特烈—拿破崙—老毛奇式的大規模進攻性機動戰,而在七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歷史中,腓特烈和拿破崙也不止一次地被迫放棄機動戰,同佔據優勢敵軍進行硬碰硬的對壘。受制於「用垃圾桶著火形容是侮辱了垃圾桶著火」(MHV語)的軍工生產制度,德軍在大規模進攻性機動戰破產後並未及時轉入適應全線消耗戰和小規模機動戰的軍工生產體系,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日常羞辱法西斯政權1/1)。

順便一提,華約陸軍在20世紀70年代享有質量和數量的雙重優勢時演練的劇本大多為大縱深條件下的大規模進攻性機動戰,在選擇空間非常大的前提下,就會出現「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們大人什麼都要.jpg」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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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都知道提問者的立場如何,但既然提問者這次難得地使用了「客觀評價」,並且沒有在問題中提前「蓋棺定論」,那麼我就姑且答之,各位姑且讀之。

在開始一切討論之前,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這一問題要求我們評價斯大林在「蘇德戰爭」中的表現,因此我們在此討論的歷史幅度為1941年6月22日爆發1945年5月9日勝利結束的偉大的衛國戰爭,在這一幅度之外的時間和地域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因此本回答不討論快速工業化、「大清洗」、戰前大擴軍等歷史事件。

我們進入正題,為了便於進行簡明的評價,我們把斯大林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的工作劃分為作為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戰時體制協調、作為武裝力量最高總統帥部大本營主席的戰略指揮,以及作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戰時外交,接下來我們對戰爭前期斯大林的各項工作進行概述。而關於從庫爾斯克到柏林的一系列事件,我們能夠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們、下屬們已經完成了磨合,此時我們已經不需要圍繞斯大林爭論什麼了。

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當日邊境線上的紅軍陸海空軍部隊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地根據各方面軍下達的「反擊挑釁」命令進行防禦與反擊的嘗試,由於法西斯軍隊在整條邊境線上的戰略戰術突然性,紅軍在戰爭首日就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至7月初戰線已經深入俄羅斯和烏克蘭境內,紅軍西北方面軍與西南方面軍遭受重創,西方面軍於6月29日結束的明斯克戰役中被法西斯軍隊圍殲。在戰爭最初的一周時間裡,斯大林並未有效適應蘇維埃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戰時職責,儘管他在私人別墅逗留期間也進行了諸多艱苦繁雜的工作,但直到6月30日國防委員會才真正組織起來——這已經是相當值得稱讚的效率,但還是令人思考,如果能夠再早兩三天,會不會有一些更好的變化呢?蘇聯的戰時體制在6月30日國防委員會建立和7月10日武裝力量最高總統帥部大本營改組完成後基本穩定下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最遲到1941年7月10日,斯大林作為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戰時體制協調工作基本圓滿地完成了。

斯大林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最受爭議的,無疑是作為武裝力量最高總統帥部大本營主席的戰略指揮,這一點我們暫不討論,我們接下來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的外交工作進行一定的概括。斯大林的外交工作無疑是十分成功的,不管是美方順水推舟的租借法案,還是在戰爭期間對歐美各國共產黨等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亦或者通過間諜進行的外交情報工作,都在盟國中間有力地維護了蘇維埃國家的國家利益與尊嚴,作為外交家的斯大林無疑是十分成功的,這為戰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接下來,我們談談斯大林的戰略指揮。

1941年的紅軍是一支怎樣的軍隊呢?下圖是紅軍與法西斯軍隊在邊境線上的力量對比。

儘管在紙面上的數據非常漂亮,但紅軍面臨的局面是這樣的——法西斯軍隊的兵員明顯多於紅軍在西部邊境的力量,在坦克和戰機上法西斯軍隊同樣佔據數量優勢,並且紅軍面臨著本回答不納入討論的戰前大擴軍導致的低摩托化機械化率、軍官大規模缺編、無線電技術與產能落後與倉促調動導致的後勤短缺,更為致命的是,法西斯軍隊在波蘭和法國已經進行了參戰兵力超過一百萬人的大型戰役,對各項陸空軍技戰術進行了相對充分的實驗與修訂,而紅軍嚴重缺乏類似的經驗與可行的戰役組織法(大縱深戰役理論真正得到完善恰恰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而非之前的圖哈切夫斯基—特里安達菲洛夫時代),不管是西班牙內戰還是諾門罕邊境衝突,都沒能為大縱深戰役理論的發展起到大的作用。總體而言,紅軍在1941年是無法同法西斯軍隊匹敵的,從技術角度而言,堅決地進行抵抗,為全國範圍內的動員和工業與人口的轉移爭取時間,是無可奈何的最現實的選擇。

從這一角度而言,斯大林最受詬病的決策,主要是1941年嚴令西南方面軍禁止撤出基輔、命令在斯摩棱斯克進行正面反擊,以及1942年初輕率地發動全線反攻。對於這三個事件,我們分別進行探討。

首先,斯大林並未禁止西南方面軍撤出基輔,而是要求不得不經戰鬥放棄基輔,而導致西南方面軍在基輔被合圍的最關鍵的因素,也主要是德軍第14、24、48裝甲軍對普里皮亞季沼澤和第聶伯河防線的滲透,嚴格來說這並非一個戰略失誤——邊境戰役和烏曼戰役後的西南方面軍損失了大部分坦克和車輛,放棄基輔與第聶伯河防線進行撤退十分易於出現潰敗的局面,而德軍裝甲部隊的合圍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蘇軍在戰役指揮層面的問題;此外總參謀部在基輔戰役前對德軍下一步戰略意圖的判斷同巴巴羅薩行動最初的方案是基本一致的,即德軍將在斯摩棱斯克戰役後繼續進攻莫斯科而非將中央集團軍群的裝甲部隊轉向至南北兩線支援基輔,另外紅軍在戰爭初期動員的預備隊也並不能像撒鹽一樣平均分配在每一條戰線(紅軍直至1944年夏季才在整條戰線上勉強對法西斯軍隊形成全面優勢,即使如此巴格拉基昂行動也不得不依靠戰略欺詐和避開裝甲師才能夠順利進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不得不進行一場賭博——是加強莫斯科前線的防禦,還是優先保衛列寧格勒和基輔?結果很明顯,這場賭博失敗了,但這並非是一場戰略失誤,而是部分可行的部署遭遇的失敗。

其次,關於1942年初全線反攻的失敗及其引發的災難,斯大林是要承擔責任的,這一點需要承認,他並未採納總參謀部穩妥的建議,而是要求全線反攻,以掌握戰略主動權,但如果就此而貶低斯大林的能力,同樣是不負責任的。事實上,1942年初的反攻並非不可行,北線的柳班戰役使蘇軍損失了第二突擊集團軍(也偶然地使得本來前途無量的年輕將領弗拉索夫在戰俘營中成為了蘇維埃國家與俄羅斯民族的敵人),但北線的反攻從1941年9月起就沒有停止,第二突擊集團軍的覆滅是一次行動的失敗,而不是反攻在北線的總失敗,也正是接連不斷的反攻使得列寧格勒和內陸的聯繫逐步得到恢復,這是最為重要的;中線的勒熱夫戰役則在戰術層面揭示了反攻的必要性——兩軍圍繞勒熱夫突出部進行了漫長的爭奪,突出部的戰事從1942年初持續到1943年初,在血腥的一年間,兩軍時常在相差僅隔一兩日的時間發動進攻,誰佔先手誰就佔上風,誰就可能動搖對方的防禦(但最終的戰局仍然取決於兩軍能否在取得進展後抗擊敵人的反撲,這一點紅軍比德軍遜色不少),這放大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整條戰線也是適用的——在北線和中線,紅軍的先手反攻都打亂了德軍的節奏,儘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北線和中線的戰局在1942年穩定了下來;而在法西斯軍隊實力最強大、機械化程度最高的南線,情況更為特殊——南方集團軍群為弗里德里希行動和藍色行動進行了特別的加強,法西斯軍隊擁有的力量不僅能夠抵禦紅軍的反攻,還能夠在那之後轉入大規模進攻,這是斯大林和紅軍將領們都沒有預見的,另外一方面武裝力量最高總統帥部大本營在1942年的戰略仍然將保證莫斯科的安全、消耗德軍和重新掌握戰略主動權作為目標與方針,因此在條件相對便於發動大規模反攻的南線消耗法西斯軍隊本身是十分正確的決策,但斯大林施加壓力要求進行大規模反攻,的確是不謹慎的,但這仍然是斯大林在大戰略下具體抉擇上的草率和失誤,同時紅軍將領們在戰役組織法上的生疏以及中基層官兵仍然亟待改善的戰鬥素質也是南線反攻失敗的重要原因,並不能用於論證斯大林本人戰略指揮能力低下。總體而言,斯大林作為武裝力量最高總統帥部主席在1942年對戰局的判斷在整體上是準確的,但他的視角與邏輯同將領們的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他在局勢膠著時時常會犯忽略關鍵技術性問題的錯誤,但一方面斯大林本人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能力十分傑出,另一方面他在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失敗後下定決心將指揮權全面下放給總參謀部,有效地彌補了不熟悉機械化戰爭、未接受系統性軍事教育的缺點,這一點在同時期的政治家中間已經很了不起了。

總體而言,斯大林是一個傑出的統帥,他在戰爭中主持了紅軍的重建,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不涉及軍事指揮的事務上,他的才能無疑是卓越的,而曾經是西南方面軍政委的斯大林,在戰爭初期對自己的智慧才能抱有過度的自信,這一點並不算慢地得到了糾正。對於一個在人類歷史上有著一席之地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不犯錯——這樣的人是找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應當學會從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做得更好、走得更遠,斯大林做到了這一點,至少在血腥的四年間,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英明的人民領袖」。


批乎逛了一圈兒我有一種感覺,似乎有一幫人套著菜場買菜的邏輯來討論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問題。

先說結論,朱可夫,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等一票名將,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都或多或少地肯定斯大林的軍事才能,更不用提戈洛瓦諾夫這種死忠粉(ps:此人甚至是大清洗的「受害者」)而一些人卻可以憑藉他們簡單粗暴的邏輯和狹隘的眼界,來下一個斯大林軍事無能的結論。

本回答論據大部引自《同莫洛托夫的140次對話》,細節有出入,大意不變。

1.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前,蘇聯紅軍是個什麼狀態?從50w擴張至500w,在五年內基本完成了技術兵器的換代。(必然的,訓練跟不上)而蘇德戰爭爆發初期,蘇聯西部共240w壓根沒打過仗的紅軍要面對500w屢戰屢勝的納粹德軍+僕從軍———這種誰上誰死的情況,我不知道怎麼就成了前期「能碾壓」的大好局面。靠什麼碾壓?發揮一下無腦黑的豐富想像??

可能這種妄想一部分來自於所謂「大雷雨計劃」。我們來看看莫洛托夫同丘涅夫的對話:

「進攻計劃?我不知道有什麼進攻計劃,我們有的只是五年計劃……」

「可是,當時的宣傳是………」

「您想想,要是您是軍事部長,難道這麼說:』嘿,法西斯,請您上我這兒來打仗吧』?廢話!他當然得說要進攻,要讓戰火遠離蘇維埃人民。在這裡,宣傳是第一位的。」

2.「戰爭初期誤判局勢」「在有明顯進攻徵兆的情況下沒有做好準備」

來看莫洛托夫的說法:

「有些庸俗的人,就喜歡傳一些庸俗言論,說什麼情報人員本來已得到了進攻的情報,卻被擱置無視了之類」

「我在人民委員部的時候,每天花上半天時間去研究那些情報!有過多少個進攻日期啊!那裡面什麼沒有啊!」

註:納粹的進攻計劃多次變化(應該說反覆無常更加合適)比如佐爾格的情報:原定515進攻。但後來又取消

「如果你動作大了,他就會說』你看,蘇聯軍隊在邊境上集結了,是他們逼我動的手!』誰都知道戰爭不可避免,而我們當時想的是儘力推遲戰爭——斯大林戰前就說過,可能要到44年才能和德軍匹敵——爭取到了一年又十個月。也許本來可以再拖一拖……」

「是的,這兒有不好,那兒有錯誤,可您來試試,怎麼可能不犯錯誤!誰也不可能知道確切的進攻時間,上帝也不可能!」

在進攻的一瞬間立刻莫名其妙作出正確判斷下令部隊全面戰備?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大概以為自己開了戰爭迷霧在玩hoi4吧(笑)

綜合上述理由,斯大林在戰爭爆發之初看似矛盾的反應也就說得通了。一方面,通知部隊進入戰備狀態以防不測;另一方面,這種進攻前兆可能是納粹德國蓄意挑起的邊境衝突,如哈桑湖,哈勒欣河事件一般,需要謹慎應對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請把戰爭迷霧關掉,感受一下莫洛托夫的這番話:「然而只強調這些小的錯誤,就會讓人懷疑那些大的,有決定性的方面———我們沒讓他攻下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最終贏得了偉大的勝利!」————仔細品味一下,莫洛托夫對蘇德戰爭的前景原本可能是非常悲觀的enmm,所以他完全為蘇德戰爭的艱難勝利而驕傲。

(畢竟,在二十年代,蘇聯還是個農民占人口80%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靠「世界gm」的漂亮詞句來擋住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條時間線上是)德軍的)

待續


提問人完全沒有必要提此問題。

既然您聽不下任何與您相反的意見,還提這個問題幹嘛呢,自己都做不到客觀,還要求別人來客觀評價?

您這麼愛看托派對「斯大林」的「客觀評價」知乎又不是沒有,去看不就行了?親自下場杠答題者,知乎上恐怕找不出來幾個像您這樣急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推薦《回憶與思考:朱可夫元帥回憶錄》第十一章,裡面對最高統帥的評價非常詳細、客觀,我就不贅述了。


下面我來好好回答一下 @尼基塔 在一些回答的評論區中大肆宣揚的所謂「斯大林在明斯克失守後驚慌失措」的問題。

@尼基塔 基於《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0卷中《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二)》中沒有1941年6月29、30日兩天的記錄和赫魯曉夫、米高揚等人的不同形式的回憶斷言,斯大林因為明斯克的失陷而驚慌失措,棄國家於不顧,除了去過兩次國防人民委員部和最高統帥部之外,直接「躲」進了自己的別墅里撂了挑子。而後經過莫洛托夫、米高揚、貝利亞等人的輪番規勸才重新鼓足勇氣走上領導崗位的。

那麼,這是真的嗎?【微笑

這是徹頭徹尾、毫無事實根據的謊言。

1、為什麼29、30日沒有記錄?

答:因為6月29日是個星期日。眾所周知,斯大林星期日根本不去克里姆林宮,怎麼會有訪客記錄?而30日斯大林全天在別墅內辦公,也沒去克里姆林宮。

2、斯大林在這兩日內都做了什麼?

答:6月29日那天除了去了兩次國防人民委員部和最高統帥部之外,斯大林至少還做了三件事:一是同莫洛托夫一起向前線各種黨政組織下令,動員一切力量迎敵;二是和朱可夫、鐵木辛哥進行了一些爭論(應該是在國防人民委員部或者最高統帥部),有趣的是,這件事情還是米高揚透露出來的;第三件事很有意思,是向延安發報,目的是感謝延安方面就蘇德戰爭爆發提供的準確情報。試想,如果斯大林真的被戰爭搞得焦頭爛額驚慌失措,怎麼還會有閑工夫做這種不緊不慢的事情?

6月30日則至少做了兩件事:一是在別墅召開政治局會議並和加里寧一起簽署決議成立國防委員會;二是鑒於明斯克失守,給總參謀部打電話,命令朱可夫召回巴甫洛夫大將。

請問,這是 @尼基塔 口中那個頹廢無能、不問世事的斯大林嗎?

註:以上內容參考自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斯大林年譜》第552~553頁。

3、 @尼基塔 的論調——哪怕是蛛絲馬跡——存在嗎?

答:當然存在,不過只是存在於 @尼基塔 和他的老師們的無端臆想中——比如那個編出斯大林靠地球儀指揮戰爭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先生。

4、有沒有更多反駁的實證呢?

答:有,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是長腦子的人多。請看以下截圖:

註:以上截圖選自新華出版社的《莫洛托夫訪談錄》。

註:為了避免某些人無端找茬,以上截圖只引用格雷弗·弗所舉出的例證,不摻雜其觀點。

註:以上截圖選自鐵杆反斯大林分子羅伊·麥德維傑夫著作《The unknown Stalin》。由於本人懶惰就不翻譯了,大家自行有道。

老麥這一段的文字可貴之處在於他旁徵博引、拓展視野,用各種不同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也許就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和歷史盲之間的差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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