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论坛／孙扬明】台湾今天的困境都是蒋介石的错？

作者曾服务于远景基金会

行政院赖清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其实台湾今天的困境是过去国民党执政所留下来的，包括退出联合国，即便让中国进入到联合国里面去，美国跟西方的世界也希望台湾能够留下来，但是当初蒋介石做出汉贼不两立，『我们退出了联合国埋下了大错』」。

短短这一段话中，赖清德至少犯了两段的历史史实性的错误。唯如果要细谈此事，甚为冗长，甚至琐碎，故仅捡拾其梗要。

在联合国的有关中国代表权一案，始自中共建政时；当时的苏联在联合国提案开始，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唯至一九六○年止，在西方（以美国为主）势力占主导权时，此一议根本不能成案。但至一九六一年始，因为二次战后的新兴独立国家涌现，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遭到稀释；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General Debate，另一称为一般辩论）始开始接纳有关中国代表权的提案。

故自此时始，美国改变策略，改延引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之相关规定，认为「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代表权问题应为重要议题」；此案本身只需会员国二分之一同意即可成立；唯一旦此案成立后，要把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国代表权，移转给中共，则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同意。

其实，就在一九六一年，当年联大的相关投票，如果不是靠著此一重要议题案，台北就已经被中共取代；当年的票数，支持北京的票数已较支持台北的票数多出一票。其实，也是靠著美国等年年提出此（重要议题）案，且年年通过；这个策略又保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权达十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夏，在联大开会前，美国彼时国务卿季辛吉经由巴基斯坦偷偷赴北京一事已经被公开；美国政策转而倾向北京已为众所周知；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森亦宣布将往北京；这在联大中引发重大风暴。所以当时纵是美国本身提出的修正案（亦即是俗称的双重代表权案），亦遭到击败，未能成案。此案被击败的意义就是，已无任何法源依据，可以让台北与北京同时留在联合国的体系内。

其实，在当年六月之前，台北早已接受美方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案，所以美国修正案才得以在联大提出；但北京并不接受，并以此向美方抗议；所以，这与台北当年是否采取「汉贼不两立」立场无关，更与法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北京单方面决定。不能明暸当年历史与中共的态度，这是赖清德所犯的错误之一。

而在美国修正案被击败后，随后美国再提的的「重要议题」案，也因受到美国对北京态度的影响，出现盟邦跑票的现象，终以二票之差（五十一比四十九），亦遭击败未能过关。因彼时，在联大里中共当时的邦交国已远超出我方，再往下的议程，即是排我纳匪的阿尔巴尼亚案（亦即二七五八决议案）；美国与沙乌地阿拉伯虽曾紧急以议事规程数提再提修正案，唯亦无法取得多数支持而溃败；度以当时形势，二七五八案必然通过，我国代表周书楷随即以权宜问题要求上台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

然，联大该一议程并未以我宣布退出而终止，仍旧继续，二七五八号案的最终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比三十五票，十七票弃权，该案通过。换言之，如果我方不宣布退出，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逐出。台北当时的宣布的退出，是为了挽回本身最后的一点尊严。本案在国外的国际法教科书中，甚至是用被「逐出」来描述台北的处境地位。情况若此何关「退出」？何关「法统」？这是赖清德所犯的错误之二。

在一九九○年，笔者曾有幸与时任大陆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的资中筠女士一席谈，并提出此一问题请教：如果当年台北不退出联合国，北京是否会同意加入？也就是「是否曾经有过任何双重代表权的机会」。资女士的答案是，北京会一直等到台北离开（联合国）后才会加入。

就本案言，北京一直所采取的就是「零和」（zero-sum）策略；这与当时台北的态度并无太大关系。换言之，博奕的双方，只要有一方采取零和的策略（通常是强势的一方），另一方是否采取零和的态度，结局的差易并不大。

如果赖清德还真要搞清楚此事，「为何台湾今天在国际社会中碰到如此多的困境」；那他应该要去怪美国政府才是找到正主。当年（一九五○），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后，在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争论，更多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里。

在联合国的宪章中，需要处理的相关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程序问题」，一是「实质问题」；而程序问题是不可以否决的，实质问题则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是可以使用否决权的。中华民国当时仍是安理会的成员之一，当然享有否决权。唯美国在当时坚持中国代表权问题乃属程序问题，不得使用否决权。

当时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就此事质疑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罗斯，「为何有关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如此重要的问题，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非『实质问题』」？当时顾大使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表示，「美国之所以要坚持认为这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的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为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版，第七分册，页六三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换言之，美国当然是为了其国家利益的极大化，而主张中国代表权案是程序问题，故中华民国对其本身的切身利益之事却不得否决，只能依赖美国为主的西方多数国家集团，只得沦为附庸者，最终落得被出卖的下场；这也就是赖清德所说的「今天的困境」。

堂堂行政院长，居庙堂之高，统领文武百官，当然不可以随便发言，更不可以对自己不懂的、非专业的科目任意发言；尤其是不可以用在错误的基础上因意识型态的偏好而发言；否则连事实都搞不清，就随便讲话，不仅贻笑方家，就连外国的有识之士恐伯也会看扁这种行径；这才是丢脸丢到国外。须知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