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教派基督教徒在批评天主教时常说：「天主教是圣母教」。天主教徒知道这话不合事实。但无论是一般信徒或神学家，天主教徒对圣母之角色所代表的意义，也没有极清醒的意识；连在比较严谨的「圣母学」中，也有许多夸大不实的纯情绪化语调。

这里牵涉到的广泛原理，是中国哲学常提到的阴阳互动问题。在基督教义的发展史上，圣母之角色的加重是个必然现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是至少从教会在罗马帝国成了合法组织后，耶稣之精神形象的阳性色彩愈来愈重，需要一个阴性形象发挥制衡或补救作用。

就拿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来说，无论其设立是对是错，总之那是教会面对某些社会问题的阳性反应。现在假设在裁判所的法庭中，面对法官挂上一幅圣母像；或者法律明文规定，法官须跪在圣母像前写判决书，对法官之意识的影响是好是坏？有没有意义？

教会的领导权被独身的男性霸占，也是需要圣母制衡的一个原因，使这些身边没有女性影响的人之心态和行动不致与现实完全脱节。宗教革命虽然破除了传统之厌世及霸道心理沈淀成的许多制度，然而耶稣的精神形象仍然是阳气太盛；喀尔文派的这种精神最为突出。很有趣的是，在霍桑的小说「腥红文」中，与牧师通奸的女主角并没有悔意，而把那个社会逼她配带的罪妇标志，看成对那个喀尔文派社会之阳性价值观抗议的标志。如果宗教革命的除四旧行动不把圣母扫地出门，也许能减少许多偏激的行动。

与旧约早期之上帝形像相比，耶稣的精神表现是阴柔的。此外按现代生物学见解，如果圣母怀孕没有男性合作，出生的孩子该是女性。无论如何，圣母对耶稣之人格的形成影响极大，似孟母之于孟子。在中国哲学中，孟子的思想与福音精神最近。圣母是耶稣之人性及人情的根源和标志。信徒却常忘记，福音信奉的上帝，是耶稣之人性表现所披露的上帝。旧约早期的上帝形像是绝对刚阳霸道的；许多罪人当场受罚猝死。许多人认为见到上帝的人必然要死，上帝找上门来没有好事。

犹太人的处境逐渐稳定之后，他们的思想家立刻想到了社会结构中的阴阳互动问题，那就是与君主制度同时出现的政治与宗教各自独立之理想。政治是阳，宗教是阴。撒慕尔先知是这理想的功臣。可惜直到今天，神学家仍未重视这段思想演变史。受旧约影响极深的回教，更没有把这理想放在心上，一直倾向政教合一。

接下来对推展阴阳互动意识贡献和影响极大的，是公前第八世纪的欧瑟亚（何西阿）先知。他把上帝与选民的关系比为夫妻关系，一方面缓和了上帝的霸道形象，同时也提高了人的专有价值和责任：人与上帝是互动关系。保禄论到这个关系说：「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弗五32）。教会是上帝的新选民。

天主教之「圣母论」最重视的旧约章节，是所谓的「原始福音」，即上帝对蛇说的那段话：「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她的后裔之间，她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创三15）。

传统神学主张这里说的女人影射圣母，而她的后裔影射耶稣。这主张背后有一个假设。上帝是全知的，他自永远就看到（也可以说决定了）这个世界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圣经是在上帝之灵感下写成的，其中含有恐怕作者本人也未必有清醒意识的预言。这假设本身对信徒的处世精神有不良影响，是一种定命论及机械论。

创前十一章是公前四百年左右的作品，故可以说女人的后裔影射耶稣，因为较早的依撒意亚先知书已经展望将出现一位救世者。但是「女人」却须转几个弯才能与圣母拉上关系。这是因为创三的故事，乃是厄则克耳第十六章那个象征犹太民族之女孩故事的翻版，「女人」象征人类。

创三作者怕人误把夏娃想成具体女人而害到女性形像，故在犯罪情节后特意设法提高女人的正面价值。方法之一是让亚当在最痛苦的时刻，声明夏娃是「生命之源」（三20）。另一个手段是让亚当有犯罪之实，但不让他有将功赎罪的表现：男人是以女人之后裔的资格参加反抗恶势力的圣战。女人的后裔实际指人类的后裔。

创二及三提高女性之地位和价值，直按是为抵制希腊之潘朵拉故事（Pandora）对女性的歧视。这是以前之圣经文化精神的结晶，也该是以后维护女性尊严的依据。按这思路，创三的「女人」与圣母是有关系。基督徒若想找一位女性尊严和权益之代表，非圣母莫属。但是传统基督教义太强调耶稣及圣母之「特权」，因而不易完全发挥他们的模特儿意义或启发作用。（注：此文于民国82年4月14日在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发表，为《圣经今看》第203篇。）

（作者：刘俊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