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魔力之手——《國王神跡》中的政治表象與心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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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張緒山老師等9月27日於北大進行的研討會的聽課筆記。

本書作者馬克·布洛赫（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是廣為人知的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期間與費夫爾共同創辦了《經濟與社會史年鑒》，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也因為他的貢獻改名為馬克·布洛赫大學。主要著作有《法蘭西島》《國王和農奴》《國王神跡》《為歐洲社會的比較史研究而奮鬥》《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奇怪的戰敗》《歷史學家的技藝》等。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和猶太人，《國王神跡》是布洛赫既《封建社會》以外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儘管後世對本書有心態史，新政治史等多種解讀，本書寫作的最初目的，按照布洛赫本人的意願是一部「歐洲政治史」。但長期以來政治史寫作的重點，集中在對王權的研究只有對臣民的行政司法和財政機構的運作，是遠遠不夠的，圍繞王室滋長的信仰和傳說進行研究，能更好的瞭解王權運行和在民眾間的滲透。本書的主要內容也因而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11到18世紀間，英法兩國國王用手觸摸給瘰癧病（結核性淋巴炎）患者治療這一儀式的內容，和民眾願意相信這樣的國王神跡的心態。

這一儀式始於公元1000年左右的卡佩王朝。自墨洛溫王朝的克洛維一世於496年皈依基督教以來，經過加洛林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在虔誠者路易時期，國王的加冕禮和塗油禮這二個密不可分的基督教儀式已經成為了王權神聖性的核心。987年于格一世成為法國國王，建立卡佩王朝，也正是此時觸摸儀式開始出現，此中不乏確立卡佩統治的正當性的需要（加洛林王朝並未絕嗣）。至於為何選擇了瘰癧病——瘰癧病並不是猛烈的急性疾病，病人有時能存活較長時間，甚至有自愈的可能。

英法兩國初期的儀式不乏共性：國王不定期觸摸；撫摸病人的患處並在上面劃十字，口中念誦經文或祝福；儀式一般在塗油禮，聖餐禮或聖誕節等宗教節日進行。法王的觸摸儀式是由撫摸患處，劃十字和官員散發金幣組成。起初，向遠道而來的病人發放金幣被認為是救濟，後來成為儀式的一部分後救濟的意味反而變弱了，錢幣往往會被患者做成護身符佩戴。14世紀時，塗油禮後病人會前往科爾貝尼修道院參拜聖馬庫爾（Malcou）陵墓，16世紀中葉也被正式確立為儀式的一部分。考慮到Malcou的詞義（Mal-壞，cou-脖子），這一環節的含義是不言自明的。英王的觸摸治療儀式與之類似，不同之處在於金幣夾帶在國王手中分發給患者。除此之外，14世紀時，英國國王還會向聖壇/十字架奉獻金銀錢幣，民眾相信將取下的錢幣做成戒指可以治療癲癇等疾病。在15世紀時演變為直接向聖壇和十字架放置戒指，甚至在1500年前後，儀式的關鍵已經不再是放置在聖所，而是國王祈禱後擦拭戒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神跡發生最多不是發生在中世紀，而是近代早期。原本應該掌握在教會手中的「神跡「由國王實行，也體現了近代權力的轉移。

這一儀式延續了800年左右，最終在18世紀末最終先後被英王和法王廢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一點是，17-18世紀先後發生的革命動搖了對王權超自然的信仰；理性觀念隨文藝復興的廣泛傳播；18世紀的世俗精英知識分子已開始拒絕為王權提供超自然的解釋等。

國王的觸摸，顯然是不能治癒疾病的。那為什麼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民眾對「國王的神跡」深信不疑呢？布洛赫也給出了三個方面的解釋。從醫療和民眾心理活動特點而言，癆痢病混雜各種疾病，且可以自愈，在儀式後很長一段時間後疾病痊癒民眾也傾向於將其視為儀式延續的作用；從歷史心態而言，自中世紀以來王權的神聖性已經被納入基督教倫理範疇內，觸摸治療正是這一範疇內的一個觸角；從神化王權的手段而言，王權在儀式中煞費苦心的故作玄虛，誘導了民眾產生「集體錯誤」。

作為新政治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國王神跡》對政治史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它不僅能反應傳統研究中王權與教權的鬥爭，還將此前不被政治史關注的民眾的心理納入了研究範疇。年鑒學派勒高夫在給本書做的長序中指出，政治史不是政治的歷史，而是權力的歷史（民眾與權力的互動，心態與控制）。新政治史正是突破「政治」這個詞的侷限和時代背景下的政治給人造成的刻板印象，回到一定歷史時期中政治的運作方式中去，研究權力是如何作用的。

它開創了政治史研究的新範疇，突破蘭克史學的侷限，僅僅被視為趣聞的東西也被轉變為歷史。樹立了從民眾心態切入研究政治史的榜樣，對君主手段的剖析，對民眾心態同情與瞭解的研究方法等。拓展了政治史研究資料的範圍，肖像材料和繪畫作品，宮廷賬簿，公文資料，敘事文學，政治學理論著作，小冊子，教堂人口登記簿，醫學和神學論文，聖經，宗教祈禱文，詩文，法律訴訟文獻，信件，錢幣，遺囑，遊戲紙牌，酒館對話都可以作為史料研究。確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宗教心理學，歷史人類學等，此外，本書對一個現象的長時段研究，對英法兩國儀式的比較研究都是各個領域中的典範之作。

除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外，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何天主教統治下的西歐其他地區並未出現觸摸治療儀式：德意志地區神聖羅馬帝國的法統讓國王並不需要也很難通過這一方式維護自己的統治合理性；而其他地區的統治者在需要採取儀式時，英法兩國已經進行了兩個世紀的觸摸治療了，這讓後來的神跡在民眾中難以讓人信服；或者是西法蘭克繼承的羅馬帝國的殘餘的官僚組織讓這一複雜的活動成為可能；又或者這只是統治者個性帶來的結果——歷史研究中，對於不成為歷史的部分，只能通過成為歷史的現實進行研究。這種方法對後來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有很大啟發。

布洛赫的研究對於社會學研究也有所啟發。布洛赫本人就深受塗爾乾的影響，而本書中對民眾心理的討論也繼承了塗爾乾的集體心理的研究。此外，國王用神跡維護自己的統治正當性這一行為，也讓人聯想到馬克思韋伯對克里斯馬型權威的統治方式。但代代相傳，穩定世襲的特點卻恰恰是和克里斯馬型權威不相匹配的。從這一點上，布洛赫實現了對馬克思韋伯合法性權威傳統理解的超越，對王權運行的脈絡有了新的認識。

在中文讀者中，我們不禁會將國王神跡與皇帝神跡做一番比較。畢竟在中國的權利傳承中，上至夏商周，下到袁世凱，皇帝都伴隨著各種吉兆和超自然現象的出現，比如劉邦就同時有享有出生神話，容貌異象，奇稟異行等「神跡「。雖然都是為了賦予權力神聖性，國王神跡和皇帝神跡的一個顯著不同是，西歐的國王神跡是經基督教倫理改造的，因而表現為一種對耶穌的模仿，上帝藉由國王創造奇蹟，奇蹟意味著神命，從而「神命之王「意味著權力的神聖性與正當性，也就是所說的「國王觸摸你，上帝治癒你「。而中國皇帝的超自然現象，由於中國並不存在強勢的教權傳承權力的過程，這樣的奇蹟往往表現為自然崇拜，如天降異象，神獸出現，託夢受孕等。此外，國王的神跡是對個體的病人展示的，而中國皇帝的奇蹟則往往是對所有臣民展現的。實際上，集體性的奇蹟更符合人們對專制統治者這一統攝所有民眾的形象的理解，這種對個體的奇蹟，應當也是受基督教傳統影響的結果。

此外，國王神跡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這些神跡的記錄者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這個問題無論是在西歐還是中國都有相當討論的價值，作為新政治史在中國史研究的實踐——比如以嘉靖皇帝與朝臣關於丹藥方術的互動，是不是也是一種皇帝神跡，也是一種權力滲透的脈絡的體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