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梦蝶 字数 / 34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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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2

1. 从极端的言论到极端的行为，西方国家需要反思的，有所谓言论自由对极端右翼主义的纵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偏重。

2. 西方世界的多元化社会结构背后却是偏见、高傲和排外。

3. 一些极端思想一直存在，更逐渐被正名化、合理化，得以像政党宣扬自己政治理念一样，借着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而大行其道。

4. 保护这样的自由，代价将会变得太高。

新西兰的枪击案在西方国家引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至少与民主本身一样古老的问题：对于一个致力于保护个体自由的国家来说，公共安全的代价在何时会变得过高？

枪击案的两天后，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们的反思也有另一个由头，就是澳大利亚那位持极端右翼立场的参议员弗雷泽·安宁的一番话。他说这次枪击案的真正原因是新西兰政府允许伊斯兰教“狂热分子”移民的移民计划。

从这样的言论到这样的行为，西方国家需要反思的，有所谓言论自由对极端右翼主义的纵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偏重。与其将矛头指向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威胁，或许他们更需要清扫自己的门庭。

作出这样出格的言论后，这位议员被身后的少年“鸡蛋袭击”，这位少年也获得外号“鸡蛋男孩”。

多元化的背后

在澳大利亚，如果问一位亚裔移民为什么选择居住在悉尼、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而不是一些小城镇，他们会说，如果我们住在这些地方，我们每天都会挨打的。克莱斯特彻奇也是这样的小城镇。

这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人口却只有三十余万。2010年之后的几次地震和随后的城市重建增加了来到这个城市的移民。但讽刺的是，人口结构的多元化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极端右翼文化和基因。

新西兰梅西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Paul Spoonley观察了70多个符合极右翼定义的地方性组织。他发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有多个这样的组织存在于克赖斯特彻奇。1989年，这座城市发生了两起谋杀案，其中一起，一名韩国揹包客和一名同性恋男子因某些原因被杀；另一起，凶手在无故枪杀一位男子后作出了纳粹敬礼。

2019年，一名在网上宣扬白人至上、仇视穆斯林的极端右翼枪手冲进两座清真寺，枪杀50人。在社会形态更加多元化后，这里的极端右翼更加极端了。新西兰有一个组织叫“New Zealand First”；当地报纸有一篇文章称亚洲移民为“Inv-Asian”（入侵的亚洲人）。今日的克赖斯特彻奇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缩影。所谓多元化的背后却是偏见、高傲和排外。

迪伦·鲁夫，2015年加州教堂枪击案枪手，罗伯特·鲍尔斯，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枪手。他们都被这次冲入清真寺的塔兰特视为民族英雄。他还在那份“宣言”中引用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黑人坎迪斯·欧文斯的观点。

美国《WIRED》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2017年是右翼极端主义崛起的一年，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人在街道上随处游行。2018年，这种极端思想开始与社会的主流意识融合，宣扬的渠道正在正常化。

过去的共识是，极端主义是中东的产物，来自伊斯兰教的“狂热分子”。但是，极端的右翼也是极端，还普遍地存在于西方世界中。

新恐怖主义的崛起

极端右翼主义，是一定义模糊的概念，大体上包含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新纳粹主义、仇外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反移民主义、反多元文化主义、反女权主义、厌女、恐同，或者这些思想交融重叠后的产物。

一个事实是，“9.11”之后，这种内生性的极端思想已经成为孕育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根源。这些极端右翼思想的兴起，加上互联网的平台，在社会上引起了激化的意识形态冲突。匹兹堡枪击案的凶手仇视犹太人；亚历克·米纳辛在多伦多街头驾驶货车冲撞行人，他宣称自己是“自愿独身者”，这是一种厌女主义的表达；2017年在夏洛兹维尔，有一场由极端右翼组织举行的“右翼联合”暴动；2014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通过开枪、汽车冲撞和刀捅造成6人死亡的凶手埃利奥特·罗杰也留下了上百页的“自愿独身”宣言。这与这次塔兰特的白人至上宣言如出一辙。

根据研究机构新美国（New America）的一份报告，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由这些极端右翼组织或个人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或暴力袭击已经造成86人死亡。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趋向“独狼式”的方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右翼研究中心（Berkeley Center for right Studies）执行主任劳伦斯·罗森塔尔（Lawrence Rosenthal）教授认为，这些恐怖主义者发动“独狼式”袭击就是希望社会的极端情绪在他之后被完全激发出来，从而带来一场全面的“起义”。

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后，民众自发举行对遇难者的悼念活动。

这种袭击来自于极端思想的本土化，也可以归咎于松散的枪支管制法律和社交媒体上传播暴力思想的渠道。Peter Bergen和David Sterman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担忧，这种活动会把美国乃至西方政治拉入极端主义的深渊。更何况，对于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来说，要完成这样的反恐任务，难度比破坏外国恐怖组织要困难得多。

“视而不见”的纵容

当这些恐怖袭击都是由本土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实施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把反恐的重心放在国际社会，将那些假定的外国恐怖分子拦在国门之外，似乎是与反恐需要背道而驰，像在解决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问题。

罗森塔尔认为，这种极端右翼的兴起是对特朗普政治立场的呼应。在Bergen和Sterman看来，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这些极端右翼恐怖主义给予了极大的纵容。从卢·多布斯到安·库尔特再到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儿子）。这种视而不见正在变成可怕的纵容，乃至兜售。他们正在将这些极端的思想正名化，成为他们政治立场的一部分。

这些极端思想也会不付他们所望，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American First”似乎与数千公里之外的那个新西兰政党“New Zealand First”遥相呼应，他也喜欢用与那家当地报纸一样的词语——“入侵者”来形容那些穿过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这种纵容，与其说是视而不见的，不如说是“视而不见”。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媒体研究员John Budarick表示，澳大利亚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兜售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故事，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这种对极右翼观点的兜售力度明显加大。他还说，这是一种全球趋势。新西兰那个叫“New Zealand First”的政党党魁是该国的副总理。该党的另一位成员曾这样形容来自中国的投资：“两个黄人比不上一个白人。”而中国人的哲理则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同样是新西兰，一位政治家一遍排斥本土原住民毛利人，一边又在警惕这里要被亚洲人“淹没”了。

右翼极端组织的游行集会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更多主流媒体的关注。

枪击案后，新西兰总理杰欣达·阿德恩就痛斥，极端主义在新西兰不会有立足之地。掷地有声的声明背后，那些极端主义就真的不会存在于这里吗？从特朗普到澳大利亚的弗雷泽·安宁再到新西兰那个讽刺中国人的政党成员，极端思想一直存在，并且被纵容着地发展，更逐渐被正名化、合理化。他们无需像在街头游行那样去宣传，而是像政党宣扬自己政治理念一样，借着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而大行其道。

面对现在的新西兰枪击案，从媒体到群众都表达了坚定的痛斥。一些像弗雷泽·安宁这样的杂音也被批驳。但是几十年后，此时的杂音是否会变成未来的主流？社会是否会像那些“独狼”所希望的，掀起一场“起义”？

自私的人们

对极端右翼的纵容实际上迎合了人们的自私。在这些国家，人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公民的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没有冲突。这些人认为，要求他们自己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却并不认为保护集体基本自由的必要性。

所以，他们对日益增多的枪支暴力的回应不是监管，而是自己要拥有更多的枪支。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害怕他们自己的政府，而不是由政府来保护他们免受的威胁。

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措施赢得了赞赏，因为它允许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共享信息，防止机密信息在法庭上泄露，更允许政府拘留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美国人。人们愿意授予政府特别的权力去监管言论自由，却不希望这些权力被用在自己身上。他们认为，只要把这些手段用在那些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人身上，将那些穆斯林拒于国门之外，自己就安全了。

但是在捍卫个体自由和打击恐怖分子上，采取这种不一样态度的人们是虚伪的。他们有明确的针对对象，有明显的偏见，却对真正的威胁选择了信任。他们压制的自由是属于别人的自由。他们选择相信的却是真正的威胁。

他们总说，“言论自由”是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样的法律保护约束着政府的行为，让个体自由不受侵犯。

再来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评论那部《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的：这是奥威尔式的长篇大论，长达300多页，本意是团结美国，却成为政府滥用职权和越权的一种简称。这部法案在“9.11”后不到7周就获得通过，极大地扩展了执法机构针对个人的权力。但当人们对“9.11”的歇斯底里情绪平息后，又开始反思这部法案赋予执法机构的权力。就像荷兰的一句谚语，恐惧是一个糟糕的顾问。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执行副主席Kim R. Holmes认为，自由取决于安全，美国的自由取决于从生活中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通常来说，言论自由由国际公约、国家宪法和法院一贯支持的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管辖。但在战争时期或涉及恐怖主义威胁时，这些关于公民自由的概念往往被搁置。

现在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遭遇的恐怖主义已经不同于“9.11”事件后的那样，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他们所一直坚持的对个体自由、言论自由的保护，恐怕也需要改变了。否则，保护这样的自由，代价将会变得太高。

参考文献

Varju, M (2013), “European human rights as a multi-layered human rights regime: preserving diversity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in: Wetzel, J.(ed.),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 in Human Rights? Abingdon: Routledge.

Stone,G. R. (2009), “Free Spee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diana Law Journal 84(2009): 939-962.

Kitrosser,H. (2017), “Free Spee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ootstraps”, Fordham Law Review 86(2): 509-533.

Mchangama, J. (2016),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ciety 53(4): 36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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