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孟宸

1919年9月25日，一位老人对法国议员们发表演讲：“你今天要投票表决的条约甚至算不上一个开篇，它只是一个开篇的开篇。它所包含的设想将会成长并取得成功。你们已经赢得了决定战败者德国命运的机会。有人告诉我们她（德国）终将复活。因此我们用尽一切手段保证我们不用再害怕她。”

1918年，协约国首脑在英国伦敦唐宁街 10号前合影

腹背受敌的克里孟梭

作为欧洲战胜国的代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围绕对德条约的讨价还价，与其说是盟友之间求同存异，不如说是尚未撕破脸的敌人，至少也是假想敌在互相算计。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各国政要在私下对对手的评价自然也是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

但少数有观察力的代表却能够在英国代表团的领导者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之间分出一个高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对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评价：“四人委员会中最杰出的成员。”作为一个相当有思想深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克里孟梭乃至整个法国的悲哀——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与德国的人口和国力基本持平，但德国除了在煤铁工业和航运业上起步较早外，在社会财富方面被法国彻底甩开。但到了1914年，德国的人口比法国高出70%，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掌握着先进的技术。而法国的国力却每况愈下，如果不是英美提供援助，法国人完全没有机会在与德国的单打独斗中取得胜利。而且即便德国战败，德法间的力量对比也没有向偏向法国的一方逆转。

克里孟梭

因此，克里孟梭作为一名冷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判断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毁灭德国再次崛起并向法国复仇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克里孟梭几乎是孤注一掷的，用他的话说：“两千万德国人实在太多了！”

不过，冷酷的法国“胜利之父”此时正面临一场“腹背受敌”的尴尬：他的面前有一群充满了理想主义甚至不自觉为自己罩上“圣洁光芒”的英美政治家，而在克里孟梭身后，法国国内可怕的政治斗争形势几乎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为代表的法国左翼出于阶级感情反对对德国进行强力制裁，认为这样必然会导致德国工人阶级陷入困境，同时又举起争取和平的大旗，认为帝国主义分赃不均必然导致下一场战争以及法国全面军国主义化。而白里安等法国理想主义政治家已经彻底被威尔逊“十四点”所倾倒。

法国右翼却以《费加罗报》《高卢人》《巴黎回声》和《法国行动》等报纸为阵地，不断煽动国民，要求彻底地“抢劫德国”。事实上这也是法国朝野中大部分的看法，因此1918年12月29日法国议会以398票对93票的悬殊结果要求从德国获得巨额战争赔偿。

凡尔赛和会上的四巨头，从左到右依次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维·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美国

对法国人而言，克里孟梭为首的法国代表团，必须从谈判桌上获得赔偿，这既是为了偿还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民族受到了屈辱，又是为了惩罚德国在一战期间对法国工业区、城镇和广大乡村系统所进行的破坏行动。其中最让法国人以及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无法释怀的是1918年德军在撤退前对法国北部—加来海峡这片主要工业区以及毗邻的低地国家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

如果我们非要用漫画人物来形容法国政坛此时的表现，那么可以说整个法国政坛，除了少数人可以保持理智和判断力外，大部分人几乎都陷入了一种“不高兴”的状态：左翼认为巴黎和会是军国主义者和大资本家转移国内矛盾并抢劫德法劳动人民的阴谋；右翼认为包括克里孟梭在内的谈判代表团都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准备放弃复仇的天职，在和会上把法国应得的利益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