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广东，是我们村年轻人的宿命
生于1989年的我，一头撞进了30岁。
作为一名考上了大学的「小镇青年」，我似乎摆脱了流水线的命运，拥有了理想的职业 —— 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每天奔赴于不同的新闻现场。
却始终换不来一份安稳的生活 —— 在付不起首付的城市里，租房、工作、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过著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我同乡那些念不上高中的年轻人，则毫无悬念地涌向了珠三角的工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文化，没技术，不打工，能干什么。」
两种平行线般的生活，在春节产生短暂的相逢。就这样，我有机会不断回望这片土地，以及生长于此的人们。
从谢家湾到东莞
我的故乡，是一个距离市区10公里的湖南农村，名叫谢家湾。
记忆中谢家湾并不富裕，几个月才吃上一次猪肉，但在我的童年滤镜中，这里无疑是可爱的：同辈的小伙伴特别多，大家一起上学、玩耍，日子简单而快乐。
老家的房子都挨著，一排过去有四五户人家，最靠山的一户人家建了果园。
每年初夏，橘子未熟，我和小伙伴就开始偷摘酸涩的橘子。几次猖狂至极，果实还没来得及上市，就被我们偷光了。
小小的谢家湾，便是我儿时的玩乐天堂。
再长大一些，村里但凡有点想法跟能力的，都进了城。
我家也不例外。读完小学，我便随父母搬到城区念书。
城里的小孩喜欢扔沙包、玩赛车，我适应不了，只盼著周末跑回村子里。
这样的抵触心理一直延续至今，我始终无法喜欢上这里，反而常常看到小城市的不好。
许多外地人过来，会认为本地的人普遍大方、有钱。大方是真，有钱倒未必。据我所知，本地人习惯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蓝色芙蓉王，一包白沙。碰到熟人发蓝芙，回家自己抽白沙。
事实上，本地人的工资不过两三千。再加上近年资源枯竭、政策管制等原因，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唯一坚挺的是房地产，新出的高档商品房已超过六千一平。
这样的环境下，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不多，大部分初中没毕业就上广了。
在老家，人们把打工称为「上广」，即去邻省的广东。
我的发小小池便是其中之一。在谢家湾，他家跟我家是对门。小学毕业后，我随父母进城，然后考大学。他则一直留在农村，读了一年卫校后选择放弃。
看似分道扬镳的人生，实际上却殊途同归 —— 毕业后，我进了东莞的报社，小池则进了东莞的工厂。
再后来，我才明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正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向工业化急速奔跑。
而我所目睹的这些迁徙，不过是数以亿计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的农村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
东莞是个大工厂
东莞堵车，世界缺货。
在东莞当记者的两年，我几乎跑遍了下辖的32个镇街。与老家匮乏的制造业相比，这里的每个镇街都有各自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
不论衣食住行，人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一切商品，几乎都能「Made in 东莞」。
两年后，我离开了东莞，前往北京，小池则留在虎门镇街的一个服装产业园。
去年11月，在一个温暖、湿热的下午，我约了小池在厂里碰面。他迎面走来，比印象中瘦一些。
「来来，喝什么，直接拿。老板，拿两瓶红牛。」
我连忙婉拒，但小池坚持请我喝红牛。
他的厂房就在小卖部斜对面，老板是湖南老乡，跟我们同龄。连门口的保安都夸，「这个年轻老板很厉害，在虎门有几个厂，很快就要上市了。」
厂房共三层，里头70余人，高峰的时候，一天能做上万件衣服。
而小池的工作是给布料缩水：坐在一个两米宽的机器前，将布料放进鼓风机熨烫一遍，再摆平放在地。这样的动作，要从早上八点半一直重复到晚上九点。
小池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意，就是个「摆子事」，不用动脑筋。老板管的松，干累了，抽个烟、玩会儿手机都是可以的。
厕所也可以随便去，不像那些大厂，撒泡尿都要打报告。
小池曾经在谢家湾呆过一段日子，关键是待不住。「种田都吃不饱，只能饿死。」现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挣4000多块，比在家干活轻松多了。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著天，小池对我的北漂生活也很好奇，连连问道：
「在北京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吧？」
「吃个快餐多少钱？」
「工作包吃住吗？」
我如实回答，北京挣的多花的也多，一份快餐30块，租个单间两三千，存不下钱。
聊到最后，话题还是绕到我的婚姻大事上。
同龄的小池早早地完成了结婚生子，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五岁，交给老人照看，夫妻俩只管在外头挣钱。
他劝我早点成家，不要漂的太远。像北漂时常焦虑的买房、教育、养老等问题，他都不太去想，走一步是一步。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二十年
比起不爱操心的小池，同样在虎门打工的表姐夫阿东，则焦虑得多。阿东比我们大七岁，在珠三角已经漂泊了二十余年。
表姐夫是1998年上广的，钟表厂跟电子厂都呆过，相关领域的技能几乎吃通了。
虎门这家工厂的老板把他挖过来当车间主管，工资涨到了快一万。
这样的收入，是大部分老乡不敢想的。不过表姐夫负责的制管车间，要承担整个工厂最苦最重的活 —— 制管、锻造等步骤都在他的车间完成。
主管又是车间里最操心的人，像夹心饼干般两头受压，既要对老板负责，提高生产效率，又要替员工操心，安抚他们的情绪。
有时员工想多请个假，表姐夫都会暗地里通融，「活还得靠员工干，不替他们著想不行。」
表姐夫不希望打一辈子工，他有个开餐厅的梦想，曾经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2017年，深圳宝安一家饭店因经营不善转手。表姐夫计划搭上全部积蓄，再借钱凑个近百万盘下来，无奈家人不同意，觉得位置不好，没有生意。
就在表姐夫放弃不久，那条街道进行了拆迁，四周盖起了高耸的写字楼，白领络绎不绝。
表姐夫坐在虎门的小餐馆里，一边跟我算账，一边后悔不已：店里一份快餐卖15元，一天卖500份，月流水可以达到20万左右。
不过，这样小小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死心，表姐夫依然留意著虎门的饭馆，希望有个改变命运，当上老板的机会。
「再这样下去，干个十几年自己都该退休了，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进厂后，表姐夫又陆陆续续带了一批老乡进来，他的哥哥、邻居都在这边上班。每到饭点，湖南的老乡会聚在一起吃饭、嚼槟榔。另一头是四川老乡，说著彼此听不懂的方言。
表姐夫说，跟老乡在一起，至少有个照应。谁家里有个急事，需要钱，大家都会互相借，有时候五千，有时候一万。
与家乡有关的一切，都能消解异乡的孤独。就像老谢，打工20多年，还是吃不惯外面的饭菜，随身带著家乡的咸菜，「就算是个藠头，也很下饭。」
2019年春节，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谢家湾。泥泞的路面上，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小汽车和串门的年轻人。
表姐夫说，在外面打工的老乡，都憋著一股劲，希望有天能挣到钱，风风光光地回家。
「如果在外面挣了很多钱，老家人会高看你一眼。如果混得不好，过年的牌桌都没有底气上场。」
不论是青铜级别的「回家过年」，还是黄金级别的「进城买房」，甚至是王者级别的「盖三层小洋房」。
回家，始终是他们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像我跟小池描述东莞多发达，GDP是老家的十六倍，他内心都毫无波澜。
「除了上下班的路，其他地方都不认识。」
毕竟，虎门的房价接近两万，买房，连表姐夫这样的车间主管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至于我这种没有单位的大龄北漂青年，更加是不可理喻的。
春节七天，如同烟火转瞬即逝，谢家湾又将迎来长达一年的寂寥。
过了元宵节，人们陆陆续续离开。而这里的每一次出走，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图文 Xie Kuangshi | 编辑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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