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石淑子：对萧红评价的变迁
对于萧红评价的历史，结合中国国内相关的历史、政治背景，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确立期（1935年—1942年）。
从成名作《生死场》（1935年12月）在上海发表至萧红去世。
第二，追忆期及从文学史角度评价的开始期（1942年—1976年）。
萧红死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三，实证及第一展开期（1976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证研究盛行的时期。
第四，第二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实证研究告一段落，展开作品论的时期。
（一）确立期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鲁迅（1881—1936）与胡风（1904—1985）。这两人都深度介入了《生死场》的出版，并分别为其撰写了序与后记。如果说他们对该作品的感想和评价，至今依然是评判萧红的坚实基础，则并不为过。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中略）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1935年12月）
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运命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中略）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的？
（中略）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中略）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胡风《〈生死场〉后记》1935年11月22日）
两人冷静地指出了萧红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之处，同时对作品中描述的北方农民生活的“不同的世界”和生命的顽强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动。可以说，这代表了当时上海大部分读者的心声。所谓“不同的世界”，并非仅仅因为那是一个自己从未踏入过的世界，更是因为那是一片处于侵略之下的自己国家的国土。他们认为，作品虽然存在不足之处，却在某种程度上细致地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日本侵略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人们不向现实屈服的顽强的生命能量。这正是促使他们发出深刻感慨的原因所在，也唤醒了他们身上的民族使命感，使其必须对该作品做出某种正面评价。萧红的丈夫萧军（1907—1988）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版了一部描写抗日游击队的作品《八月的乡村》，鲁迅在为其作序时指出，此书“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1935年3月28日）。这一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生死场》。
此外，两人都注意到了作品中“女性作者的视角”，尤其对其自然描写中所使用的丰富的表达倍加赞赏。同时，对于这部出自一位年轻的无名女作者之手、描写默默无闻的农民在大地上掀起的强有力的反抗的故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究其原因，萧红独特的笔致自不用说，更是由于这部作品在题材方面极大地超越了之前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
与此同时，由于二人在当时上海文坛影响巨大，他们的评价不但代表了众多读者的心声，也必将左右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社会评价。可以说，他们的评价为刚刚诞生的作家萧红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二）追忆期
萧红的去世（1942年1月22日）给许多亲朋好友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一方面为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甚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对其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爱情方面与稳定的幸福相去甚远的一生寄予深深的同情。萧红为何会在远离故乡和朋友的香港孤独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人们对此推测揣度，口口相传，萧红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尊贵的牺牲品再次赢得了大众的关注。不过，关于萧红的追悼活动，据说内情有些复杂。
萧红青年时代的友人，在上海时曾与萧红苦乐与共的梅林（1908—1986）这样写道：
对于这位女作家的死，在后方除看到几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处开过追悼会。据来自桂林的友人谈，桂林作家本打算为萧红开个纪念会，但后来有人收到一张近似“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员会”的草稿，大有招摇嫌疑。大家传观一番后灰心下来。
（《忆萧红》1942年）
那个时候，由于香港沦陷，很多文化人从香港来到桂林，其中有不少人与萧红有过深交。比如，胡风于1942年3月7日来到桂林。通过鲁迅与萧红相识，之后曾写《〈呼兰河传〉序》的茅盾（1896—1981）于9日来到桂林。另外，4月5日田汉（1898—1968）四十四岁生日宴会到场者的名单中，还有杨刚（1905—1957）的名字，她在做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时与萧红曾有过交流。包括为萧红送终的骆宾基（1917—1994）和丈夫端木蕻良（1912—1996）在内，桂林有这么多与萧红有过深交的人，却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梅林说所的“某处”恐怕指的是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前夕的5月1日下午二时，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文抗作家具乐部举行。大约五十名延安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追悼会。会场挂着萧红的画像，主持人丁玲（1904—1986）致开幕词之后，萧红曾经的丈夫萧军介绍了萧红的一生与著作，接下来又有一些人做了发言。萧红自哈尔滨时代就相识的老朋友舒群（1913—1989）倾诉了对于萧红逝世的悲伤之情，他说： 萧红今年只有三十二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我们长逝了。”周文（1907—1952）意味深长地说：“人在生时，常多隔阂，及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的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
丁玲在追悼会举行之前，写了追悼文。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然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末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赂这种无耻的人证了。
鲁迅先生的阿Q已经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地诠释，那末《生死场》的命运也难于决定就会幸免于这种灾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须要毁灭的。
（《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4月25日）
从丁玲文章的基调可以推知，之所以没有在桂林举行追悼会，并非全都因为“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员会”。正如上文所述，有人反对与萧红熟识的胡风的解放区文艺理论，或许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追悼会之后，《文艺月报》第十五期（1942年6月15日）作为“纪念萧红逝世特辑”，刊登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及部分友人的文章。《文艺月报》是由丁玲、萧军、舒群等联名发起的文艺团体文艺月会的会报。其中有一篇是萧红的老友白朗（1912—1994）写的文章。白朗指出，萧红在来到上海之后虽然名声大振，但是其忧郁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战火固然是促使她早逝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白朗说，是“因为，她的病，我要说是忧郁的累积”。
我和（萧——引者注）红的相识是在她和（萧——引者注）军结缡未久还是初恋的时候。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一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干了的面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中略）慢慢地，我才得到了结论：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和真挚的情爱上，绝不是贫困的手所可左右的。
（中略）
一年之后，我们侥幸地又在沪滨相逢，而且有机会生活在一起。
一切仿佛都没有变样。（中略）
这时的红呢，面色是苍白的、病态的，精神也不似以往那样愉快，仿佛有一株忧郁之苗在她的心上发芽了。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只感觉到红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仿佛已在开始倾泻了。
（中略）
预料的不幸终于发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红和军决然地分开，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1942年4月10日）
所谓“并不喜欢的人”指的是之后成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白朗还回忆起在萧红与萧军分手（1938年）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将孩子生下，曾经在她重庆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她说，这段时间里，萧红心事重重，而且变得暴躁易怒。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
“莉（白朗的本名——引者注），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她惊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这句话到现在还幽凄地响在我的耳边，它留给我以悲哀的记忆。
如今，红已安息在地下了，当她与生诀别时，是否如她的预言一样呢？我无由得知，更欲问无从了！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白朗十分了解萧红，她认为萧红早逝的原因，除了抗日战争带来的苦难的流浪生活之外，还有其不幸的婚姻生活。这一看法无疑会影响到人们对萧红的一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理解。
绿川英子（长谷川テル，1912—1947）也曾经和萧红一起在重庆生活过，她比白朗更明确地指出，萧红忧郁的原因在于“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结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面的。自然，这也许是由于两人的性格上所酝酿的矛盾与相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忆萧红》1942年7月6日）
与此同时，与萧红有过交流的男作家罗荪（孔罗荪，1912—1996）和骆宾基也分别撰文回忆萧红。罗荪回忆起萧红在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到他家避难的情景。当时萧红手里拿着烟，兴奋地谈着将来的计划和梦想。但是罗荪却发现，那份兴奋中隐藏着些许疲惫。
不久，她和T君（端木——引者注）一同去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没有能充分地发挥，她的理想更没有得到实现；一颗诗人的灵魂，一颗崇高而纯洁的心，由于离乱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被埋没了。
（《忆萧红》1942年）
骆宾基强调了萧红一生的孤独和寂寞，同时又肯定了她为文学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孤独地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青草发芽，树荫遮道，大地充满了生命之爱，欣欣然，仿佛向日葵得到朝阳的温暖，从满天乌云之间展开的一条晴空缝隙下。（中略）
而萧红本身，就又仿佛山腰当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的初春绿草，也有一两片云影、蓝天，闪着滴滴阳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树荫下，寂寞地流着，流着……却又听不到一点声音。实际上，除去水面微风吹起的波纹，又是什么也没有。
萧红就这样任凭生命之流，寂寞地流着；而给予人们，却是温暖与热情，像溪流给予人类的优美。
（《萧红逝世四月感》1942年5月）
与上述两位女作家撰写的追悼文章不同，同一时期由这两位男性作家撰写的文章中没有“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的观点，而且骆宾基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出现对“T 君”（端木蕻良）激烈的责难态度。
过了一段时间，萧红上海时期的朋友，曾经在重庆与端木共同执教于复旦大学，而且宿舍也是相邻的靳以（章靳以，1909—1959）就萧红的两次婚姻生活写下了下面的话。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没有好过。（中略）
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做D的人（端木蕻良——引者注）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四川泼剌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
（中略）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中略）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而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萧军——引者注），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萧军——引者注）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中略）
（中略）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这样填满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间，自己悄悄地走了，应该把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两个男人的身上。可是他们，谁能为她而真心而哭呢？
（《悼萧红和满红》1944年4月15日）
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逐渐开始认为，萧红不幸和早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的婚姻生活。
萧红去世四年后，1946年1月22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国统区）的中心重庆，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萧红追悼会。主办方为东北文化协会。据骆宾基后来回忆，这是当时在国统区唯一举行过的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参加者有郭沫若（1892—1978）、茅盾、冯雪峰（1903—1976）、胡风等八十到九十人（张小欣所著《骆宾基年表》中认为参加人数为五十名左右）。周鲸文指出， 萧红的一生是反抗黑暗势力的一生。她先从封建的家庭里跑出来，以后又在她的作品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郭沫若说，“对旧社会不妥协的萧红女士是人民的作家”；茅盾进而指出，“萧红女士的死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所有在现社会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困难和不自由”。
以此为契机，朋友们又开始撰文回忆萧红。其中，聂绀弩（1903—1986）的《在西安》（1946年1月20日）尤为引人注目。这篇文章记录了萧军与萧红离别的经过，佐证了萧红的不幸，故而经常为后人所引用。“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对于聂绀弩的这段话，文中提到萧红是这样回答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中
略）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对于确认萧红的不幸，此时骆宾基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骆宾基将萧红出于对地主出身的厌恶离家出走的行为视为“对封建势力的反抗”，认为她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将其与萧军的相遇视为“向顽强的旧社会作战的战斗力的结合”，“他们的战斗性能，立刻融为一体”，形成了“辉煌的共同战斗的基础”。不久，两人“被迫撤离”哈尔滨，来到了“作为祖国革命的（中略）大本营的上海”，并与鲁迅相遇，这是“孤立的战斗力和主力的汇合，而且必须汇合”。然而，过了不久，这两个本应与主力汇合的战斗力却面临着破裂。
就在这时候，作家萧红感受另一种社会力的威胁，那就是社会的男人中心力。这是早已存在的，所以在这时候才显著，（中略）她感到自己是这种社会力的附属力，在这点上，作家萧红大胆地抗拒了，不只是想到，她是向历史挑战，她将孤立，因为如那些机械的等待主义者们所说：“得等到社会解放了，再来谈妇女的解放呀！”而萧红先生是不能忍从、等待。她在行动上大无畏地开始抵拒。
（中略）
然而在这一战役上，作家萧红是失败了。因为弱者正因为弱，在面对着和顽强（反动）的社会势力作战的时候，他（萧军——引者注）同样是弱者。而反之，在历史对他有利而且和封建社会站在一起，弱者面对着一个孤立的妇女，又是以强者姿态自居的。
就这样，作家萧红回忆到过去，她所来自的路上了。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之后，又写下了《呼兰河传》，这是思想突击力转折的时期。
（《萧红小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1946年1月22日）
骆宾基一改之前抽象叙述萧红的为人秉性和人生经历的做法，将萧红的不幸归于对封建制度大胆反抗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一观点与萧红的女性朋友曾经说的“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相似。
对萧红不幸的强调，影响到人们对其后期作品的评价。胡风在“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说：“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他还记下了1941年与萧红在香港再会时的情景。
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
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胡风回忆录》1993年11月）
上述胡风的批判对象是萧红后期所著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0年）。茅盾为这部作品写了序。茅盾是熟知萧红晚年生活（香港时期）的人物之一，他将“寂寞”作为关键词来评价这部作品。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呼兰河传〉序》1946年8月）
茅盾在文中这样结尾：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因，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诅咒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茅盾所谓的“无从补救的一切”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茅盾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他认为纠结了萧红一生的“寂寞”由她的“消极性”产生，而这种“消极性”又是基于萧红在与男性共同生活过程中在“感情”层面所受到的创伤，这给萧红的一生带来了各种不幸。
骆宾基在之后不久后发表了《萧红小传》（1947年）。由于骆宾基与萧红关系亲密，这部作品影响更大。骆宾基将《呼兰河传》视为萧红的自传，他以这部作品为依据再现了萧红的童年时代。他指出萧红在童年时期缺乏家庭的关爱，这使得她对爱有着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感觉让她深受折磨，以此强调她的孤独。
这好意的怜悯，敌意的轻蔑，在她都是作为属于她所敌对的那一个阵营里的表现。这是她真正孤独地面对着社会了。和社会接触了，她感到那敌对的阵营是广大的，所有那些奇怪地注视她的眼光、所有那些轻蔑与怜悯都同样地损伤她，都同样证实她的孤立。
她依恃什么来和这些敌对性的眼光相抗呢？怎样保护自己不受那怜悯口吻的损伤呢？那就是矜持。这矜持的根源就建立在这孤立处敌的根基上。她不吐露自己内心的凄苦，一点资敌的真实情况都不泄露。
她卫护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用矜持作武器。
（《萧红小传》）
骆宾基进一步写道：
当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称作强者的时候，也就正是他和战斗主力密切结合的时候，或者被看作战斗力的一部分的时候，或者肯定自己是战斗力的一部分，注意战斗主力挥戈所指的方向而前进的时候。那么，自然这是很明白的。当他软弱的时候，也就正是退出战斗，或者落在战斗背后，或者不被战斗主力所注意，自己也不去注意战斗主力挥戈所指的方向的时候。
因之，我们又可以这样说：强者注意的是前面，并不是遥远的未来，而弱者就眷恋着甜蜜的过去，或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引者注）安德莱郡王那样躺在地上，浏览着静静地在天空飘移的白云，而感到空虚。
（中略）
在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的，原因就是由于落在了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这是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的。
（《〈萧红小传〉自序》1949年12月14日）
上述茅盾、骆宾基等友人的文章及《呼兰河传》将萧红塑造成为一个在“寂寞”的重压之下仍然竭尽全力与之对抗的勇敢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而且，封建制的家庭环境和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是造成她的悲剧与不幸的背景，背景中也有外国侵略者的影子。因此，不但她的作品，而且她的生涯也获得了一种普遍性。
骆宾基
友人们写下了一番回忆文章之后，与萧红相关的言论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斗争，胡风、萧军等许多与萧红亲近的人都受到激烈的批判，不得不保持沉默。其中，王瑶在共和国最初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1952年5月28日）中专项列出“东北作家群”，肯定了他们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及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但是他的论述仍然是基于先前鲁迅、胡风、茅盾的评论。
50年代后半期，以香港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心，发起了对萧红遗骨迁葬问题的讨论。由于建设游览区的需要，香港浅水湾的墓园将被拆除。后来，在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下促成了萧红遗骨的迁葬，但是萧红的遗骨没有被葬在故乡呼兰，或是哈尔滨、上海、北京，而是被葬在了与萧红毫无关系的广州（迁葬的原委和经过将在附章中详细论述）。这恐怕也反映了当时与萧红相关的人们的立场。在香港，迁葬问题又掀起了一阵萧红热。但是，大部分言论并没有超出骆宾基《萧红小传》的范畴。或许是由于墓地改葬加深了人们对萧红孤独而死和其悲剧性的印象，关于萧红的社会新闻大多是一些出处不明的八卦内容。
其中，同为东北出身，比萧红他们早一步来到关内开始文学创作的李辉英（1911—1991）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从这时起，萧红的名字开始频繁在文学史中出现。李辉英在他的著作中，特别设立“东北作家群”一项，做了如下论述。
东北作家群的出现，那大约是由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促发起来的。一夜之间，（东北——引者注）三省变色，三千万人民被扣上了奴隶的枷锁，那些失去了国土的青年们，跋涉在流亡的道路上，唱起了流亡三部曲，缅怀着何年何月才能重回那可爱的家乡以及重见可爱的爹娘的歌词时，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既不甘为亡国奴，便就此凭借一支笔，作为武器，来反抗日本敌人的入侵，而写出些不同形式的作品了，目的既在于反日，也在于促起国人的注意。在这方面说，东北作家们是做到的了。
（中略）
等到萧军萧红等的出现，东北作家的说法，才渐为世人所熟悉。《光明半月刊》在一九三五年特别附出了一个《东北作家集》小册子，大约是包括了萧军、萧红、罗烽、李辉英、舒群、端木蕻良、杜宇（剧作家）、骆宾基、孙陵、杨朔等人的作品的。
（李辉英《中国小说史》，东亚书局，1970年7月）
而且指出，他们的作品“一般来说，缺点是内容粗糙，这是因为受到文学修养的制约。但是，他们把握现实题材，并将其描写出来，这是值得肯定的。它摇动着人们的心，在团结御敌这一点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认为，萧红等被称作东北作家的人们以反日为目的，为了引起关内人们对东北局势的关注，描写东北的现实。这一评价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半期。比如周锦也在《中国新文学史》（香港长歌出版社，1976年4月）中专项列出“东北作家群”指出，“东北作家群，并不是一个社团，更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而且作家更不应该有地域的划分。
不过这一些人有他们的特殊性，更有他们特出的成就，也表现了中国文学在这一个时期的特色”，而且提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很快沦陷，关内的影响还不很大，上海的文人虽然写抗日文章，总是喊喊口号而已。这时期只有东北作家，他们曾经身历其境地看到过侵略者的嘴脸，受到过沦陷后的迫害，他们甚至参加过民众的反抗运动，这些鲜活的题材，正是当时中国文坛所需要而又缺少着的”，肯定了他们存在的意义。
但是，如果将萧红视为“凭借一支笔，作为武器，来反抗日本敌人的入侵”，将反日作为主要目的的东北作家的一员来考虑的话，就无法评价《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后期作品中出现的转向。而且，这些作品恰恰是些意味深长、引人入胜的作品。于是，很多人便引用茅盾、骆宾基的观点，将转向的原因归结于寂寞这一萧红的个人心态。
是不是，因为健康太坏，而感到来日无多了呢？或者遭受了太多男人的凉薄，使她感到，唯有在乡土的回忆中，才能得到温暖呢？（中略）
当然，以一个流亡万里的东北人，写怀乡的小说，也自然会有抗敌的作用，不过检读全书，发现写的全是日本侵占东北以前的风光，丁点抗日气味也没有。
（中略）这是萧红临近死亡前一年，摈弃教条，回归现实，找到了自己，舒心惬意的一部作品。
（司马长风《萧红梦还呼兰河》1977年3月24日）
20世纪70年代，内地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相较而言，香港人对萧红的讨论更为热烈。这是香港人确认身份的反思行为。美国研究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发现萧红于香港发表的未完成的绝笔之作《马伯乐》第二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也可将这部作品的发现视为香港人活动的成果之一。另外，香港人也更早肯定了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作品中的文学性，当时内地对他的关注度还不高。
总之，时代越是希求《生死场》中的“反日”作用，就越难以解释萧红后期作品中出现的风格转型。换句话说，《生死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反观中国自身，主张历史正当性的重要作品。人们过于强调萧红作品中的“反日”意义，将风格迥异的后期作品解释为是受在爱情方面个人的不幸遭遇的影响，认为萧红是一个在侵略者暴力和男性权力的双重压迫下的悲剧主角，对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而且，相应地，与萧红相关的男性无一例外地被贬低。
（三）实证及第一展开期
“文革”结束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和作家打破沉默，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发表了众多回忆录。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新的事实。东北文艺界也开展了几个大的活动。比如《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创刊，举办“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以及对萧红作品进行重编与再版等。与萧红生前毫无关联的新生代研究者们开展了新的研究活动。其中，多数研究是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或许是他们在试图挽回由“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关于过去的记忆。正因为他们并不直接认识萧红，才更努力去了解历史真相。他们获取的许多新材料和证言对于萧红研究而言是巨大的收获。
这些实证调查和研究逐渐修正了前期被人们夸大的萧红的悲剧故事。同时，文学史中对萧红的叙述也发生了若干变化。比如唐弢沿用了“东北作家群”的说法，一方面认为他们作品中反映现实的题材对关内的文学产生了健康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强调他们的文学活动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展开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中略）
作品（《生死场》——引者注）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面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从而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
（中略）但总的说来，从叶紫到“东北作家群”诸作家的作品，无论题材的开阔、思想的健康和表现技巧的熟练，较之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正面地、大规模地描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写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在对《生死场》进行评价时，他一方面继承了鲁迅及胡风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意识到了东北人民的疾苦来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压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一看法早于后来出现的“反封建”评价和“女权主义”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5月）中写道，抗日战争前夜以东北作家为首的大量新人的涌现是“左联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这些作家（叶紫、张天翼、丁玲、沙汀、艾芜、吴组缃、萧军、萧红等——引者注）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二十、三十年代黑暗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由于农村革命的深入，不少作家对于农民的苦难和开始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关心和描写得比较多；工农劳动者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以知识分子和各类小资产阶级人物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虽然还占有相当的数量，但其中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已经开始摆脱当时存在着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写出他们在新的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的思想转变和走向革命的过程。（中略）总之，题材比起“五四”时期来，更加新颖、开阔，从东北人民的反帝斗争，到西南边境的特殊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困难与斗争，以及其他一些过去罕见的社会生活，都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反映，因而引起读者的重视。
（中略）
《生死场》歌颂人民的抗争，对于侵略者和统治者则提出愤怒的控诉，它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文坛上，发出了清新、粗健的声音，在题材上同萧军等东北作家的作品一起，开拓了一个新鲜的领域。
书中认为，这些新作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题材。该评价与唐弢基本相同，但是书中明确指出，这些题材“反映二十、三十年代黑暗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这就完全排除了描写20世纪初期东北某家族与黎民百姓平凡生活的《呼兰河传》。书中认为该作品“减弱了原有的新鲜的朝气和斗争的精神，在《呼兰河传》里，个人的寂寞和苦闷成了影响全书的情调。这是和她后来个人遭遇的不幸有关系的”。这从侧面支持了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
另一方面，上述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萧红的语言特征和文体持否定评价，认为“比较欧化、晦涩，妨碍它为广大的读者群众所接受”。但是，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中指出“在三十年代之后，以‘左联’为标志的革命和进步作家们，继承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传统，在奋勇地前进着。他们虽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高压底下，却依旧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将萧红作为重要作家列出，认为她的散文“纯朴、清新、明朗，而且还洋溢着一种很容易触动读者心弦的抒情诗似的情调”，还高度评价她独特的写作小说的方法，认为她的小说颇像散文，“是现代文学史上很有自己风格的作品”。
除此之外，同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分别由美国人葛浩文和中国女性研究者萧凤写成的萧红传。尽管两部传记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萧红苦难生涯的同情，但两者都是自骆宾基之后首次尝试通过萧红的作品来重新构建她的人生，对后来的萧红研究影响巨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值得我们在此特别指出来。
以此为契机，之后又出版了好几部萧红的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部分由女性书写，可以说是后来出现的萧红作品“女权主义”批评的前奏。这些女性传记作者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来考量萧红的一生，各自勾勒出了不同的萧红物语。因此，文中尤其强调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即使拥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过去，萧红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在反侵略斗争中获得了普遍性。这次，通过这些女性传记作家的发言，其女性的立场又一次获得了普遍性。
（四）第二展开期
实证研究告一段落，接着是对其作品的研究时期。但其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
思想文艺界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诸多新作品，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萧红评价。在文学史上，对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人们开始将一个新的概念“东北沦陷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并列使用。
1984年出版的由孙中田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中特别列出“东北沦陷区的文艺”一项，没有采用之前以上海为中心的视点，而是从沦陷区的角度来评价东北作家群。
这与1980年前后开始的各种调查活动使得沦陷期东北的状况逐渐明朗开来，不无关联。
流亡内地的东北作家，形成“东北作家群”，以其在沦陷区创深痛剧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中略）也陆续传入东北，有的在报刊上曾有专文介绍。内地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对于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罪恶，唤醒东北人民的民族反抗意识，以及影响处于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之下的沦陷区进步作家，正视并反映严酷的现实社会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对“瞒和骗”的文学，都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与此同时，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中将中国现代文学分为发生期（1917—1920）、第一发展期（1921—1927）、第二发展期（1928—1937）和第三发展期（抗战期）（1937—1949）四个时期。他将“描写处在民族危难之中的东北地区的生活”的“东北作家群”置于第二发展期来评价他们的作品。颇具特色的是，文中以“国防”的概念代替了“抗日文学”，认为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生平坎坷；因此她常用沉郁的笔调描写人民的苦难”。可以说，比起“抗日”，他更关心的是“反封建”的方面。
另一方面，在“东北作家群”“沦陷区”的概念提出之后，沈卫威提出了“东北流亡文学”的概念。
“十四年东北流亡文学”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沈阳事变”并武装占领东三省，到1945年9月3日日本侵略者退出东北这十四年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或非东北籍，但长期生活在东北的“准东北籍”作家所写的反映东北生活的文学。由于时间跨度大和文学本身的性质，它既不同于关内“左翼文学”和“抗战文艺”，更迥别于关外日伪统治下的“殖民地文学”（习惯称“沦陷区文学”，笔者认为称“殖民地文学”更切合实际。因为这样可以把它和后来关内其他“沦陷区文学”相区别），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结构形态和价值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流亡文学”》1988年4月）
沈卫威指出“东北流亡文学在左翼文学的旗帜下生辉，左翼文学因有东北流亡文学而起色”。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试图用“乡土文学”的概念来评价东北作家。《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中认为，叶紫、萧军、端木等的文学是真正的乡土文学，与居住在城市中怀念故乡农村的“狭义的乡土文学”不同，这是在苏联和左翼文学的影响下深入 描写农村现实的文学。在这种观点下，以前被人们视为萧红“寂寞”和消极性的佐证的《呼兰河传》与王统照的《山雨》、沈从文的《边城》，一并被认为“把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审美趋向，发展为三种成熟的风格”。文中高度评价了萧红，认为她的一生尽管苦难，却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富于诗人气质的才女”，继“鲁迅和二十年代抒情型乡土作家之后，把这一文学型范推向了新的高峰”。“乡土文学”并非一个新概念，然而，这是在文学史上首次给予《呼兰河传》肯定评价。但是，于《马伯乐》与东北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不适用于这一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不但对《呼兰河传》做出肯定，而且试图正面评价以前无人提及的萧红香港时期的作品，同时专门列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一节，对萧红做出如下叙述：
萧红在她不及10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30余篇（部）小说和为数不多的散文、诗歌。她的生命和创作如惊鸿一瞥，而散发的光芒却耀眼夺目，十分独特。她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经历，她的充满灵性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了谜一样的“萧红现象”。萧红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她从自身的经历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出发，用那支天然之笔，表达了对遥远故土上生息不止的生灵及其古老文化、风俗的审视与思考，这种审视和思考带有强烈的母性色彩；另一方面，她发展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将散文的抒情、白描与小说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结合起来，使作品显出复杂的意蕴和别样的格调。
上述评价既包含了“乡土文学”的观点，也提到了萧红的文体和风格。可以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成功地进一步对萧红做出了综合评价，然而，仍然没有提及《马伯乐》。
这里不得不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兴起的“女权主义”。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是最早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对萧红进行评价的作品。书中将萧红与同时代的女作家丁玲、白薇（1893—1987）并列，专门列出章节，通过分析萧红的一生，指出亲情的缺失造成她游离在想象与真实的双重世界中，萧红唯有在想象的世界中才是自由、快乐和纯粹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她便意识到“自己陷身于民族、爱情、女性的三重危机，并且必须在主导文化阵营与女性自我之间作出紧迫抉择”。选择前者是最合常理、最为安全和平稳的活法，但必须屈从于自己女性的角色。选择后者就意味着冒险和孤军奋战。然而，萧红却勇于选择后者。书中指出，“如今她已不仅是一个进步阵营中的作家，还是一个未被阵营承认的女人，一个未被时代和历史承认的性别的代表”，同为女性的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不被阵营所认可，也成就了萧红进行创作活动最大的优势。“尽管萧军一再申明他不要求萧红有多少妻性，但萧红仍是作为妻子出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她是“在某种意义上曾由萧军养活的女人”，这阻断了她与社会的直接接触，使得萧红处于“中国30年代意识形态边缘”，同时也使她的创造力免于受到当时在马克思理论主导下的知识界共通的叙事模式的限制，因此她的作品更加真实和原初。此外，书中指出，由于“作为男人从属物的屈辱的女性的处境”，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她不像男性那样乐观，甚至可以说，她更多关注的是抗日激流之下缓慢流动的股股暗流。书中的这一评价，与笔者对萧红的认识是一致的。可以说，基于这一看法，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的一系列创作活动才有可能被理解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
然而，对于萧红的幼年时代，著者试图根据萧红在《呼兰河传》和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的描述佐证萧红身上亲情的缺失，这在资料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关于萧红的家族关系，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详细说明。著者在论述萧红的幼年期时说道， 想象世界，萧红怡然自处，任意驰骋，而在冰冷的，充满敌意的现实中，她又显得那样隐忍被动，任人囚禁，任人虐待”，这很有可能会促使萧红再次被偶像化。对于周蕾的Primitive Passions（1995年），笔者也有同样的感受。
周一方面积极评价了萧红丰富的感性和作品中充满个性的描写，另一方面试图以“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作为关键词来评价萧红毫无文法修辞训练痕迹的独特表现手法。周指出，“萧红作品中的突兀文句和浓缩描述”实际上“是简略、剪辑和焦点化等技术，内部具有电影视觉性的痕迹”，这种“主观的视觉”吸引着读者的兴趣， 新的叙述技法是管理和让人维持这种趣味所必需的”，具体论述如下：
在所有无力量的形象中，孩童处在中心位置。在此我们不仅需要包括关于孩童的故事，无论他们出身于贫穷或上层阶级，而且需要考察那些自传性的叙述，其中中国作家们将回溯童年作为其文学生产的源泉（这方面的作家名单很长：鲁迅、巴金、冰心、丁玲、叶圣陶、郭沫若、萧红、沈从文、凌叔华、罗淑、朱自清、许地山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似乎关于中国和中国民族的成年思考总是取道记忆之路，其中写作的自我通过“他者化”——可能尚未被文化化的孩童形象——的特殊形式与文化大氛围相联结。
在对女性行为进行说明时，“原初”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词语。它是一个几乎无法进行解释说明（或许应该说是以现存语言无法诠释），又 强硬得不容人们对其存有怀疑的词语。从某方面来看，它确实说中了我们女性无意识中进行的一种无法言语的精神行为（也可以说是由强烈的生存意志证明的直觉）的一个方面。但是，唯其如此，这一词语是危险的。将萧红的创作动机和过程幽闭在“原初”这一词语中会使人们过分放大其无意识部分而看轻她作为作家有意进行创作活动的部分，进而降低对作家萧红的评价。
可以肯定的是，对之前大多研究者无法解释的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的转变，女权主义理论的确从一个女性作家创作的历史、精神发展的历史的视角给予了一个恰当的解释。但是，《马伯乐》仍然是个例外，这也就是说，这一方法并不是理解萧红作品的决定性方法。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试图将从《生死场》到《马伯乐》的全部作品作为一个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来进行评价。
《萧红传》作者 平石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