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石淑子：對蕭紅評價的變遷
對於蕭紅評價的歷史，結閤中國國內相關的歷史、政治背景，可以分爲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確立期（1935年—1942年）。
從成名作《生死場》（1935年12月）在上海發表至蕭紅去世。
第二，追憶期及從文學史角度評價的開始期（1942年—1976年）。
蕭紅死後至“文化大革命”結束。
第三，實證及第一展開期（1976年—20世紀8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實證研究盛行的時期。
第四，第二展開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
實證研究告一段落，展開作品論的時期。
（一）確立期
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魯迅（1881—1936）與胡風（1904—1985）。這兩人都深度介入了《生死場》的出版，並分別爲其撰寫了序與後記。如果說他們對該作品的感想和評價，至今依然是評判蕭紅的堅實基礎，則並不爲過。
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中略）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裏的居人，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纔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1935年12月）
她所寫的農民們底對於家畜（羊，馬，牛）的愛着，真實而又質樸，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裏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不用說，這裏的農民底運命是不能夠和走向地上樂園的蘇聯的農民相比的：蟻子似的生活着，糊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食糧，養出畜類，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隻腳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這樣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並不能長久繼續的。（中略）日本人爲什麼搶了去的？中國的統治階級爲什麼讓他們搶了去的？
（中略）
使人興奮的是，這本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底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空下的血跡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志的書，卻是出自一個青年女性底手筆。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境。
（中略）
然而，我並不是說作者沒有她底短處或弱點。第一，對於題材的組織力不夠，全篇顯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應該能夠得到的緊張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寫裏面，綜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夠。個別地看來，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個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夠明確地跳躍在讀者底前面。第三，語法句法太特別了，有的是由於作者所要表現的新鮮的意境，有的是由於被採用的方言，但多數卻只是因爲對於修辭的錘鍊不夠。我想，如果沒有這幾個弱點，這一篇不是以精緻見長的史詩就會使讀者感到更大的親密，受到更強的感動罷。
（胡風《〈生死場〉後記》1935年11月22日）
兩人冷靜地指出了蕭紅作品在藝術表現上的不足之處，同時對作品中描述的北方農民生活的“不同的世界”和生命的頑強直率地表達了他們的感動。可以說，這代表了當時上海大部分讀者的心聲。所謂“不同的世界”，並非僅僅因爲那是一個自己從未踏入過的世界，更是因爲那是一片處於侵略之下的自己國家的國土。他們認爲，作品雖然存在不足之處，卻在某種程度上細緻地描繪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日本侵略這一背景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人們不向現實屈服的頑強的生命能量。這正是促使他們發出深刻感慨的原因所在，也喚醒了他們身上的民族使命感，使其必須對該作品做出某種正面評價。蕭紅的丈夫蕭軍（1907—1988）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版了一部描寫抗日遊擊隊的作品《八月的鄉村》，魯迅在爲其作序時指出，此書“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1935年3月28日）。這一評價也同樣適用於《生死場》。
此外，兩人都注意到了作品中“女性作者的視角”，尤其對其自然描寫中所使用的豐富的表達倍加讚賞。同時，對於這部出自一位年輕的無名女作者之手、描寫默默無聞的農民在大地上掀起的強有力的反抗的故事，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驚訝之情。究其原因，蕭紅獨特的筆致自不用說，更是由於這部作品在題材方面極大地超越了之前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
與此同時，由於二人在當時上海文壇影響巨大，他們的評價不但代表了衆多讀者的心聲，也必將左右人們對這部作品的社會評價。可以說，他們的評價爲剛剛誕生的作家蕭紅指明瞭前進的道路。
（二）追憶期
蕭紅的去世（1942年1月22日）給許多親朋好友帶來了強烈的衝擊。人們一方面爲蕭紅作爲作家的才華甚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對其生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愛情方面與穩定的幸福相去甚遠的一生寄予深深的同情。蕭紅爲何會在遠離故鄉和朋友的香港孤獨地結束自己的一生？人們對此推測揣度，口口相傳，蕭紅作爲社會和歷史的尊貴的犧牲品再次贏得了大衆的關注。不過，關於蕭紅的追悼活動，據說內情有些複雜。
蕭紅青年時代的友人，在上海時曾與蕭紅苦樂與共的梅林（1908—1986）這樣寫道：
對於這位女作家的死，在後方除看到幾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處開過追悼會。據來自桂林的友人談，桂林作家本打算爲蕭紅開個紀念會，但後來有人收到一張近似“走江湖式”的“蕭紅紀念委員會”的草稿，大有招搖嫌疑。大家傳觀一番後灰心下來。
（《憶蕭紅》1942年）
那個時候，由於香港淪陷，很多文化人從香港來到桂林，其中有不少人與蕭紅有過深交。比如，胡風於1942年3月7日來到桂林。通過魯迅與蕭紅相識，之後曾寫《〈呼蘭河傳〉序》的茅盾（1896—1981）於9日來到桂林。另外，4月5日田漢（1898—1968）四十四歲生日宴會到場者的名單中，還有楊剛（1905—1957）的名字，她在做香港《大公報》副刊主編時與蕭紅曾有過交流。包括爲蕭紅送終的駱賓基（1917—1994）和丈夫端木蕻良（1912—1996）在內，桂林有這麼多與蕭紅有過深交的人，卻沒有舉辦任何活動。
梅林說所的“某處”恐怕指的是延安。延安文藝座談會開會前夕的5月1日下午二時，蕭紅追悼會在延安的文抗作傢俱樂部舉行。大約五十名延安的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參加了追悼會。會場掛着蕭紅的畫像，主持人丁玲（1904—1986）致開幕詞之後，蕭紅曾經的丈夫蕭軍介紹了蕭紅的一生與著作，接下來又有一些人做了發言。蕭紅自哈爾濱時代就相識的老朋友舒羣（1913—1989）傾訴了對於蕭紅逝世的悲傷之情，他說： 蕭紅今年只有三十二歲，正當年少力壯，發展事業的時期。然而她卻離開我們長逝了。”周文（1907—1952）意味深長地說：“人在生時，常多隔閡，及至死後，大家才說好。這種生前與死後的不同的看待，應該首先從文藝界加以清除。”
丁玲在追悼會舉行之前，寫了追悼文。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然而死對於自己也是莫大的損失。因爲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末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買賂這種無恥的人證了。
魯迅先生的阿Q已經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地詮釋，那末《生死場》的命運也難於決定就會倖免於這種災難的。在活着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不能逐擊的污衊在等着，然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或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纔算夠？貓在喫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惡，更須要毀滅的。
（《風雨中憶蕭紅》1942年4月25日）
從丁玲文章的基調可以推知，之所以沒有在桂林舉行追悼會，並非全都因爲“走江湖式”的“蕭紅紀念委員會”。正如上文所述，有人反對與蕭紅熟識的胡風的解放區文藝理論，或許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追悼會之後，《文藝月報》第十五期（1942年6月15日）作爲“紀念蕭紅逝世特輯”，刊登了蕭紅的短篇小說《手》及部分友人的文章。《文藝月報》是由丁玲、蕭軍、舒羣等聯名發起的文藝團體文藝月會的會報。其中有一篇是蕭紅的老友白朗（1912—1994）寫的文章。白朗指出，蕭紅在來到上海之後雖然名聲大振，但是其憂鬱的程度也越來越深。戰火固然是促使她早逝的原因，卻不是主要的原因。白朗說，是“因爲，她的病，我要說是憂鬱的累積”。
我和（蕭——引者注）紅的相識是在她和（蕭——引者注）軍結縭未久還是初戀的時候。每當我走進那不見陽光的小屋，就會感到一種幸福的和諧，只能看到他們啃嚼着幹了的麪包，卻從未看到過那因過分的貧困的迫壓而顯露的愁眉苦臉。（中略）慢慢地，我纔得到了結論：他們的幸福、快樂是建築在共同的事業和真摯的情愛上，絕不是貧困的手所可左右的。
（中略）
一年之後，我們僥倖地又在滬濱相逢，而且有機會生活在一起。
一切彷彿都沒有變樣。（中略）
這時的紅呢，面色是蒼白的、病態的，精神也不似以往那樣愉快，彷彿有一株憂鬱之苗在她的心上發芽了。兩個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只感覺到紅那隻注滿的幸福之杯彷彿已在開始傾瀉了。
（中略）
預料的不幸終於發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紅和軍決然地分開，據傳說，紅竟愛上了一個她並不喜歡的人。
（《遙祭——紀念知友蕭紅》1942年4月10日）
所謂“並不喜歡的人”指的是之後成爲蕭紅丈夫的端木蕻良。白朗還回憶起在蕭紅與蕭軍分手（1938年）之後，發現自己懷孕了，爲了將孩子生下，曾經在她重慶的家裏住過一段時間。她說，這段時間裏，蕭紅心事重重，而且變得暴躁易怒。
有一次，她竟這樣對我說：
“貧窮的生活我厭倦了，我將盡量地去追求享樂。”
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反常的。我奇怪，爲什麼她對一切都像是懷着報復的心理呢？也許，她的新生活並不美滿吧？那麼，無疑地，她和軍的分開該是她無可醫治的創痛了。她不願意講，我也不忍去觸她的隱痛，直到我們最後握別時，她才悽然地對我說：
“莉（白朗的本名——引者注），我願你永久幸福。”
“我也願你永久幸福。”
“我嗎？”她驚問着，接着是一聲苦笑，“我會幸福嗎？莉，未來的遠景已經擺在我的面前了，我將孤寂憂悒以終生！”
這句話到現在還幽悽地響在我的耳邊，它留給我以悲哀的記憶。
如今，紅已安息在地下了，當她與生訣別時，是否如她的預言一樣呢？我無由得知，更欲問無從了！
（《遙祭——紀念知友蕭紅》）
白朗十分了解蕭紅，她認爲蕭紅早逝的原因，除了抗日戰爭帶來的苦難的流浪生活之外，還有其不幸的婚姻生活。這一看法無疑會影響到人們對蕭紅的一生及其作品的印象與理解。
綠川英子（長谷川テル，1912—1947）也曾經和蕭紅一起在重慶生活過，她比白朗更明確地指出，蕭紅憂鬱的原因在於“男性至上的封建遺產”。
她和蕭軍的結婚，在初期，彷彿是引導和鼓勵她走上創作之路的契機。原來，各有其事業的男女結合，不單是一加一等於二，要向着一加一等於三或四的方向發展纔是理想。可是在他們的結合，一加一卻漸漸降到二以下來了。而這個負數，其負方是常常落在蕭紅這一面的。自然，這也許是由於兩人的性格上所醞釀的矛盾與相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遺產。
（《憶蕭紅》1942年7月6日）
與此同時，與蕭紅有過交流的男作家羅蓀（孔羅蓀，1912—1996）和駱賓基也分別撰文回憶蕭紅。羅蓀回憶起蕭紅在武昌大轟炸的第二天，與馮乃超夫人一起到他家避難的情景。當時蕭紅手裏拿着煙，興奮地談着將來的計劃和夢想。但是羅蓀卻發現，那份興奮中隱藏着些許疲憊。
不久，她和T君（端木——引者注）一同去了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蕭紅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沒有能充分地發揮，她的理想更沒有得到實現；一顆詩人的靈魂，一顆崇高而純潔的心，由於離亂的時代和艱苦的環境，被埋沒了。
（《憶蕭紅》1942年）
駱賓基強調了蕭紅一生的孤獨和寂寞，同時又肯定了她爲文學界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孤獨地生活着，卻給中國的文學，帶來了春天的一道陽光，青草發芽，樹蔭遮道，大地充滿了生命之愛，欣欣然，彷彿向日葵得到朝陽的溫暖，從滿天烏雲之間展開的一條晴空縫隙下。（中略）
而蕭紅本身，就又彷彿山腰當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見底，倒映着兩岸的初春綠草，也有一兩片雲影、藍天，閃着滴滴陽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樹蔭下，寂寞地流着，流着……卻又聽不到一點聲音。實際上，除去水面微風吹起的波紋，又是什麼也沒有。
蕭紅就這樣任憑生命之流，寂寞地流着；而給予人們，卻是溫暖與熱情，像溪流給予人類的優美。
（《蕭紅逝世四月感》1942年5月）
與上述兩位女作家撰寫的追悼文章不同，同一時期由這兩位男性作家撰寫的文章中沒有“男性至上的封建遺產”的觀點，而且駱賓基在這一階段還沒有出現對“T 君”（端木蕻良）激烈的責難態度。
過了一段時間，蕭紅上海時期的朋友，曾經在重慶與端木共同執教於復旦大學，而且宿舍也是相鄰的靳以（章靳以，1909—1959）就蕭紅的兩次婚姻生活寫下了下面的話。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沒有好過。（中略）
有一個時節她和那個叫做D的人（端木蕻良——引者注）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裏，窗口都用紙糊住了，那個叫做D的人，全是藝術家的風度，拖着長頭髮，入晚便睡，早晨十二點鐘起牀，喫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下跑東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她，燒飯做衣裳是她，早晨因爲他沒有起來，拖着餓肚子等候的也是她。還有一次，他把一個四川潑剌的女傭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來，去調解接洽的也是她。
（中略）
當她和D同居的時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經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點安寧的生活，沒有想到她會遇見這樣一個自私的人。（中略）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麼能安寧呢，怎麼能使疾病脫離她的身體呢？而從前那個叫做S的人（蕭軍——引者注），是不斷地給她身體上的折磨，像那些沒有知識的人一樣，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記得，大家都看到蕭紅眼睛的青腫，她就掩飾地說：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
“什麼跌傷的，別不要臉了！”這時坐在她一旁的S（蕭軍——引者注）就得意地說：“我昨天喝了酒，借點酒氣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說着還揮着他那緊握的拳頭做勢，我們都不說話，覺得這恥辱該由我們男子分擔的。（中略）
（中略）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這樣填滿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間，自己悄悄地走了，應該把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兩個男人的身上。可是他們，誰能爲她而真心而哭呢？
（《悼蕭紅和滿紅》1944年4月15日）
從這個時期開始，人們逐漸開始認爲，蕭紅不幸和早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她的婚姻生活。
蕭紅去世四年後，1946年1月22日，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國統區）的中心重慶，舉行了一次隆重的蕭紅追悼會。主辦方爲東北文化協會。據駱賓基後來回憶，這是當時在國統區唯一舉行過的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參加者有郭沫若（1892—1978）、茅盾、馮雪峯（1903—1976）、胡風等八十到九十人（張小欣所著《駱賓基年表》中認爲參加人數爲五十名左右）。周鯨文指出， 蕭紅的一生是反抗黑暗勢力的一生。她先從封建的家庭裏跑出來，以後又在她的作品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郭沫若說，“對舊社會不妥協的蕭紅女士是人民的作家”；茅盾進而指出，“蕭紅女士的死與其說是死於疾病，不如說是死於所有在現社會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困難和不自由”。
以此爲契機，朋友們又開始撰文回憶蕭紅。其中，聶紺弩（1903—1986）的《在西安》（1946年1月20日）尤爲引人注目。這篇文章記錄了蕭軍與蕭紅離別的經過，佐證了蕭紅的不幸，故而經常爲後人所引用。“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對於聶紺弩的這段話，文中提到蕭紅是這樣回答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中
略）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對於確認蕭紅的不幸，此時駱賓基是很有影響力的一個人。駱賓基將蕭紅出於對地主出身的厭惡離家出走的行爲視爲“對封建勢力的反抗”，認爲她最終贏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將其與蕭軍的相遇視爲“向頑強的舊社會作戰的戰鬥力的結合”，“他們的戰鬥性能，立刻融爲一體”，形成了“輝煌的共同戰鬥的基礎”。不久，兩人“被迫撤離”哈爾濱，來到了“作爲祖國革命的（中略）大本營的上海”，並與魯迅相遇，這是“孤立的戰鬥力和主力的匯合，而且必須匯合”。然而，過了不久，這兩個本應與主力匯合的戰鬥力卻面臨着破裂。
就在這時候，作家蕭紅感受另一種社會力的威脅，那就是社會的男人中心力。這是早已存在的，所以在這時候才顯著，（中略）她感到自己是這種社會力的附屬力，在這點上，作家蕭紅大膽地抗拒了，不只是想到，她是向歷史挑戰，她將孤立，因爲如那些機械的等待主義者們所說：“得等到社會解放了，再來談婦女的解放呀！”而蕭紅先生是不能忍從、等待。她在行動上大無畏地開始抵拒。
（中略）
然而在這一戰役上，作家蕭紅是失敗了。因爲弱者正因爲弱，在面對着和頑強（反動）的社會勢力作戰的時候，他（蕭軍——引者注）同樣是弱者。而反之，在歷史對他有利而且和封建社會站在一起，弱者面對着一個孤立的婦女，又是以強者姿態自居的。
就這樣，作家蕭紅回憶到過去，她所來自的路上了。她在《回憶魯迅先生》之後，又寫下了《呼蘭河傳》，這是思想突擊力轉折的時期。
（《蕭紅小論——紀念蕭紅逝世四週年》1946年1月22日）
駱賓基一改之前抽象敘述蕭紅的爲人秉性和人生經歷的做法，將蕭紅的不幸歸於對封建制度大膽反抗的結果。可以看出，這一觀點與蕭紅的女性朋友曾經說的“男性至上的封建遺產”相似。
對蕭紅不幸的強調，影響到人們對其後期作品的評價。胡風在“蕭紅逝世四週年紀念會”上說：“蕭紅後來走向了脫離人民脫離生活的道路，這是毀滅自己創作的道路，我們應該把這當作沉痛的教訓。”他還記下了1941年與蕭紅在香港再會時的情景。
無論她的生活情況還是精神狀態，都給了我一種了無生氣的蒼白印象。只在談到將來到桂林或別的什麼地方租個大房子，把蕭軍也接出來住在一起，共同辦一個大刊物時，她的臉上才露出了一絲生氣。
我不得不在心裏嘆息，某種陳腐勢力的代表者把寫出過“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的這個作者毀壞到了這個地步，使她精神氣質的“健全”——“明麗和新鮮”都暗淡了和發黴了。
（《胡風回憶錄》1993年11月）
上述胡風的批判對象是蕭紅後期所著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0年）。茅盾爲這部作品寫了序。茅盾是熟知蕭紅晚年生活（香港時期）的人物之一，他將“寂寞”作爲關鍵詞來評價這部作品。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卻又使她頗爲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躁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而這樣的寂寞的死，也成爲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的負擔，我願意忘卻，而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因此我想去淺水灣看看而終於違反本心地屢次規避掉了。
蕭紅的墳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淺水灣。在游泳的季節，年年的淺水灣該不少紅男綠女罷，然而躺在那裏的蕭紅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蕭紅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還不怎樣成問題的時候，她寫成了她的最後著作——小說《呼蘭河傳》，然而即使在那時，蕭紅的心境已經是寂寞的了。
（《〈呼蘭河傳〉序》1946年8月）
茅盾在文中這樣結尾：
蕭紅寫《呼蘭河傳》的時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時在香港幾乎可以說是“蟄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中，像蕭紅這樣對於人生有理想，對於黑暗勢力作過鬥爭的人，而會悄然“蟄居”多少有點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經分析她的“消極”和苦悶的根因，以爲“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使得這位感情富於理智的女詩人，被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而這圈子儘管是她詛咒的，卻又拘於惰性，不能毅然決然自拔），和廣闊的進行着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這結果是，一方面陳義太高，不滿於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覺得那全是扯淡，是無聊，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投身到農工勞苦大衆的羣中，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而這一心情投射在《呼蘭河傳》上的暗影不但見之於全書的情調，也見之於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們對於蕭紅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樣。
茅盾所謂的“無從補救的一切”究竟指的是什麼呢？茅盾在當時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他認爲糾結了蕭紅一生的“寂寞”由她的“消極性”產生，而這種“消極性”又是基於蕭紅在與男性共同生活過程中在“感情”層面所受到的創傷，這給蕭紅的一生帶來了各種不幸。
駱賓基在之後不久後發表了《蕭紅小傳》（1947年）。由於駱賓基與蕭紅關係親密，這部作品影響更大。駱賓基將《呼蘭河傳》視爲蕭紅的自傳，他以這部作品爲依據再現了蕭紅的童年時代。他指出蕭紅在童年時期缺乏家庭的關愛，這使得她對愛有着強烈的挫敗感，這種感覺讓她深受折磨，以此強調她的孤獨。
這好意的憐憫，敵意的輕蔑，在她都是作爲屬於她所敵對的那一個陣營裏的表現。這是她真正孤獨地面對着社會了。和社會接觸了，她感到那敵對的陣營是廣大的，所有那些奇怪地注視她的眼光、所有那些輕蔑與憐憫都同樣地損傷她，都同樣證實她的孤立。
她依恃什麼來和這些敵對性的眼光相抗呢？怎樣保護自己不受那憐憫口吻的損傷呢？那就是矜持。這矜持的根源就建立在這孤立處敵的根基上。她不吐露自己內心的悽苦，一點資敵的真實情況都不泄露。
她衛護着自己的驕傲和尊嚴，用矜持作武器。
（《蕭紅小傳》）
駱賓基進一步寫道：
當一個人在戰鬥的時候，也就正是我們稱作強者的時候，也就正是他和戰鬥主力密切結合的時候，或者被看作戰鬥力的一部分的時候，或者肯定自己是戰鬥力的一部分，注意戰鬥主力揮戈所指的方向而前進的時候。那麼，自然這是很明白的。當他軟弱的時候，也就正是退出戰鬥，或者落在戰鬥背後，或者不被戰鬥主力所注意，自己也不去注意戰鬥主力揮戈所指的方向的時候。
因之，我們又可以這樣說：強者注意的是前面，並不是遙遠的未來，而弱者就眷戀着甜蜜的過去，或像（託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引者注）安德萊郡王那樣躺在地上，瀏覽着靜靜地在天空飄移的白雲，而感到空虛。
（中略）
在蕭紅就是以強者的姿態生長，壯大的途中又軟弱下來的，原因就是由於落在了戰鬥主力的背後，受了重傷，這是從她的作品裏感覺得到的。
（《〈蕭紅小傳〉自序》1949年12月14日）
上述茅盾、駱賓基等友人的文章及《呼蘭河傳》將蕭紅塑造成爲一個在“寂寞”的重壓之下仍然竭盡全力與之對抗的勇敢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而且，封建制的家庭環境和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是造成她的悲劇與不幸的背景，背景中也有外國侵略者的影子。因此，不但她的作品，而且她的生涯也獲得了一種普遍性。
駱賓基
友人們寫下了一番回憶文章之後，與蕭紅相關的言論暫時沉寂了一段時間。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開展了一系列思想鬥爭，胡風、蕭軍等許多與蕭紅親近的人都受到激烈的批判，不得不保持沉默。其中，王瑤在共和國最初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1952年5月28日）中專項列出“東北作家羣”，肯定了他們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及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但是他的論述仍然是基於先前魯迅、胡風、茅盾的評論。
50年代後半期，以香港的文藝工作者爲中心，發起了對蕭紅遺骨遷葬問題的討論。由於建設遊覽區的需要，香港淺水灣的墓園將被拆除。後來，在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下促成了蕭紅遺骨的遷葬，但是蕭紅的遺骨沒有被葬在故鄉呼蘭，或是哈爾濱、上海、北京，而是被葬在了與蕭紅毫無關係的廣州（遷葬的原委和經過將在附章中詳細論述）。這恐怕也反映了當時與蕭紅相關的人們的立場。在香港，遷葬問題又掀起了一陣蕭紅熱。但是，大部分言論並沒有超出駱賓基《蕭紅小傳》的範疇。或許是由於墓地改葬加深了人們對蕭紅孤獨而死和其悲劇性的印象，關於蕭紅的社會新聞大多是一些出處不明的八卦內容。
其中，同爲東北出身，比蕭紅他們早一步來到關內開始文學創作的李輝英（1911—1991）的發言尤爲引人注目。從這時起，蕭紅的名字開始頻繁在文學史中出現。李輝英在他的著作中，特別設立“東北作家羣”一項，做了如下論述。
東北作家羣的出現，那大約是由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促發起來的。一夜之間，（東北——引者注）三省變色，三千萬人民被扣上了奴隸的枷鎖，那些失去了國土的青年們，跋涉在流亡的道路上，唱起了流亡三部曲，緬懷着何年何月才能重回那可愛的家鄉以及重見可愛的爹孃的歌詞時，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們既不甘爲亡國奴，便就此憑藉一支筆，作爲武器，來反抗日本敵人的入侵，而寫出些不同形式的作品了，目的既在於反日，也在於促起國人的注意。在這方面說，東北作家們是做到的了。
（中略）
等到蕭軍蕭紅等的出現，東北作家的說法，才漸爲世人所熟悉。《光明半月刊》在一九三五年特別附出了一個《東北作家集》小冊子，大約是包括了蕭軍、蕭紅、羅烽、李輝英、舒羣、端木蕻良、杜宇（劇作家）、駱賓基、孫陵、楊朔等人的作品的。
（李輝英《中國小說史》，東亞書局，1970年7月）
而且指出，他們的作品“一般來說，缺點是內容粗糙，這是因爲受到文學修養的制約。但是，他們把握現實題材，並將其描寫出來，這是值得肯定的。它搖動着人們的心，在團結禦敵這一點上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認爲，蕭紅等被稱作東北作家的人們以反日爲目的，爲了引起關內人們對東北局勢的關注，描寫東北的現實。這一評價一直持續到70年代後半期。比如周錦也在《中國新文學史》（香港長歌出版社，1976年4月）中專項列出“東北作家羣”指出，“東北作家羣，並不是一個社團，更不是一個有形的團體，而且作家更不應該有地域的劃分。
不過這一些人有他們的特殊性，更有他們特出的成就，也表現了中國文學在這一個時期的特色”，而且提到“‘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很快淪陷，關內的影響還不很大，上海的文人雖然寫抗日文章，總是喊喊口號而已。這時期只有東北作家，他們曾經身歷其境地看到過侵略者的嘴臉，受到過淪陷後的迫害，他們甚至參加過民衆的反抗運動，這些鮮活的題材，正是當時中國文壇所需要而又缺少着的”，肯定了他們存在的意義。
但是，如果將蕭紅視爲“憑藉一支筆，作爲武器，來反抗日本敵人的入侵”，將反日作爲主要目的的東北作家的一員來考慮的話，就無法評價《小城三月》《呼蘭河傳》等後期作品中出現的轉向。而且，這些作品恰恰是些意味深長、引人入勝的作品。於是，很多人便引用茅盾、駱賓基的觀點，將轉向的原因歸結於寂寞這一蕭紅的個人心態。
是不是，因爲健康太壞，而感到來日無多了呢？或者遭受了太多男人的涼薄，使她感到，唯有在鄉土的回憶中，才能得到溫暖呢？（中略）
當然，以一個流亡萬裏的東北人，寫懷鄉的小說，也自然會有抗敵的作用，不過檢讀全書，發現寫的全是日本侵佔東北以前的風光，丁點抗日氣味也沒有。
（中略）這是蕭紅臨近死亡前一年，擯棄教條，迴歸現實，找到了自己，舒心愜意的一部作品。
（司馬長風《蕭紅夢還呼蘭河》1977年3月24日）
20世紀70年代，內地正經歷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相較而言，香港人對蕭紅的討論更爲熱烈。這是香港人確認身份的反思行爲。美國研究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發現蕭紅於香港發表的未完成的絕筆之作《馬伯樂》第二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也可將這部作品的發現視爲香港人活動的成果之一。另外，香港人也更早肯定了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作品中的文學性，當時內地對他的關注度還不高。
總之，時代越是希求《生死場》中的“反日”作用，就越難以解釋蕭紅後期作品中出現的風格轉型。換句話說，《生死場》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部反觀中國自身，主張歷史正當性的重要作品。人們過於強調蕭紅作品中的“反日”意義，將風格迥異的後期作品解釋爲是受在愛情方面個人的不幸遭遇的影響，認爲蕭紅是一個在侵略者暴力和男性權力的雙重壓迫下的悲劇主角，對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而且，相應地，與蕭紅相關的男性無一例外地被貶低。
（三）實證及第一展開期
“文革”結束後，許多文藝工作者和作家打破沉默，開始講述自己的歷史，發表了衆多回憶錄。據此我們可以瞭解到許多新的事實。東北文藝界也開展了幾個大的活動。比如《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等創刊，舉辦“蕭紅誕辰七十週年紀念會”，以及對蕭紅作品進行重編與再版等。與蕭紅生前毫無關聯的新生代研究者們開展了新的研究活動。其中，多數研究是在實證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或許是他們在試圖挽回由“文化大革命”破壞的關於過去的記憶。正因爲他們並不直接認識蕭紅，才更努力去了解歷史真相。他們獲取的許多新材料和證言對於蕭紅研究而言是巨大的收穫。
這些實證調查和研究逐漸修正了前期被人們誇大的蕭紅的悲劇故事。同時，文學史中對蕭紅的敘述也發生了若干變化。比如唐弢沿用了“東北作家羣”的說法，一方面認爲他們作品中反映現實的題材對關內的文學產生了健康有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強調他們的文學活動是在左翼文藝運動的影響下展開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陸續有一批文藝青年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東北流亡到關內。其中有些人已經有過一段創作經歷，有些人在左翼文藝運動的推動下開始文學活動。他們懷着對於敵僞的仇恨，對於鄉親的眷戀，以及早日光復國土的願望，創作了不少反映東北人民鬥爭生活的作品，比較著名的有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舒羣、白朗等，被人稱爲“東北作家羣”。他們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是《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
（中略）
作品（《生死場》——引者注）沒有一條貫串全局的故事線索，它只是許多生活畫面的連續。因爲作者觀察的深入和筆致的細膩，在明麗的畫幅中含蘊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爲主要矛盾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因此忽視階級矛盾，從而真實地寫出了東北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深重災難。這是小說的可貴之處，也是它勝過同一時期不少同類作品之所在。
（中略）但總的說來，從葉紫到“東北作家羣”諸作家的作品，無論題材的開闊、思想的健康和表現技巧的熟練，較之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有了顯著的進步。特別是在正面地、大規模地描繪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寫出人民羣衆的覺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勝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創作實踐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在對《生死場》進行評價時，他一方面繼承了魯迅及胡風的觀點，另一方面認爲這部作品的價值在於意識到了東北人民的疾苦來自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雙重壓迫。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這一看法早於後來出現的“反封建”評價和“女權主義”批評。
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5月）中寫道，抗日戰爭前夜以東北作家爲首的大量新人的湧現是“左聯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這些作家（葉紫、張天翼、丁玲、沙汀、艾蕪、吳組緗、蕭軍、蕭紅等——引者注）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二十、三十年代黑暗中國的社會生活和階級鬥爭。由於農村革命的深入，不少作家對於農民的苦難和開始走上反抗鬥爭的道路，關心和描寫得比較多；工農勞動者成了文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以知識分子和各類小資產階級人物的生活爲題材的作品，雖然還佔有相當的數量，但其中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已經開始擺脫當時存在着的“革命加戀愛”的公式，寫出他們在新的革命形勢的推動下的思想轉變和走向革命的過程。（中略）總之，題材比起“五四”時期來，更加新穎、開闊，從東北人民的反帝鬥爭，到西南邊境的特殊風光和殖民地人民的困難與鬥爭，以及其他一些過去罕見的社會生活，都在小說創作中得到反映，因而引起讀者的重視。
（中略）
《生死場》歌頌人民的抗爭，對於侵略者和統治者則提出憤怒的控訴，它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文壇上，發出了清新、粗健的聲音，在題材上同蕭軍等東北作家的作品一起，開拓了一個新鮮的領域。
書中認爲，這些新作家最大的貢獻在於提供了新題材。該評價與唐弢基本相同，但是書中明確指出，這些題材“反映二十、三十年代黑暗中國的社會生活和階級鬥爭”，這就完全排除了描寫20世紀初期東北某家族與黎民百姓平凡生活的《呼蘭河傳》。書中認爲該作品“減弱了原有的新鮮的朝氣和鬥爭的精神，在《呼蘭河傳》裏，個人的寂寞和苦悶成了影響全書的情調。這是和她後來個人遭遇的不幸有關係的”。這從側面支持了茅盾對《呼蘭河傳》的評價。
另一方面，上述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蕭紅的語言特徵和文體持否定評價，認爲“比較歐化、晦澀，妨礙它爲廣大的讀者羣衆所接受”。但是，林非在《中國現代散文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4月）中指出“在三十年代之後，以‘左聯’爲標誌的革命和進步作家們，繼承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傳統，在奮勇地前進着。他們雖然處於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高壓底下，卻依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並將蕭紅作爲重要作家列出，認爲她的散文“純樸、清新、明朗，而且還洋溢着一種很容易觸動讀者心絃的抒情詩似的情調”，還高度評價她獨特的寫作小說的方法，認爲她的小說頗像散文，“是現代文學史上很有自己風格的作品”。
除此之外，同時期還出版了兩部分別由美國人葛浩文和中國女性研究者蕭鳳寫成的蕭紅傳。儘管兩部傳記作品中都表現出了對蕭紅苦難生涯的同情，但兩者都是自駱賓基之後首次嘗試通過蕭紅的作品來重新構建她的人生，對後來的蕭紅研究影響巨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值得我們在此特別指出來。
以此爲契機，之後又出版了好幾部蕭紅的傳記。這些傳記作品大部分由女性書寫，可以說是後來出現的蕭紅作品“女權主義”批評的前奏。這些女性傳記作者們以女性特有的視角來考量蕭紅的一生，各自勾勒出了不同的蕭紅物語。因此，文中尤其強調了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中，女性即使擁有才華也無法施展。過去，蕭紅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在反侵略鬥爭中獲得了普遍性。這次，通過這些女性傳記作家的發言，其女性的立場又一次獲得了普遍性。
（四）第二展開期
實證研究告一段落，接着是對其作品的研究時期。但其間的分界線並不明顯。
思想文藝界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新的活力和諸多新作品，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蕭紅評價。在文學史上，對於東北淪陷時期文學，人們開始將一個新的概念“東北淪陷區文學”與“東北作家羣”並列使用。
1984年出版的由孫中田等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中特別列出“東北淪陷區的文藝”一項，沒有采用之前以上海爲中心的視點，而是從淪陷區的角度來評價東北作家羣。
這與1980年前後開始的各種調查活動使得淪陷期東北的狀況逐漸明朗開來，不無關聯。
流亡內地的東北作家，形成“東北作家羣”，以其在淪陷區創深痛劇的生活經歷和感受，創作了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這些作品（中略）也陸續傳入東北，有的在報刊上曾有專文介紹。內地作家和“東北作家羣”的作品對於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的罪惡，喚醒東北人民的民族反抗意識，以及影響處於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之下的淪陷區進步作家，正視並反映嚴酷的現實社會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反對“瞞和騙”的文學，都產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與此同時，黃修己在《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中將中國現代文學分爲發生期（1917—1920）、第一發展期（1921—1927）、第二發展期（1928—1937）和第三發展期（抗戰期）（1937—1949）四個時期。他將“描寫處在民族危難之中的東北地區的生活”的“東北作家羣”置於第二發展期來評價他們的作品。頗具特色的是，文中以“國防”的概念代替了“抗日文學”，認爲蕭紅“爲反抗包辦婚姻逃出封建家庭，生平坎坷；因此她常用沉鬱的筆調描寫人民的苦難”。可以說，比起“抗日”，他更關心的是“反封建”的方面。
另一方面，在“東北作家羣”“淪陷區”的概念提出之後，沈衛威提出了“東北流亡文學”的概念。
“十四年東北流亡文學”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瀋陽事變”並武裝佔領東三省，到1945年9月3日日本侵略者退出東北這十四年流亡關內的東北籍作家，或非東北籍，但長期生活在東北的“準東北籍”作家所寫的反映東北生活的文學。由於時間跨度大和文學本身的性質，它既不同於關內“左翼文學”和“抗戰文藝”，更迥別於關外日僞統治下的“殖民地文學”（習慣稱“淪陷區文學”，筆者認爲稱“殖民地文學”更切合實際。因爲這樣可以把它和後來關內其他“淪陷區文學”相區別），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結構形態和價值體系。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北流亡文學”》1988年4月）
沈衛威指出“東北流亡文學在左翼文學的旗幟下生輝，左翼文學因有東北流亡文學而起色”。
進入90年代以後，人們試圖用“鄉土文學”的概念來評價東北作家。《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8月）中認爲，葉紫、蕭軍、端木等的文學是真正的鄉土文學，與居住在城市中懷念故鄉農村的“狹義的鄉土文學”不同，這是在蘇聯和左翼文學的影響下深入 描寫農村現實的文學。在這種觀點下，以前被人們視爲蕭紅“寂寞”和消極性的佐證的《呼蘭河傳》與王統照的《山雨》、沈從文的《邊城》，一併被認爲“把二十年代鄉土文學的三種審美趨向，發展爲三種成熟的風格”。文中高度評價了蕭紅，認爲她的一生儘管苦難，卻是“東北作家羣中最富於詩人氣質的才女”，繼“魯迅和二十年代抒情型鄉土作家之後，把這一文學型範推向了新的高峯”。“鄉土文學”並非一個新概念，然而，這是在文學史上首次給予《呼蘭河傳》肯定評價。但是，於《馬伯樂》與東北生活毫無關係，所以不適用於這一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蘇光文、胡國強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不但對《呼蘭河傳》做出肯定，而且試圖正面評價以前無人提及的蕭紅香港時期的作品，同時專門列出“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一節，對蕭紅做出如下敘述：
蕭紅在她不及10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了30餘篇（部）小說和爲數不多的散文、詩歌。她的生命和創作如驚鴻一瞥，而散發的光芒卻耀眼奪目，十分獨特。她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經歷，她的充滿靈性的作品，給後人留下了謎一樣的“蕭紅現象”。蕭紅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她從自身的經歷和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出發，用那支天然之筆，表達了對遙遠故土上生息不止的生靈及其古老文化、風俗的審視與思考，這種審視和思考帶有強烈的母性色彩；另一方面，她發展了20世紀中國小說的散文化傾向，將散文的抒情、白描與小說細膩的心理刻畫巧妙結合起來，使作品顯出複雜的意蘊和別樣的格調。
上述評價既包含了“鄉土文學”的觀點，也提到了蕭紅的文體和風格。可以說，《中國新文學發展史》成功地進一步對蕭紅做出了綜合評價，然而，仍然沒有提及《馬伯樂》。
這裏不得不提到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在中國興起的“女權主義”。
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是最早站在女權主義立場上對蕭紅進行評價的作品。書中將蕭紅與同時代的女作家丁玲、白薇（1893—1987）並列，專門列出章節，通過分析蕭紅的一生，指出親情的缺失造成她遊離在想象與真實的雙重世界中，蕭紅唯有在想象的世界中才是自由、快樂和純粹的。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她便意識到“自己陷身於民族、愛情、女性的三重危機，並且必須在主導文化陣營與女性自我之間作出緊迫抉擇”。選擇前者是最合常理、最爲安全和平穩的活法，但必須屈從於自己女性的角色。選擇後者就意味着冒險和孤軍奮戰。然而，蕭紅卻勇於選擇後者。書中指出，“如今她已不僅是一個進步陣營中的作家，還是一個未被陣營承認的女人，一個未被時代和歷史承認的性別的代表”，同爲女性的筆者對此深表贊同。
不被陣營所認可，也成就了蕭紅進行創作活動最大的優勢。“儘管蕭軍一再申明他不要求蕭紅有多少妻性，但蕭紅仍是作爲妻子出現在他與朋友的關係中”，她是“在某種意義上曾由蕭軍養活的女人”，這阻斷了她與社會的直接接觸，使得蕭紅處於“中國30年代意識形態邊緣”，同時也使她的創造力免於受到當時在馬克思理論主導下的知識界共通的敘事模式的限制，因此她的作品更加真實和原初。此外，書中指出，由於“作爲男人從屬物的屈辱的女性的處境”，對於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她不像男性那樣樂觀，甚至可以說，她更多關注的是抗日激流之下緩慢流動的股股暗流。書中的這一評價，與筆者對蕭紅的認識是一致的。可以說，基於這一看法，蕭紅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的一系列創作活動纔有可能被理解成爲一種有意識的創作行爲。
然而，對於蕭紅的幼年時代，著者試圖根據蕭紅在《呼蘭河傳》和駱賓基在《蕭紅小傳》中的描述佐證蕭紅身上親情的缺失，這在資料方面存在着一些問題。關於蕭紅的家族關係，將在本書第一章中詳細說明。著者在論述蕭紅的幼年期時說道， 想象世界，蕭紅怡然自處，任意馳騁，而在冰冷的，充滿敵意的現實中，她又顯得那樣隱忍被動，任人囚禁，任人虐待”，這很有可能會促使蕭紅再次被偶像化。對於周蕾的Primitive Passions（1995年），筆者也有同樣的感受。
週一方面積極評價了蕭紅豐富的感性和作品中充滿個性的描寫，另一方面試圖以“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作爲關鍵詞來評價蕭紅毫無文法修辭訓練痕跡的獨特表現手法。周指出，“蕭紅作品中的突兀文句和濃縮描述”實際上“是簡略、剪輯和焦點化等技術，內部具有電影視覺性的痕跡”，這種“主觀的視覺”吸引着讀者的興趣， 新的敘述技法是管理和讓人維持這種趣味所必需的”，具體論述如下：
在所有無力量的形象中，孩童處在中心位置。在此我們不僅需要包括關於孩童的故事，無論他們出身於貧窮或上層階級，而且需要考察那些自傳性的敘述，其中中國作家們將回溯童年作爲其文學生產的源泉（這方面的作家名單很長：魯迅、巴金、冰心、丁玲、葉聖陶、郭沫若、蕭紅、沈從文、凌叔華、羅淑、朱自清、許地山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似乎關於中國和中國民族的成年思考總是取道記憶之路，其中寫作的自我通過“他者化”——可能尚未被文化化的孩童形象——的特殊形式與文化大氛圍相聯結。
在對女性行爲進行說明時，“原初”是一個頗具魅力的詞語。它是一個幾乎無法進行解釋說明（或許應該說是以現存語言無法詮釋），又 強硬得不容人們對其存有懷疑的詞語。從某方面來看，它確實說中了我們女性無意識中進行的一種無法言語的精神行爲（也可以說是由強烈的生存意志證明的直覺）的一個方面。但是，唯其如此，這一詞語是危險的。將蕭紅的創作動機和過程幽閉在“原初”這一詞語中會使人們過分放大其無意識部分而看輕她作爲作家有意進行創作活動的部分，進而降低對作家蕭紅的評價。
可以肯定的是，對之前大多研究者無法解釋的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的轉變，女權主義理論的確從一個女性作家創作的歷史、精神發展的歷史的視角給予了一個恰當的解釋。但是，《馬伯樂》仍然是個例外，這也就是說，這一方法並不是理解蕭紅作品的決定性方法。
本書寫作的目的，就是試圖將從《生死場》到《馬伯樂》的全部作品作爲一個作家一系列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來進行評價。
《蕭紅傳》作者 平石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