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田笠翁

自打我出世，家裏就有個二舅母。二舅母一直住在我家。她從什麼時候來到我家的？我不知道。我只記得二舅母離開我家大約是1959年年底，二舅母爲什麼走了？她去了哪裏？她怎麼再也不回來了？對我來說，過去這都是個謎。

不過，二舅母的樣子我還記得很清楚。她是個清清秀秀的小腳老太太，梳個粑粑頭，走路有點顫顫巍巍的。每天早晨起來，她總是先搬張高腳圓凳子到廚房門口，鬆開她纏盤在後腦勺的髮髻，坐在圓凳子上梳頭。她平時梳着粑粑頭，可是當她梳頭的時候，鬆開頭髮，我才發現她的頭髮很長，人樣子也變了，我覺得好生奇怪，總喜歡盯着她看。她把頭髮梳直，再用篦子篦一篦，然後又七纏八繞，一會兒又變回我熟悉的，梳着粑粑頭的二舅母。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家開了個店。公私合營之後，私人開的店合併成了國營商店，父親也成了單位裏的人，每天都要到十字街一家店裏上班。因爲我家裏小孩多，單位照顧，沒有撤除我家的店面，讓我母親在家開個代銷店，也算是單位職工，每月發工資，這樣既可以工作，又能同時照顧家庭。那年，我母親四十來歲，二舅母比我母親年紀大的多，別人都以爲她是我家奶奶。

母親在前面操持店務，二舅母在後面負責家務。每天早上，二舅母自己梳完頭，還要爲我幾個姐姐梳頭，接下來就忙着掃地、抹桌子，在廚房給我們幾個小孩準備早飯。早飯吃稀飯，是二舅母做的。父親在我們起牀之前就上班去了，臨走前會在飯桌上給我們每個小孩留下二分錢紙幣，我記得紙幣上有一駕藍色的飛機。這錢是給我們在隔壁油條店買早點用的，當年二分錢能買一根油條，或一塊燒餅。配上二舅母給我們每人準備好的一碗粥，肚子就填飽了。吃過早飯，我們就高高興興地揹着書包上學去了。

二舅母在家很有權威，每天吃什麼菜，煮什麼飯，都由她說了算，我母親從不干涉，也干涉不了。對孩子們，二舅媽都很喜歡。要是我們犯了錯，母親要打我們，二舅母總會護着。不過，二舅母也有些偏心，她最喜歡的是我二姐和二哥。好像有時候背地裏會多塞一些吃的給他們。

1959年，單位成立了農場，農場在紅石板村後的山坡上。父親被派到農場，晚上還要在農場守夜，幾個月也不回家。從那年開始，家裏的糧食越來越少，父親在農場米也不夠吃。二舅母每天燒飯都得扣一把米，或幾勺麪粉，積攢起來，做成焦面，或者蒸成粉子。等裝滿一餅乾桶，母親就託同事帶去農場給父親 (事後我們才知道，父親並沒有收到那些食品)。

1959-1960年，是糧食最短缺的一年，多一個人就多一張嘴。終於有一天，二舅母離開了我家。二舅母走了，很久也沒回來。我問母親：“二舅母到哪去了？她怎麼老不回來？”母親說：“二舅媽回家了。”我後來才知道，二舅母老家在烔煬河，還有個患侏儒症的兒子。她爲什麼要離開我家？是怕糧食不夠吃，爲我們省下口糧？還是要回家照顧兒子，與他相依爲命？或者兩種原因兼而有之？我不得而知，只能推斷。反正她自從那年回家之後，再也沒回到我家。

巢縣家裏糧食不夠，大城市的供應比巢縣好。1960年春節，我和三個姐姐一起去南京二伯父家過年。年初二那天，伯母帶我們出去玩。伯父對小孩要求嚴格，他說：“南京大馬路很好走，不像鄉下田埂，新街口離家不遠，大孩子不要坐汽車，要鍛鍊，走着去。” 因爲我和四姐年紀小，伯母就帶着我倆乘公共汽車去了玄武湖的動物園遊玩。我二姐18歲了，不能乘車，她自己步行去了新街口。

等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二姐神祕兮兮的在樓梯邊的雞籠裏藏東西。她知道我看見了，就叫我不要講出來。那她藏的是什麼東西呢？她悄悄告訴我，是幾塊麻餅，是買給二舅母吃的。她用紙把麻餅包的嚴嚴實實的，說是不能帶上樓，怕是被別人偷吃了。那時，麻餅對我們很有誘惑力，二姐說，這麻餅我們不能吃，是二舅母的。“二舅母不是回家了嗎？你怎麼給她？”我問。二姐沒回答我。

二舅母最後有沒有吃到那幾塊麻餅？我不知道。不過，我二姐從南京回巢縣後，帶着麻餅一個人偷偷坐火車，到烔煬河去找二舅母。再後來，我聽她說，二舅母死了。因爲鄉下比我們情況更差，二舅母回家之後也吃不飽，後來大概就……

等我長大了，我才知道二舅母並不是我家舅母，也不是親戚，而是我家的保姆。抗戰勝利之後，父親帶着我已故大伯父和堂伯父家的一些孩子回到南京，和我二伯父匯合。一大家人先在石鼓路租了房子住下來。那年頭南京城兵荒馬亂，解放軍快打到南京了。很多人逃往臺灣、香港等地，拋售房子。二伯母和我母親拿出家裏的全部積蓄，在白下路秦淮河邊買了一處舊房子，把全家人安頓了下來。當年的大家庭，親親眷眷，加起來一共二十多口人，擠住在一個大院。我家孩子多，家務重。父親便託烔煬河親戚幫忙找來一名保姆，我們全家人就叫她“二舅母”。

五十年代初期，我父親決定從南京搬家回巢縣老家，因爲我祖父1916年在老家開了個小店，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歇業。父親想重振祖業，在祖父開店的原址上重新開店。二舅母就隨着我家一起回到了巢縣。

時光一晃過了四十年，1992年的一天，二伯父叫我堂弟來通知我，說是南京市要落實房屋政策，白下區房產局要我去一趟。因爲我家解放後搬回了安徽，南京房改時，我家住的那部分房子就全部被私房改造。由於我家既不是資本家，又不是地主，是靠父親工資收入和母親的積蓄買的房子。根據政策，老房子可以按照當年的家庭人口數退還我們。

到了房產局，人家不認我，因爲老房產證上寫着我父親的名字。房產局要我開一張我父親是我父親的證明，才能繼續辦理。好在我的人事檔案上父母和兄弟姐妹名字都有，我找單位給我開了一張證明，把我父母和八個子女，一共十人的名字都寫在了上面。

可是到了房產局，人家搖頭說，這名單有問題，老檔案上只有九個人的名字，是根據當年的戶口簿填寫的。1957年房改時，我妹妹才兩歲，她當時在亞父鄉抱書橋的奶媽家。我猜想父母一定忘了把她名字寫上戶口簿，於是就給辦事人員解釋。沒想到，辦事人員卻說：“你家當年有九個人，其中也沒你的名字。”我一聽有點發蒙，房改那年我都快上小學了。父母怎麼沒把我當作家庭成員寫上戶口簿？就算他們忘了寫，除了我和妹妹，家裏還剩八人，怎麼會是九個人呢？

辦事人員倒也沒爲難我，他把當年登記表上的名字一個個讀給我聽。我一聽名單，突然明白了。的確，辦案人員沒說錯，是我錯了，我忘了我們家的另外一個成員，她就是二舅母。

時間過的真快！二舅母離開我們家將近六十年了，轉眼間，我們也老了。但是我們並沒忘記她。我二姐一直珍藏着她和二舅母的一張合影照片。後來有了電腦，我用掃描儀把這張照片製成了電子版，發給了兄弟姐妹。這樣，二舅母就又回到了我們身邊。

補記：看到我寫的這篇回憶，我二姐又給我補充了二舅母的一些信息。二舅母在我家幫工十幾年，積攢了不少工錢，準備留着今後回家養老。到了我家最困難的時期，她拿出養老錢買食品給我們小孩吃。後來，二舅母見我家糧食不夠吃，自己也老了，她的一個拉板車的侄兒那年家裏死了老婆，家裏還有幾個小孩沒人照應，這樣二舅母就回烔煬河老家了。

那年在南京過完春節，我二姐帶着麻餅去烔煬河找二舅母，下了火車，不知到哪裏才能找到她。這時想到了烔煬河街上的親戚，楊家老姨娘。老姨娘領着我二姐到了二舅母老家的村子。我二姐回憶說，當她推開二舅母的家門，就像掉進了萬丈深淵，二舅母家的草屋頂四處透亮，屋裏積了好多雨水。她絕想不到二舅母會住在這麼破舊的草屋裏。鄰居告訴她，二舅母人已經沒了……。我二姐說，她永遠不會忘掉那一刻的感覺，也永遠會記住二舅母的名字。她叫馬瑞貞。

最憶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