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邕说的「朕非五胡」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广弘明集》卷10）。
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宇文邕是鲜卑人，按说应该是五胡之一，可他为什么说出「朕非五胡」这样的话，难道他不认可自己的鲜卑人身份，认为自己是汉人吗？
另外，宇文邕的民族政策是什么？
谢谢！
我们要明白在「汉唐时代」的东亚世界，有且仅有一个名唤「华夏」的高级政治文化共同体在中原地区存在，周边地块的任何一个地方酋邦政权都必须向中原政权与华夏文明看齐，方才能够实现自身组织方式与文明程度的提升，进而在自家部落或酋邦，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向古代国家进化，或者直接入主中原，与北方汉人豪族，成为中原地区的适格统治阶层。这种不断向秦汉制度、华夏文化进化的进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不断发展自身集团的必由之路，别无他途，否则没等自家琢磨出来一条全新的体制模式就会被别的抄了汉制化近路的北族所消灭。
换言之，当时所谓的【华夏】、【北胡】、【南蛮】只是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条件下的一种政治文化组织形式，我们顶多可以称其为【某某文明】、【某某族群】，而并不能称得上是近现代语境里的【民族】。换言之，当时胡人眼中的本族传统其实更偏近于迥然不同于中原农耕文明的某种地域性的风俗，就像我们现代人回家乡时所面对的那些迥然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农耕文明地域习俗，与其说是所谓的【民族认同】，倒不如说是【文明代差】。
宇文邕所来自的【宇文部】本身，在族属上曾经是【匈奴】别部，也就是【匈奴】核心氏族以外的一个被【匈奴】部落联盟「滚雪球」到一起的一个草原或山谷部落，在匈奴之前我们并不知晓它来自何方。等到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以后，【宇文部】作为【匈奴余部】被整合到新兴的【鲜卑】部落联盟之中，成为【东部鲜卑】的一部。后来【宇文部】在十六国的混战中，被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击溃（公元345年左右），连部族组织都被打散了，从此成为一个连部落架构都没有的「姓氏」，散落在燕山南北与阴山南麓，直到六镇之乱打破了北魏的统治秩序，这才给了宇文泰一支建立关陇本位的魏周政权之良机。
曾经以酋邦形式组织起来的【宇文部】，其实早已在公元345年以后便已经逐渐和其他酋邦一样，跟随著北魏汉化之进程，成为了融入到华夏社会的【宇文氏】了。那么，对于活跃在公元560年-576年间的宇文邕而言，酋邦式的【宇文部】已然是二百年前的祖先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怎么可能去「完全认同」清朝中后期自家祖先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宇文邕，一个从小生活在长安宅邸里的「官二代」又怎么可能会去认同自家祖先在二百年前的游牧酋邦？
宇文邕所生活的时代，前有北魏诸帝后持续百年的华夏化体制建设、中有元魏迁洛以来的深层次全面华夏化革新，近有其父宇文泰的关陇本位缔造魏周体制，在这长达一个半世纪积累华夏化以后的宇文邕，怎么可能形成对曾经的【宇文部】与遥远的【匈奴别部】的认同？
至于【鲜卑】认同，这个就更难了，【匈奴】、【鲜卑】本身就是塞北地区族群的大杂烩，它并不是一个内部纯粹、一致且稳定的共同体，它只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泛称，实质上就是一个松散的塞北族群大合称而已，落不到实处的。宇文氏又不是拓跋氏家的宗室或贵姓，即便强调自己的姓氏族属，也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无论【鲜卑】还是【宇文】，都无法带给宇文泰一家以实际利益，对于宇文泰而言，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怎么去认同？对于宇文邕而言，从小生活在同州长安宅邸，长大后便进了长安皇宫，让他去认同一个和柔然、突厥、吐谷浑一样的二百年前的游牧祖先？可能么？
如果说宇文泰、高欢等魏末军阀第一代还会因为他们的边镇成长经历，而带有浓厚的北族风气，如果说高澄（521年生）、高洋（526年生）兄弟等「高二代」还因为较早接触政务军务而沾染了一定的北族风气，那么像宇文邕这种在大统九年（543年）以后出生，直到其父去世（556年）前后方才趋于成年的「周二代」，完全丧失了接触任何北族风气的可能。西魏在宇文邕出生当年的邙山大败中，已经把颇具北俗的武川镇人马拼光了，宇文泰便是在这一年开始推行其府兵制改革的，而府兵的来源已经大比例以关陇人为主了。从此以后的西魏北周政权，并不是一个鲜卑化的政权，而是一个套著周礼周制与鲜卑姓氏的关陇政权，一个除了高层柱国基本上都是关陇人的政权，无论周礼周制还是鲜卑姓氏，都是宇文泰「借壳上市」的幌子，目的只有一个——形成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关陇地区资源的高级政治共同体，一个可以抵抗东魏北齐政权的强力军政权。
对于在这种情形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关陇政权皇帝的宇文邕而言，【胡】不是他，更不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关陇政权，而是塞北的突厥、西海的吐谷浑、海东的高句丽、西域的诸国，以及仍旧处于鲜卑故地的契丹与库莫奚。北周政权在宇文泰的大统建基时期便开始高调宣扬自己的【复古从周】，宇文邕自然不会傻到白白浪费了三四十年来宇文氏的cosplay。私以为，在长期cosplay周制的环境熏陶下，宇文邕可能已经不认为自家是在cosplay了，宇文邕的自认可能就是「周」。
对于宇文邕而言，「朕非五胡」的潜台词可能是：「朕即周帝，自非五胡」。
当然，我们也需要结合宇文邕当时的灭佛运动来看这句话。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胡人君主、胡人贵族与胡人民众是北方佛教的主要赞助者与信仰者，所以可能在当时的语境中，「佛」与「胡」之间是高度关联的。宇文邕既然要崇周道，自然要以儒学为「正教」，那么在灭佛运动上，宇文邕便可以一石二鸟地与胡人、佛教划清界限。与胡人划清界限是为了宣示自己的华夏正统，与佛教划清界限则是为了从寺院地主手里搜罗大量财富与人力，两者都是为了「东征北齐」的战略目标。
综上，宇文邕之所以说「朕非五胡」，是因为：
- 宇文邕的成长环境远离【胡族酋邦】
- 宇文邕的周帝身份归属【华夏认同】
- 宇文邕的父辈长期复古【周制周礼】
- 宇文邕的伐齐大业需要【灭佛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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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联系上下文，断章取义只看这四个字是万万不可的。光谈精神领域而忽视某个事件前后的实际情况更不可以。
其实往深了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宇文邕说自己「非五胡」所以像以前的胡虏之君一样崇佛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他为灭佛所找的借口。
但真正人所共知的「非五胡」，建康立国的东晋与南朝的崇佛之风也并不小，尤其是号称「江左建国，莫斯为盛」的梁代，梁武帝与昭明太子萧统父子二人均在佛教义理上深有造诣。而这也并没有影响萧梁在北朝士人当中的影响力，高欢就曾经如此担忧道：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所以他这个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那周武帝口中的正教又是什么呢？与西域「佛」相对的自然就是中土「儒、道」。
而【广弘明集】中记载的周武帝一反常态厌恶起佛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说是道士的挑唆所致：
帝以得志于天下，一无虑也。然信任谶纬，偏以为心。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门并著黄衣，为禁黑故。有道士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箓躬服衣冠。有前僧卫元嵩，与宾唇齿，相扇惑，动帝情，云僧多怠惰，贪逐财食，不足钦尚。
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众所周知南朝曾经掀起时间跨度极大的佛道争端，上至天子，下到僧道纷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乃至互相攻击。
周武帝最初想用的抑制佛教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和南朝这种一模一样类型的「论义理」，通过文化人之间的理论撕逼希望得出儒道高于佛教的结论，通过辩论确定三教地位之后，这样自己就有抑佛的充足理由了嘛：
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云内教外教也，练心之术名三乘，内教也，救形之术名九流，外教也。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谦谦也。帝览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
然而尴尬的就是，北周文人士子的文化水平实在让人抓鸡，不但达不到南朝那种一谈起佛道高低问题恨不得百家争鸣的本事，还被一个僧人道安法师吊打满朝「朝宰」。道安法师在【二教论】中提出「佛内儒外」，并将儒道捆绑，从而得出佛教高于二教的结论。
以下为本人幻想当时场景:朝堂之上，周武帝手捧二教论，泪流满面抱住不知哪个臣子的大腿，
"求求你，求求你，写篇文章反驳一下吧！"
"陛下，对不起。臣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
总之，深深无助于满朝文武文化水平之低的周武帝，靠论辩贬低佛教的原有目标失败了：帝览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
所以，事已至此，周武帝已经别无他途，只能捡起之前佛教为戎俗这一观点，作为抑佛的理由了。所以武帝提出「朕非五胡」，不能说与他标榜自己文化正统没有关系，但更多是出于论辩失败的无奈，不得不采取此理由抑佛。
主要是为灭佛找理由吧。
其实三武一宗灭佛和今天的打击免税避税区原因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因为佛寺免税，税收压力只能转移到民众头上，然后民众只能把田产甚至自身都卖给佛寺，还有明朝给士绅的投献，各种宣扬抗税的《五人墓碑记》更是广为流传，灭佛成功了还能雄起一把，虽然后来还是被佛家支持的隋杨篡位了，明朝是收税不超过，只能各种加饷，然后有个驿站工人失业了。。。
日本人川本芳昭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里对此认为宇文邑已经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胡人了，到隋代马上建立的时代，这些之前的胡人后代建立了华夏认同，也很正常吧。
北周武帝是我很惋惜的一位帝王，如果他不早死，估计没隋文帝什么事，赵翼说「古来得天下之易者，未有如隋文帝者」。回到「朕非五胡」这句话：
注意他说这话的时间，一是在禁佛之后，二是灭北齐以后，当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会死，就跟苻坚统一北方后要伐东晋一样，准备统一天下。（史料辨析在后面）
所以，我对「朕非五胡」的解读很简单：
一是，他作为天王（皇帝），他要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也就是要回到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体制。他不想当五胡那样璇起璇灭的皇帝；
二是，他的文化认同是儒家的或者汉魏的，实际上，要重回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体制，必然要接受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儒家，因而，就需要排佛排道。三教合一，也是以儒为主，佛道为辅。
三是，他作为一个个人，他的儒家修养比较高，相对于三武一宗灭佛的其他几位，他的方式非常柔和，没有杀戮，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体恤民情、勤政爱民的一面。
以下是史料：
广弘明集卷八-周灭佛法集道俗议事：
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门。并著黄衣为禁黑故。有道士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录躬服衣冠。有前僧卫元嵩。与宾唇齿相扇惑动帝情云。僧多怠惰贪逐财食。不足钦尚。
至天和四年岁在已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时议者纷纭情见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论。是非更广莫简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佥议如何。时议者陈理无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义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须极言陈理。无得面从。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辩其真伪。天和五年（公元570年），鸾乃上笑道论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云内教外教也，练心之术名三乘。内教也，教形之术名九流；外教也，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谦谦也。帝览论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乃经五载至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岁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
广弘明集卷十-周高祖巡邺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
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十一月四日，上临邺宫新殿。内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书人表。于时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览表曰：君二教也，圣主机辩特难酬答，可思审之。对曰：主上锋辩名流十方，林亦早闻，正以闻辩故来，得辩无爽云云。乃引入。上阶御座西立。
诏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条别自申，勿广词费。林乃上安抚齐余省减赋役事。帝备纳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专论俗政，似欲谄附君人。 其实，天心护法，自释氏弘训。权应无方智方高奇，广宣正法，救兹五浊，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归依回向受其开悟。自汉至今，逾五百载。王公卿士遵奉传通，及至大周顿令废绝。陛下治袭前王化承后帝，何容偏于佛教独不师古。如其非善，先贤久灭；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废佛之义，臣所未哓。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奏曰：佛教东传，时过七代。刘渊篡晋，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称为五胡。其汉魏晋世，佛化已弘。宋赵符东，久习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请如汉魏不绝其宗。 诏曰。佛义虽广，朕亦尝览。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歖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事者无征，行之多惑，论其劝善，未殊古礼。研其断恶，何异俗律。昔尝为废，所以暂学。决知非益，所以除之。.....林以佛法沦陷、冒死申请，帝情较执，不遂所论。
说明：要断这句话的真伪，就需要对《广弘明集》的史料性质作出判定，参看：刘林魁：《广弘明集辑录文献来源及其客观性考辨》或者《广弘明集研究》。其次，要了解北周政局的的演变，参看吕春盛《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吕春盛在书里对北周武帝灭佛的相关观点及其成败作了辨析；第三，是比较三武灭佛这一贯穿魏晋南北朝的现象，参看张箭《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但我不太认同，他对北周武帝儒家信仰的结论。我是觉得，无论北周武帝是认同鲜卑还是认同汉族，他作为一个帝王，都要汉化，实质是编户齐民体制。这也是阎步克所说的防波堤，也是历史在北朝走出的原因，据李培栋的研究，南北朝后期，统一的动力来自北朝，而非南朝。
以上。
五胡是谶语「五胡次序」中的五胡的意思，和现在说的「鲜卑匈奴羯氐羌」不同。
一更：
问了一下中国古代史老师，他认为这段话更多的表明宇文邕认为自己和十六国的那群胡人不一样，但并不是说宇文邕认为自己不是鲜卑人或者不是胡人。一定要说华夏认同或北周认同的话，感觉略牵强。
建议参考陈勇的《从五主到五族》这篇论文
西魏/北周
东魏/北齐
本身两家就是滑稽错位，高氏本汉人，出身六镇，支持他的都是旧北魏中的北方六镇军事贵族，自身也以胡人自居。
而宇文氏则是在汉族人为核心，汉化胡人为辅的关陇贵族支持下，早已汉化。
没啥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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