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发布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该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其对内方针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接著，孙中山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发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立即著手组织政府的工作。成立政府须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因此，通电各省抓紧成立参议院，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职权。1月3日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一致同意：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许可权》。临时大总统以总统府作为办事机构，下辖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等9个行政部和4个直属局。各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次长由大总统简任。

同盟会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虽然，同盟会员任总长的仅陆军、外交、教育三部，但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员。行政各部的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实际情况是：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内务总长程德全卧病，司法总长伍廷芳任南北议和代表，无法管部务，故上述各部悉由次长代理，采纳「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

孙中山对各部的行政建设极为重视，要求十分具体，故南京临时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虽人数不多，各项工作皆井然有序，效率甚高。

然而，孙中山并不以此为满足。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同盟会原定的革命方略并不相符。这一方略「为纲有四，其序有三」：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当时清廷尚未被推翻，南北和议虽在进行，尚不知结果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理应组建极端强有力的军政府，还谈不到通常宪法范畴内的总统制与内阁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但当时的革命党人，除了孙中山，业已把原定的革命方略束之高阁了。

孙后来忆道：「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孙文学说》）

据李剑农分析，当时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仅积怨于满清朝廷，以为把皇帝推翻了，大家便安乐了。

「代表会是代表知识阶级的，分子已极复杂，立宪派和革命派混在一起，他们的心理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要更进一步，除了要推翻清皇位以外，还热心希望共和宪政的实现.。立宪派代表本没有看见过同盟会所定的革命方略；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也不曾把往日所定的革命方略放在心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面临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财政部在提交参议院的呈文中对这种状况有一个概括：「今自军兴以来用途益繁，支出之数不下亿万。所有田赋、漕粮、盐课、茶课、税捐等项向为入款之大宗者，今则一无可恃。即各行省有继续征收者，而机关林立，实成分划之形，事权分歧，甚于前清之世。中央政府文电交驰，催令报解，迄无一应，财政状况行将陷入无法律之悲境。」

财政收入一文不名，财政支出却动辄逾亿。仅军费一项便成了无望解决的难题。1月上旬，临时政府发行定额军需债券一亿元，但由于其发行区域只限于革命党人控制的少数地盘，且债券多被各省都督预先领出，以低价销售，故该公债实际仅募得500万元。

为了争取列强在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在《公告友邦书》中承诺：（1）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2）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能变更其条件；（3）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予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之权利，国民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但孙中山的妥协并未引起列强的积极反应。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捣乱分子」，或者以为他只是一个「来自广东省的地方性人物」，「只是放大炮」，根本不具备充当全国领袖的资格。在他们中多数人看来，袁世凯是「唯一可以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列强驻华使节通过不同途径敦促清廷起用袁世凯，并给予袁各种形式的资助。

1912年初，孙中山批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为抵押、中日合办该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张謇、章太炎当即表示异议：「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矣！」并以辞职相要挟。孙释道：「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各省（包括上海）独立后，几乎都遭遇财政困难。

上海一宣布独立，首当其冲的就是财政问题。各支敢死队不下千人，纷纷索饷。李平度答应先为他们筹一个星期的伙食费，然而募集的经费无异于杯水足薪。一天夜里，陈英士接到于右任的告急电话，说民军正在闹饷，要焚烧都督府，他不敢回去。后来，他对熊希龄说，在上海「无一事不需现款，无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疮，万分支绌，而沪上一隅之地，关税则恐掌于外人，厘赋则多归于苏省，此地乃销金之窟，无处筑避债之台。」

当时云集上海的本地与外地的军人数万，嗷嗷待哺，每天财政部尚未开门，就有数以百计的人围在门口，都是来要钱的。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沈缦云吃尽苦头。他任经理的信成银行垫款，不足则毁家继之，前后垫款达30余万两，仍不足敷用。信成银行，以周舜卿出资最多。缦云儿子焕唐说，信成银行实为上海光复经费之源泉。此言不虚。沈缦云本人亦说，「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

南京攻克之后，各路民军进城，秩序一片混乱。张謇在日记写道：「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数十万。」张謇遂出面由各商会筹集20万元，「不足尚多」。

江苏多地大抵因财政问题而宣布独立。,例如，回到故乡常熟的徐兆玮写道：「大抵此次独立，半为财政问题，金融恐慌达于极点，非独立无以自存。」

财政困难亦是促成南北和谈的关键所在。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写道：中国「每一个党派都在与最尖锐的财政困难博斗：失去往日财源的政府正在设法签订借款协议」，「政府希望用借款来维持自己并削弱没有税收这一办法的对手」。

高拉尔德所说的政府是指清政府，所谓「对手」指的是南方革命政权。那时南京临时政府尚未建立。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立即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宣布由他本人与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和谈事宜。

清廷由度支部侍郎而暂署大臣的绍英，每日每时操心的就是借款。此时的度支部库空如洗。各处要款的奏折似雪片飞来，度支部皆无力应对。各省要款少有允准，即便允准，也不见到位。各省上奏自借外债的几乎都批准了。

50岁生日那天，绍英赋诗志感：「本知天命原无息，夙夜兢兢善自全」。向列强借款无著，未独立的北方数省不是财政窘迫，便是拒绝上交赋税，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头脑简单的隆裕太后责问内阁为何不采取军事行动镇压革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总是推托：「国库空虚，饷糈匮竭，兵马不发」。于是，皇室不得不一再拿出窖藏金银，交给度支部。即使拿到了这笔约有两千万两的巨款，袁世凯还是认为没有钱，无以言战。他对绍英说：「欲战则兵少饷绌，欲和则君主立宪宗旨难保，惟有辞职」。1月16日袁世凯领衔内阁成员密奏，要求改君主立宪为共和政体，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财政困难：「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酬款之法，罗掘俱穷」。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告诉莫理循：「他最大困难是财政上的困难」，因而迫切需要列强承认，以便得到借款。

袁世凯在北京遭遇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在南京也未能幸免。孙中山在组建政府时宣称：「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临时政府成立后，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仍然制定了许多财政法规，这些法规袁世凯上台后虽然未能认真施行，对后人却有借鉴意义。

但南京政府始终为财政所困。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南京的财政部显然优于北京的度支部。但无米之炊，终究难以为继。财政支出远超财政收入的政府毕竟难以维持。财政部不仅难以支付十余万军队的薪饷，连临时政府的日常开支也无力保证，甚至一度出现财政部金库只剩下10元钱的危局。

比财政困难更使孙中山难以招架的，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要他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的巨大压力。在妥协势力包围下，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但袁仍不放心，表面上通过电报同伍廷芳就停战撤兵、国民议会、临时政府和清帝退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暗地里却密令唐绍仪留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孙中山辞职和袁继任等问题。

与此同时，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率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胁迫清廷召开皇族会议，宣布共和。2月13日，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次南北和谈以袁世凯篡夺最高权力而告终。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三个月，便退出了政治舞台！

「总括一句，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满清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满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亚于清帝退位。尔后一二十年的中国政坛被这一事件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让位于袁世凯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若归顺民国便可举为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南方各省军政府，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若袁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这一方针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黄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说：「项城（即袁世凯）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南北议和在上海开始五天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分别公开声明，只要袁氏「不再延误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只是「暂时承之」，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必定让位。

革命党人何以产生拥袁以建共和的心理？总括当时的言论可归纳为三点：（1）「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

列强拒不承认南京政府，乃是孙中山被迫奉行「举袁」方针的重要原因。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急切地盼望在外交上得到列强的承认。可是，新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举袁」方针，显然与列强对南京方面的态度密切相关。孙中山也一再提出以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他辞职、举袁为总统的条件。

孙中山曾忆道：「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同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

南京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是孙中山「举袁」的又一重要原因。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遭遇如此危难的财政困境。新政府成立伊始，便有这样的传闻：「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支付各部总长的薪金。」

军饷是南京政府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黄兴为这个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同样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脱，临时政府一些重大决策，不得不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如何看待袁世凯问题上，孙中山的思想后来陷入了混乱之中。他一会儿说：「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一会儿又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慈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

此时的同盟会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孙中山也无力改变这种状态。

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团体。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就因经费问题对孙中山大加攻击，要求免去孙的职务。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回沪后，发表宣言：「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并认为不必等孙中山归国，说「有欲待孙君归国始正名号者，此无异儿童之见」，还说什么「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临时政府一成立，章太炎即脱离同盟会，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长。后又将其改名为统一党，并宣称「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

在解释这一段历史时，孙中山沉痛地说：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得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

太平天国失败于领导集团内讧，辛亥革命失败于同盟会组织涣散。两者的失败同样可以归结于领导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