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的出現，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鹹豐元年（1851年）歲次辛亥，洪秀全在這一年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六十年一甲子。宣統三年（1911年）歲次又是辛亥，孫中山在這一年被公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六十年風水輪流轉。洪秀全與孫中山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洪、孫都是廣東人。前者是花縣人，後者為香山縣人。彼此家鄉僅相距一百多公里。孫中山從小就十分敬慕這位廣東同鄉。翠亨村有一位太平軍老兵，叫馮爽觀。他時常對孩子們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有一次在聽講中孫中山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說：「洪秀全滅了滿清就好咯！」馮爽觀摸著孫的腦袋說：「你真是洪秀全第二呀！」此後在與同伴嬉戲中孫常以洪自居，以後在香港學醫期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戚友皆呼孫、陳、尤、楊為「四大寇」。陳少白憶道：
「我等每遇休假，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失敗，清人目之為寇；而我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興中會革命史要》）
孫中山立志做洪秀全這樣的「大寇」，此其一。
其二，洪、孫兩人都受洗加入基督教。洗禮是基督教為新入教者舉行的儀式，所有入教者都須受洗。洗禮形式和禮儀各教派不盡相同。洪秀全是1843年讀了《勸世良言》，按書中所言，自行施洗的。孫中山是1883年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的。此後他熱心傳教佈道，其長達40年的革命生涯始終與基督教休慼相關。例如他創建的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其誓約都冠以「當天發誓」字樣，「是亦一種宗教宣誓的儀式，從基督教受洗之禮脫胎而來者也。」又如，興中會成立時，
孫中山「率先宣誓，將左手置於開卷的《聖經》上，高舉右手，懇求上蒼明鑒，以示矢志革命，卒底於成。」（莊政《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
總之，在入教後長達42年的時間裡，孫中山從來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也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基督教徒身份。他在1922年明確指出：「予始終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為基督教信徒，予之子、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丈、岳母、予妻、予妻之姐、之弟、之妹，甚至連襟至戚，固無一而非基督信徒也。」甚至在逝世前一天，他在病榻上還執著教友的手說：「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為我國人民去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一樣。」他還用手指著宋慶齡囑咐何香凝道：「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後望善視之，不可因其為基督教人而歧視之。」
或許同為基督徒的緣故，洪秀全1851年稱天王，到1864年病逝恰巧十三年；孫中山1912年任總統到1925年病逝，也是十三個年頭。
其三，洪秀全創建的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同樣建都南京。
其四，洪秀全在南京設立的天王府就是後來孫中山入住的總統府。兩府舊址皆為清朝兩江總督府。
其五，洪秀全與孫中山同屬
「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這是辛亥年流傳於陜西西安的一則民謠。宣統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年號。宣統三年（1911年）是晚清長期積聚的社會矛盾達到總爆發的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的一年。宣統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駐在武昌城內外的新軍發動起義，攻佔總督衙門，清朝官吏遁逃。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翻開傳統中國的史冊，大凡一個王朝行將覆亡之際，市井坊間每每出現一些民謠，這個辛亥年也不例外。這一年革命黨人杜仲慮從太原趕到西安，與景梅九等謀劃反叛朝廷。一天他倆在南城門邊喝豆漿，杜仰望天空，信口說道：「慧星東西現，宣統二年半」。景即附和說：「這個童謠相傳好久，不知道什麼意思？」賣豆漿的接著說：「就是說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還不亡麼？」
這首民謠遂不脛而走，傳來傳去又有人加了兩句，變成「慧星東西現，宣統兩年半。明年豬喫羊，後年種地不納糧。」再後來就變成：「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今年豬喫羊，明年種地不納糧。」向官府交納錢糧是清代農民應盡的義務。「不納糧」意味著改朝換代。
武昌起義前夕的湖北已連續七年遭洪水侵襲，入夏後又連遭大雨，武漢三鎮「水勢浩大，茫茫無際，登高一望，四圍皆成澤國」。9月12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寫道：「中國長江流域各省的前景非常黯淡……人們將會成千上萬地死去，難民營裏出現霍亂和斑疹傷寒。一位知名的中國人昨天對我說，前景從來沒有這樣糟糕，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水災和饑饉的威脅。」
「全國饑民，數逾千萬，迫饑寒而死者，道路相望……乃反觀滿清政府，從未聞有一粟一粒之施。」武昌起義軍佈告全國的檄文將其列為「不可不急起革命」的理由之一。
清廷民心喪盡並非從此刻起。晚清重臣岑春煊哀嘆：
「獨居租界，惟聞四方土崩瓦解，望風歸順。自來民心離散，疆宇喪失，殆從無如是之速者。蓋禍機早伏，一觸即發，民之離散久矣。」（《樂齋漫筆》）
歷史學家呂思勉寫道：
幼時聞父老言：滿洲兵未入關時，明兵望而畏之，一滿洲兵可走明兵數十百人；及辛亥光復，聞人述杭州、西安事，亦一漢人可驅數十百滿洲人，非力之不格也，亦非降北之必獲免也，此所謂士氣也……此所謂土崩瓦解，非復人力所可支障者也。轉移莫捷於士氣，而成敗存亡系焉。」（《士氣》）
江蘇巡撫程德全在武昌起義後致電內閣道：「竊謂今日之大患，不患革黨之猖獗，而患人心之渙散；不患武昌之失陷，而患各處之響應。果能收拾人心，以杜響應，則武昌不足平，革黨不足弭也；否則鄂亂雖指日戡平，而革命異說深入人心，由來者漸，人人有思亂之機，處處有蠢動之勢，危急存亡，事機甚迫。」
對五齡童宣統帝來說，程德全的預言不幸言中了。武昌首義一聲槍響，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各省紛紛響應，宣佈獨立。武昌起義與各省獨立的局面是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長期以來積蓄力量、艱苦奮鬥的成果。大批同盟會員深入新軍，聯絡會黨，建立分支機構，積極為武裝起義準備條件。
宣告獨立、脫離清廷的十四省，其中有九個省是革命黨人在省會發動武裝起義實現獨立的；有五個省採取「和平獨立」的形式，這是由於全國己處於高潮之中，上述各省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或接近成熟，清朝官吏不得不從權應變，採取承認現實的態度。上述十四省脫離滿清政府的局面，構成了辛亥革命的全貌。
獨立的各省形成了兩個中心：武昌集團以黎元洪為首，上海集團以陳其美為首。雙方皆力爭籌建臨時政府的主動權。各省代表11月下旬議決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督執行中央政務。
接著，十四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舉行,籌備成立中央臨時政府。12月2日，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隨即齊集南京。
孫中山是在美國丹佛得知「武昌為革命黨佔領」這一消息的。但他並沒有立即啟程回囯，而是認為自己「當儘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
孫中山將外交重點放在英國。在他看來，今後革命的成效取決於列強的態度。「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英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外交之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同時也努力爭取其他列強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11月2日，孫中山離開紐約赴倫敦。11月21日由倫敦到達巴黎，24日由馬賽乘船回國。孫中山到英、法二國活動的重點放在借款上。他在倫敦發表《告世界書》：「中國革命運動目前的狀況，恰似一座乾燥樹木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騰起熊熊烈焰。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50萬英鎊。」
他在巴黎會見東方匯理銀行經理西蒙時開門見山地提出：「能否立即或在最短期間內，貸款予革命臨時政府？」但是歷時兩周的外交活動以失敗告終。英、法二國的銀行家並未被他說服。西蒙表示，只有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全國都承認和接受的正式政府，他們才能在財政上幫助革命黨。
1911年12月25日，在經歷了16年海外流亡生活之後，孫中山回到上海，受到黃興、陳其美等和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孫中山歸國前，《申報》就刊載專電說：「聞孫汶向歐洲某國購定戰艦十八艘，暫不付價，已將契約訂妥。」不久，該報又刋載專電說：「聞孫汶有書寄黎元洪，囑其千萬不可議和。孫汶不日啟行至滬，帶回大兵艦三艘，其駕駛皆為留英學生。」所以孫中山一上岸，記者就紛紛詢問：「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答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莫理循事後寫道：「孫中山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為孫中山隨身攜帶巨額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於所傳他帶來鉅款卻很難說。據我瞭解，實際上他什麼錢都沒有帶來。一旦此事為人所知，人們很可能會對他產生反感。」
孫中山從海外歸來使革命派的聲勢大振。但此時的形勢對革命方面甚為不利，同盟會已趨於解體。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在上海另行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並與共進會、文學社取得聯繫，共同策劃長江流域各省起義。
共進會和中部總會，或自稱同盟會「行動隊」、「實行者」，或「奉東京本部為主體」，並依然尊重孫中山、黃興的領袖地位。但在政綱闡釋、組織工作與起義策劃方面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自行其是傾向。同時，一部分加入同盟會的光復會會員，1910年初在東京正式成立光復會總部，與同盟會分庭抗禮。名義上統一的同盟會實際上已經一分為三。
1911年12月30日，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在上海召開。與會旅滬各省分會部分負責人通過了孫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國同盟會意見書》，並改訂同盟會暫行章程。《意見書》在肯定武昌起義以來革命形勢發展的同時，指出同盟會內部分歧已被敵人所利用，出現了「貪夫敗類，乘其間隙，遂作莠言，以為鼓簧，漢奸滿奴則又冒託虛聲，混跡樞要」的局面。「在臨時政府組織之間其禍乃大著。」
《意見書》還不點名地批駁了章太炎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調，指責此論「於本會所持之主義而亦懵之，是儒生闒茸之言，無一粲之值」。這一論調是章太炎針對在鄂同盟會員譚人鳳等的主張提出來的。武昌首義後，譚人鳳等電請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前往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章氏誤以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還說什麼：「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此論一出，立憲派和舊官僚如獲至寶，恨不得同盟會即刻解散。
《意見書》分析當時的形勢是「漢陽復失，虜軍尚在，勝敗之數，未能逆料」，革命黨人必「先自結合，以成堅固不破之舉」，然後「廣益其結納，羅致碩人，以閎其力」。
《意見書》強調指出：革命黨人的責任決不限於推翻清廷，也就是「不卒之於民族主義，而卒之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意見書》認為，同盟會「今日之急務」乃「靈敏機關，剔除敗類」。
整頓同盟會是組建臨時政府必要的準備。孫中山抵達上海次日，即與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密商組織統一的中央政府問題，試圖建立一個以革命黨人為主體的新政府。會議決定舉孫中山為總統，「分途向代表示意」。晚間又在孫的住所研究組織方案。在討論政府的組織形式時，與會者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宋教仁主張實行內閣制，孫中山表示反對，理由是「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餘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之贅疣，以誤國家之大計。」
孫中山的意見首先得到張靜江的支持，其他與會者也都同意孫的主張,宋教仁遂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
會後宋教仁、黃興乘火車去南京。12月27日在江蘇諮議局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提出三項議案：一、改用陽曆；二、起義時用黃帝紀元，今應改為中華民國紀元；三、政府組織形式採取總統制。經過討論，第一、二項獲全體贊成，但考慮到民間傳習已久，在陽曆下仍注陰曆節候。至於第三項，宋教仁仍主張內閣制，多數贊成總統制，於是照案通過。會議並決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隔日選舉臨時大總統。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45人舉行會議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議首先揭曉昨晚預備投票結果：孫中山、黃興、黎元洪三人有候選資格。選舉以每省一票為原則，共十七票。滿投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當選。選舉結果：孫中山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前者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得知後，即電各省代表會表示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本人不贊成選他為臨時大總統，也不贊成成立臨時政府。用他的話來說：「總統就是總統，臨時字樣，可以不要。」孫中山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歸國前四國銀行團和東方匯理銀行都表示：要到中國正式成立政府以後纔有可能進行借款談判。後來孫中山曾指出，臨時政府向外借款所以沒有結果，同南京政府是臨時政府有關。
各省代表會選出臨時大總統後，即議決特派湯爾和、王寵惠、陳陶怡三人去上海迎接孫中山到南京就職。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時，孫中山乘坐專車前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上海有一萬多人到車站送行。當天下午，專車由下關入城。南京城內萬人空巷，歡聲雷動。「新總統沒有下火車改乘汽車，而是把他的車廂調到通往城內的鐵軌上，坐火車前往總督衙門。」臨時大總統府就設在前兩江總督衙門。黃興、陳其美等護送孫中山從車站入總統府。
當天晚上，舉行就職典禮。鳴禮炮21響後，代表會公推景耀月致頌詞，孫中山宣讀臨時大總統誓詞：「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民國。」
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天，孫中山發布就職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該政府的任務是「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其對內方針為：「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政之統一」、「財政之統一」；對外方針是：「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接著，孫中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並發布通電，規定「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出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立即著手組織政府的工作。成立政府須設立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因此，通電各省抓緊成立參議院，參議院未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職權。1月3日由各省都督代表組成的臨時參議院一致同意：孫中山提出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臨時大總統以總統府作為辦事機構，下轄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等9個行政部和4個直屬局。各部設總長1人、次長1人。次長由大總統簡任。
同盟會領導人在臨時政府中擔任了重要職務。雖然，同盟會員任總長的僅陸軍、外交、教育三部，但各部次長除湯薌銘外，都是同盟會員。行政各部的實權主要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
實際情況是：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僅一度就職，內務總長程德全臥病，司法總長伍廷芳任南北議和代表，無法管部務，故上述各部悉由次長代理，採納「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原則。
孫中山對各部的行政建設極為重視，要求十分具體，故南京臨時政府各部門工作人員雖人數不多，各項工作皆井然有序，效率甚高。
然而，孫中山並不以此為滿足。臨時政府的組織形式，與同盟會原定的革命方略並不相符。這一方略「為綱有四，其序有三」：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
當時清廷尚未被推翻，南北和議雖在進行，尚不知結果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理應組建極端強有力的軍政府，還談不到通常憲法範疇內的總統制與內閣制孰優孰劣的問題。但當時的革命黨人，除了孫中山，業已把原定的革命方略束之高閣了。
孫後來憶道：「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知識太低耶？」（《孫文學說》）
據李劍農分析，當時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僅積怨於滿清朝廷，以為把皇帝推翻了，大家便安樂了。
「代表會是代表知識階級的，分子已極複雜，立憲派和革命派混在一起，他們的心理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要更進一步，除了要推翻清皇位以外，還熱心希望共和憲政的實現.。立憲派代表本沒有看見過同盟會所定的革命方略；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也不曾把往日所定的革命方略放在心裡。」（《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就面臨極為嚴重的財政困難。財政部在提交參議院的呈文中對這種狀況有一個概括：「今自軍興以來用途益繁，支出之數不下億萬。所有田賦、漕糧、鹽課、茶課、稅捐等項向為入款之大宗者，今則一無可恃。即各行省有繼續徵收者，而機關林立，實成分劃之形，事權分歧，甚於前清之世。中央政府文電交馳，催令報解，迄無一應，財政狀況行將陷入無法律之悲境。」
財政收入一文不名，財政支出卻動輒逾億。僅軍費一項便成了無望解決的難題。1月上旬，臨時政府發行定額軍需債券一億元，但由於其發行區域只限於革命黨人控制的少數地盤，且債券多被各省都督預先領出，以低價銷售，故該公債實際僅募得500萬元。
為了爭取列強在財政上的支持，孫中山在《公告友邦書》中承諾：（1）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為止；（2）革命以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能變更其條件；（3）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予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之權利，國民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但孫中山的妥協並未引起列強的積極反應。在他們看來，孫中山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搗亂分子」，或者以為他只是一個「來自廣東省的地方性人物」，「只是放大炮」，根本不具備充當全國領袖的資格。在他們中多數人看來，袁世凱是「唯一可以從目前的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列強駐華使節通過不同途徑敦促清廷起用袁世凱，並給予袁各種形式的資助。
1912年初，孫中山批准以漢冶萍公司財產為抵押、中日合辦該公司為條件，向日本借款500萬日元。張謇、章太炎當即表示異議：「何至以此區區數百萬之款，貽他日無窮之患，為萬國所歡矣！」並以辭職相要挾。孫釋道：「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
此言並非危言聳聽。各省（包括上海）獨立後，幾乎都遭遇財政困難。
上海一宣佈獨立，首當其衝的就是財政問題。各支敢死隊不下千人，紛紛索餉。李平度答應先為他們籌一個星期的伙食費，然而募集的經費無異於杯水足薪。一天夜裡，陳英士接到于右任的告急電話，說民軍正在鬧餉，要焚燒都督府，他不敢回去。後來，他對熊希齡說，在上海「無一事不需現款，無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瘡，萬分支絀，而滬上一隅之地，關稅則恐掌於外人，釐賦則多歸於蘇省，此地乃銷金之窟，無處築避債之臺。」
當時雲集上海的本地與外地的軍人數萬，嗷嗷待哺，每天財政部尚未開門，就有數以百計的人圍在門口，都是來要錢的。滬軍都督府財政部長沈縵雲喫盡苦頭。他任經理的信成銀行墊款，不足則毀家繼之，前後墊款達30餘萬兩，仍不足敷用。信成銀行，以周舜卿出資最多。縵雲兒子煥唐說，信成銀行實為上海光復經費之源泉。此言不虛。沈縵雲本人亦說，「為發滬軍軍用票而致破產之信成銀行即為周家產業」，「上海商家為革命直接損失之巨，以周氏為最。」
南京攻克之後，各路民軍進城，秩序一片混亂。張謇在日記寫道：「欲江寧之回復秩序須設置民事，欲設置民事須客軍出發，欲客軍出發須財政數十萬。」張謇遂出面由各商會籌集20萬元，「不足尚多」。
江蘇多地大抵因財政問題而宣佈獨立。,例如，回到故鄉常熟的徐兆瑋寫道：「大抵此次獨立，半為財政問題，金融恐慌達於極點，非獨立無以自存。」
財政困難亦是促成南北和談的關鍵所在。法國駐華武官高拉爾德寫道：中國「每一個黨派都在與最尖銳的財政困難博鬥：失去往日財源的政府正在設法簽訂借款協議」，「政府希望用借款來維持自己並削弱沒有稅收這一辦法的對手」。
高拉爾德所說的政府是指清政府，所謂「對手」指的是南方革命政權。那時南京臨時政府尚未建立。
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立即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宣佈由他本人與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直接電商和談事宜。
清廷由度支部侍郎而暫署大臣的紹英，每日每時操心的就是借款。此時的度支部庫空如洗。各處要款的奏摺似雪片飛來，度支部皆無力應對。各省要款少有允准，即便允准，也不見到位。各省上奏自借外債的幾乎都批准了。
50歲生日那天，紹英賦詩志感：「本知天命原無息，夙夜兢兢善自全」。向列強借款無著，未獨立的北方數省不是財政窘迫，便是拒絕上交賦稅，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頭腦簡單的隆裕太后責問內閣為何不採取軍事行動鎮壓革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總是推託：「國庫空虛，餉糈匱竭，兵馬不發」。於是，皇室不得不一再拿出窖藏金銀，交給度支部。即使拿到了這筆約有兩千萬兩的鉅款，袁世凱還是認為沒有錢，無以言戰。他對紹英說：「欲戰則兵少餉絀，欲和則君主立憲宗旨難保，惟有辭職」。1月16日袁世凱領銜內閣成員密奏，要求改君主立憲為共和政體，其中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財政困難：「戰地範圍過為廣闊，幾於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酬款之法，羅掘俱窮」。2月12日宣統帝宣佈退位後，袁世凱告訴莫理循：「他最大困難是財政上的困難」，因而迫切需要列強承認，以便得到借款。
袁世凱在北京遭遇的財政困難，孫中山在南京也未能倖免。孫中山在組建政府時宣稱：「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臨時政府成立後，儘管遇到重重困難，仍然制定了許多財政法規，這些法規袁世凱上臺後雖然未能認真施行，對後人卻有借鑒意義。
但南京政府始終為財政所困。從制度設計層面看，南京的財政部顯然優於北京的度支部。但無米之炊，終究難以為繼。財政支出遠超財政收入的政府畢竟難以維持。財政部不僅難以支付十餘萬軍隊的薪餉，連臨時政府的日常開支也無力保證，甚至一度出現財政部金庫只剩下10元錢的危局。
比財政困難更使孫中山難以招架的，是來自方方面面的要他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的巨大壓力。在妥協勢力包圍下，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但袁仍不放心，表面上通過電報同伍廷芳就停戰撤兵、國民議會、臨時政府和清帝退位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暗地裡卻密令唐紹儀留滬，繼續與伍廷芳祕密磋商孫中山辭職和袁繼任等問題。
與此同時，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率北洋將領聯名通電，脅迫清廷召開皇族會議，宣佈共和。2月13日，清帝退位次日，孫中山辭職。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這次南北和談以袁世凱篡奪最高權力而告終。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中山組建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僅僅存在三個月，便退出了政治舞臺！
「總括一句，當臨時政府組織時，一般人的心理已註定南北和議的成功；已註定滿清皇帝的命運全操在袁世凱手裡；已準備俟滿清皇位推翻後，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作袁世凱的酬勞品；已準備在袁世凱作總統的時候，便得到共和立憲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議尚未成功時，新產生的中華民國的命脈已落到袁世凱手裡去了。」（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其影響不亞於清帝退位。爾後一二十年的中國政壇被這一事件打上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孫中山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中讓位於袁世凱的？
武昌起義後不久，在南方各省就出現了鼓勵袁世凱反正，宣傳袁若歸順民國便可舉為總統的輿論。以黎元洪為代表的南方各省軍政府，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若袁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這一方針一直為革命黨人所奉行。黃興12月9日複電汪精衛說：「項城（即袁世凱）雄才大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
南北議和在上海開始五天後，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分別公開聲明，只要袁氏「不再延誤承認共和政體，必可選為共和國總統」。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後，兩次致電袁世凱表示，臨時大總統一席只是「暫時承之」，只要袁世凱擁護共和，他必定讓位。
革命黨人何以產生擁袁以建共和的心理？總括當時的言論可歸納為三點：（1）「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於漢族總統」；（2）外國輿論主張舉袁為總統，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舉袁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
列強拒不承認南京政府，乃是孫中山被迫奉行「舉袁」方針的重要原因。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與許多革命黨人一樣，急切地盼望在外交上得到列強的承認。可是，新政府接連三次要求列強予以承認，都沒有收到任何答覆。臨時政府成立後，繼續推行「舉袁」方針，顯然與列強對南京方面的態度密切相關。孫中山也一再提出以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作為他辭職、舉袁為總統的條件。
孫中山曾憶道：「我所完全信賴的一些朋友們，在當時對中同內部關係有更確切的知識，他們以袁世凱得到外國列強的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的鞏固來說服我。」
南京政府面臨的嚴重財政困難，是孫中山「舉袁」的又一重要原因。世界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新生的政權遭遇如此危難的財政困境。新政府成立伊始，便有這樣的傳聞：「可供行政管理費用的稅收，甚至不夠支付各部總長的薪金。」
軍餉是南京政府面臨的最為緊迫的財政問題。黃興為這個問題急得走投無路。各省軍政府同樣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有軍官揚言：「軍隊乏餉即潰。到那時只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
由於財政危機始終無法解脫，臨時政府一些重大決策，不得不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如何看待袁世凱問題上，孫中山的思想後來陷入了混亂之中。他一會兒說：「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一會兒又說：「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慈所誓忠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
此時的同盟會已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而孫中山也無力改變這種狀態。
同盟會本來就是一個鬆散的團體。1907年光復會的章太炎等人，就因經費問題對孫中山大加攻擊，要求免去孫的職務。武昌起義後，章太炎回滬後，發表宣言：「承認武昌為臨時政府」，並認為不必等孫中山歸國，說「有欲待孫君歸國始正名號者，此無異兒童之見」，還說什麼「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纔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
臨時政府一成立，章太炎即脫離同盟會，在上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自任會長。後又將其改名為統一黨，並宣稱「本黨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穩健為第一要義」。
在解釋這一段歷史時，孫中山沉痛地說：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假共和，猶未可得也。蓋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得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戰爭，是以退讓，以期風化當時，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也。」（《致鄧澤如論統一事權與統一籌款》）
太平天國失敗於領導集團內訌，辛亥革命失敗於同盟會組織渙散。兩者的失敗同樣可以歸結於領導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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