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主任、各位老师、各位毕业生、以及在场的家长与亲朋好友们，大家好！

 

四年前，我与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带著有点兴奋、也有点焦虑的心情来到台大社会系；现在，你们的青涩与娇嫩已不复在，我所看到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自信，以及愿意脚踏实地的进取心。社会系的教师很高兴能与你们一同走过这段丰富的学习之旅，我个人也非常荣幸有机会受你们的邀请，来为毕业生上最后一堂的社会学课程。

 

首先，恭喜各位顺利取得了社会系的学士学位。相信我，比起二十年前在我仍是大学生时，这是更难取得的成就。当时社会系传说是台大「四大混系」之一，上课轻松不费力，学生也将心思花在课程以外地方。但是过去四年来，你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无止尽的统计作业、分组报告、读书小组，这些明明是零学分的作业，却花了比上课更多的心神与时间。在课业以外，你们也关心各种社会改革的议题，无论是关于湿地保育、都市更新、还是媒体垄断。在这些活动中，我看到你们展现出社会学所重视的人文关怀与实践精神。作为你们的教师，我为你们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

 

在二十年前，台大校园也流传著「一流学生、三流老师」的说法。我相信你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初那些自以为是「一流的学生」，二十年后成为老师之后，他们的内心是如此充斥著焦躁与不安。这是完美的复仇，也是符合诗学的正义。因此，从四年前，我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要成为学生眼中的「三流老师」。台大对外宣称是「研究型大学」，但是我的实际感受却是，教学的压力却是远比其他学校更大。每次看到讲台下求知若渴的眼神，以及永远无法获得知识满足的心灵，我总觉得自己肩头上的负荷更为沈重。虽然你们的老师不太愿意承认，但是我私底下认为，这就是为何二十年后，社会系终于摆脱了「混系」之恶名。在你们要离开校园之际，我想要说一声，真的很抱歉，为了不想要成为传说中的「三流老师」，让你们承受了超乎寻常的课业压力。

 

在今天的最后一堂课中，我想要谈的主题是「社会学如何能成为一种志业？」。志业是每个人被召唤去从事的工作，它总是带有高度的理想性与神圣性，因为到头来，是志业荣耀了我们，而不是我们从志业中获利。然而，在现今的社会中，志业往往被窄化成为职业，你们身旁关心你的人总是会说，如果你连自己的饭碗都顾不好了，能奢谈什么理念或是抱负？在某种程度范围，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念社会学的人不会比念管理学院的人更看得懂财务报表，也不会比念法学院的人更知道如何玩弄法律条文。除非你们曾花时间自修，要不然你们的网页设计、程式编写能力也不过是普通而已。在职业都还悬而未决的当下，我们真的有余裕去谈志业吗？

 

当前的青年劳动力市场是严峻的，认清这个现实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恐慌。台湾的社会学家将目前20到40岁的年轻人称为「崩世代」，因为他们直接面对了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威胁。大学毕业生的实质薪资在倒退，年轻夫妻也越来越不敢生小孩。「黑手变头家」曾是台湾过去引以为傲的现象，在快速工业化的年代中，「爱拼才会赢」是硬道理。社会学的研究指出，1945到1977年出生的台湾人阶级流动率高达70%，但是后面出生的世代却没享有这样的福气。现在即将踏出校园的毕业生中，能像王永庆一样「白手起家」的机会，是比过去减少许多。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不能理解，年轻人会将开一家个性咖啡厅当成是「小确幸」。事实上，这种现象不只限于台湾。根据OECD的估计，先进国家中约有两千六百万15到24岁的年轻人，是处于失业与失学的状态中。从南欧、北非、中东、南亚到东亚，形成一道「失业之弧」，今年四月底，《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就是「失业的世代」（Generation Jobless）。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许多教育主管的本能性反应即是，要让学生能有一技之长，毕业后可以立即投入工作职场。近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开始走「实务应用风」，各种产学合作、职场体验计划，似乎要将大学变成企业的新进人员训练中心。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出发点良善，但欠缺整体性思考，最终将适得其反的作法。适应今日的业界需求，并不能等同于培养明日的人材。在当前，专业者的工作是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今日找工作时所凭借的技能，可能两年后就过时了。就如同我们不断更新的手机一样，技能的赏味期也越来越短，这意味著我们需要突破以往的看法，仿佛学校是学习，而工作只是应用。新形态的工作打破了构思与执行的分离，要求专业人员不断地自我突破，学习新的技能。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所带来的挑战：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际，人们总于发现永恒的变动是唯一不变的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任务并不应该自我限缩，不能只满足于让学生学习特定的技能，而是在于形塑一种不断学习的能力，培养一种开放的心胸，能够正面因应变动，而不是试图逃避。社会学的专业课程并不能让你们考取特定的证照，除了在大学教社会学，或是在高中教公民课，我也想不到社会学如何能成为一种职业。但是，我认为社会学却能带来一种宝贵的思考训练，使我们轻易地在不同观点之间移转，更能对于他人采取同情性的理解，在看似无可消解的对立之中，找到冲突的关键，并且提出合理的解决之道。理工科学生是在干扰因素都被排除的实验室中进行科学实验；社会系学生却是在开放而复杂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虽然这往往会带来周遭亲朋好友的困扰。在工程师思维的主导下，我们经常将社会问题的解决简化成为技术创新；相对于此，社会系学生相信，社会系统的核心元件是在于具有智慧的软体，而不是效能强大的硬体。因此，社会学关切「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套良善的制度设计，就可以引导出不同的人际互动，如此一来，原先的零和赛局就可以转化成为双赢情境。社会学所培养的学习能力与观点性思考，是跨职业的。是的，念社会学的人仍有可能是棋盘中的小卒子，但是社会学的知识会告诉他们棋盘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如果幸运的话，小卒子如何改变游戏规则。我相信，你们之中，未来会有能写出见树又见林报导文章的记者、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务人员、以及同时兼顾员工权益与组织效能的人事主管。

职业不能取代志业，但是要实践志业，却需要透过职业的管道。有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曾说，我们之所以试著以不同方式来「诠释世界」，因为重点在于「改变世界」。在目前的时代格局下，「改变世界」这种社会学的志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要务。很不幸地，台湾已经进入「赢者通拿、输者无全」的社会。大财团实际缴纳的税率比上班族低，有钱人炒楼、炒股票根本不用缴税，时薪工读生享受不到这样好康，他们还要多缴一笔健保补充保费。为了让企业盖工厂，我们的政府铲平良田，让世代务农的家庭无立锥之地；为了让建商盖大楼，我们的政府强拆民宅，将穷人驱赶出市中心。因此，「改变世界」的要求，不外乎是让我们的社会维持最起码的文明与道德，避免沦落成为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在过去四年里，你们很多人听到了「改变世界」的召唤呼声，有些人积极投入街头抗议，也有些人在幕后从事组织、宣传与动员的工作。青年可以展现这样无畏的热情与理想主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学生身份，这使得志业的追求不用受到职业的约束。在往后的日子，志业的实践却是要依循著职业的逻辑，要「改变世界」就要从你们所负责的业务项目开始。无论你们未来的工作岗位会是在那，如果你们能够对于弱势者的苦难与沉默，多一点耐心与同情；对于强势者的权势与光彩，多一点戒心与保留，这样的一小步就启动了「改变世界」的契机。你们接下来将会发现，许多的社会不公与不义，并不是因为恶人太过于邪恶，而是好人太过于软弱，正是因为他们默不吭声、漠不关心、得过且过，才导致那么多的社会灾难。

德国六○年代学生运动领袖Rudi Dutschke曾说，要改变世界就是要「透过体制内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街头上的「长征」是华丽炫目的，会创造出英雄，吸引别人的目光与掌声；但是体制内的「长征」却是寻常无奇的，在很多时候，是在满足了我们物质需求、人伦义理、亲密关系之后，才能推动这个社会前进一小步。这是一条比较困难，但也比较踏实的道路，要结合职业与志业，在参与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带来世界的改变。

在这个时刻，你们即将踏上人生的长征。作为你们的教师，感觉就像是在月台上送别亲人一样，看著火车慢慢的启动，知道你们将展开一段充满挑战的惊奇之旅。送别者只能透过想像，来猜测接下来的沿途风景，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串连起我们之间的思慕情愫，将会是那股共同感动过我们的社会学志业。

恭喜你们，也祝福你们。